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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教授戴建业：被争议的文人风骨背后
几杯红酒之后，戴建业有些薄薄的倦意。席间，华师文学院退休教授张三夕提起，戴建业会用英文背诵罗素的名篇，戴建业兴致高昂起来，“当时他们还不相信哩，我就背给他们听。”
那是《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里面的一段。
他的湖北麻城口音英语并不标准，但声调一如往常的激情昂扬。
在坊间，戴建业被称为“网红教授”，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导、古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在拥趸眼里，他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话，绘声绘色地为学生讲述看起来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知识，将原本“死板”的古代人物和古代文学，变得更加“接地气”。
而走红后的戴建业，也因为过于“活跃”而被质疑。有人质疑他为了赚钱而频繁做讲座、录视频、开直播到处“捞金”。去年以来，一篇《华师大教授戴建业：我老婆一盒药五万一，你跟我谈文人风骨?》的文章将争议推到高潮。
面对现实和网上的质疑，戴建业却很少在公开场合进行回应。
人生已过耳顺之年，戴建业说，他最想做一个靠近真实的人，哪怕真实是粗粝的。
7月5日，戴建业在家里专门腾出的“演播室”调试设备，准备录制视频。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知识分子挣钱与文人风骨的争议
今年5月，从华师大文学院退休后，戴建业就一头扎进深居简出的生活，家里朝北的两个房间构成了他的主要活动半径。早上醒来，他开始在书房看书写作，午夜时分，他走进隔壁房间，扭亮补光灯，开始录制视频。
镜头中的戴建业一头短簇的白发，脸上的皱纹里挂着笑意。他双手环抱，两腿微微叉开，这是他的招牌姿势，一口麻城普通话，不时蹦出口头禅“我的个天”“你听懂了没有”，讲到激动处，胳膊有力地挥舞起来。
时间在这个光线有些昏暗的房子里变得混沌不明。到了中午他忘记了饭点，等到肚子咕咕抗议才去厨房下一把面，蔬菜和肉都丢进去煮，然后连锅端到书房继续边吃边工作。楼上邻居和他熟识，担心他一个人无法照顾自己，偶尔也会送来饭菜帮他改善伙食。
半隐居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戴建业不觉得难以忍受，相反，他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盼望很久。
另一方面，网上质疑他的文章却如影随形。一篇《华师大教授戴建业：我老婆一盒药五万一，你跟我谈文人风骨?》的文章自去年他妻子病重时开始出现在网络，到他退休后又再次刷屏。文章称，在一次讲座中，戴建业被读者质疑到处走穴演讲有失文人风骨，他回应称挣钱是为妻子治病，“如果妻子没了，我要这文人风骨有什么用?”知识分子挣钱与文人风骨的争议仿佛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里，他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
事实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因为此事受到争议。去年妻子去世前后，类似文章就出现在网络上，他曾对此做出回应：“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出现利用我太太病情来煽情营销的文章，我发现后立即对相关出版社提出抗议，每次抗议和协商，我都留有截图。后来才知道，不是出版社所为，而是下面的分销商的短视，甚至恶意营销行为，在利用我的信誉和声誉赚钱。如果有人再写此类文章，我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个人权利。”
这一次文章再次热传，戴建业不再公开回应，他解释，有些文章后面附着他著书的盗版链接，“回应了岂不是给乱写的人更多热度?”
戴建业承认，他确实曾向朋友提起过天价药费。五年前，妻子何小平被发现患肺癌晚期，进行靶向治疗，当时靶向药物泰瑞莎是自费药尚没有纳入医保，每盒51000元，每盒30粒，每天吃1粒相当于一天就要花掉1700元，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后来，在一次闲聊中，戴建业把药物发票拍给了大学同学李未熟，李未熟将这一段写进了自己的公众号文章，呼吁降低进口药药价。当时适逢《我不是药神》电影大热，进口药价戳中社会痛点，引发了不少关注。
在与朋友解释的微信对话中，他写道，“许多自媒体写手想当然我到处演讲是挣药费为太太治病。其实这二十多年来，我的稿费收入不错，比一般大学老师高一点，经济能支撑太太治疗。”
戴建业向记者澄清，在讲座上被质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至于文章中提到的“如果妻子没了，我要这文人风骨有什么用?”这句话更是杜撰，他从未说过。
身边很多师友都见证过戴建业陪夫人治病的那段日子。余祖坤既是戴建业的学生，也是文学院的同事，他告诉记者，生病那几年，师母何小平经常夜里发烧，戴建业把妻子送进医院，一守就是通宵，教研室的年轻同事想帮他守夜替换他休息，被他不由分说赶回去。
2020年年初，妻子再次发病入院，医院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仅五百多米。被疫情阴霾笼罩的武汉人心惶惶，戴建业整日守在医院，“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感染，也许会死在妻子之前”，他只觉得内心凄凉。
那年除夕的下午，张三夕听说何小平状况不好，冒着风险给戴建业和妻子送去年夜饭，“当时他(戴建业)就守在何老师旁边，何老师看到我们很感动，那个下午她眼睛都在发光。”
妻子是在2020年元宵节去世的，戴建业所在的文学院教研室的同事们帮忙一起操办了丧事。火化后，戴建业把妻子骨灰带回家放置了半年才下葬，因为妻子“最后一次去医院后就再没能回家。”
旁人称赞戴建业是一个好丈夫，他从来都不承认。年轻时的婚姻长满了倒刺，他和妻子相亲认识，他来自农村，妻子是城里的优渥家庭出身，刚开始时经常吵架，甚至动了离婚的念头，“我年轻时有大男子主义，不懂事”，直到四十多岁，戴建业开始反思，家庭的战争才平息，“我们是典型的少时夫妻老来伴。”他这样评价。
流量漩涡中的戴建业
戴建业成为网红是一次偶然。2018年10月的一天，教研室一位年轻教师兴奋地告诉戴建业，他在某短视频平台“火得一塌糊涂”。戴建业第一次下载了短视频APP，这才得知原来是十几年前“超星名师讲坛”随堂录制的视频火了，仅一个短片段一天就收获百万点赞。
这些爆红网络的片段出自戴建业在学校给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走近大诗人”的选修课。视频里，他夸赞李白“狂得要命，浪漫得要死”，八卦杜甫“跟着大哥一起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调侃陶渊明幽默，“他第一句写得特别隆重，种豆南山下，你以为他种得蛮好，他突然来一句，草盛豆苗稀，种得个鬼田，要是我种得这个水平，我绝对不写诗。”
戴建业赶上了两次媒介形态的风口，他的文字比课堂更早触网。2011年左右，戴建业听说张三夕在写博客，觉得很有意思，回去立刻注册了一个账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喜欢写情绪充沛的随笔散文针砭时弊，一篇《校长，别再毕业典礼上发嗲》痛陈毕业典礼中过多的网络语言媚俗，因言辞犀利受到关注。此后越来越多的泼辣大胆的评论文字见诸各种平台，他的博客还曾被评为网易十大名博客。
7月5日，戴建业在家里给他的硕士研究生指导开题报告。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而真正意义上的破圈还是因为短视频。有一段时间，大学室友李未熟发现动不动就会刷到戴建业的视频，这才意识到老同学是真的火了。
机会伴随着名气纷至沓来，各种出版社和短视频平台找上他，开出了不菲的价格。张三夕开玩笑说，以前戴建业家里是妻子管钱，他身上没什么钱，突如其来的名利让他“亢奋”，再后来，这种亢奋渐渐变得疲惫。戴建业不会开车，有时候办事情张三夕开车捎上他，他经常在车里睡着，“感觉他太累了。”
走红后，戴建业经常在路上被认出来，有粉丝跟在他后面用“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对暗号似的吸引他回头，有时候出地铁会被人围着照相，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个人不能红得太久”“铁因冷却而变硬，人被冷落才清醒”。
另一方面，戴建业开始审视流量的意义，他慢慢摒弃对短视频的偏见，在一个平均年龄25岁以下的视频平台上开了账号，在诗词课上，戴建业的留言区近乎是“零差评”。
但年轻粉丝也不总是买账的。除了讲授诗词课，他也在平台上分享自己对升学、就业、恋爱和婚姻的价值观，他像很多上一辈一样热衷“催婚”，平台负责人曾私下建议他不要提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年轻人的逆反心理，他仍然要大大方方讲出来，“两代人有不同经历和境遇，我只说我坚持的看法，不会去迎合别人。”
歪打正着的“麻普”老师
“为什么戴建业火了?”身边很多人都想过这个问题，这样一门需要坐冷板凳的学科与戴建业的麻普口音和戏谑调侃的讲课方式竟然混搭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未熟说，师范大学生有“三个一”要求，一手好文，一手好字，一口普通话。前两项戴建业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唯独普通话是个翻不过去的坎儿。
1985年，戴建业刚回到华师教书时，走上讲台的第一节课是给中南各省县长学习班上课，他唾沫横飞地连讲两节，却被县长们反馈到学校，要求撤换这个愣头愣脑的年轻教师，因为“听不懂他的麻城话”。
戴建业十分受挫，尽管接下来的两年，他都在恶补普通话，但1985级和1986级的本科生依然有人抱怨“听不懂”，他一度沮丧到怀疑自己入错了行。
因为口音问题，学校一直想把戴建业调离教学岗去做行政，戴建业咽不下这口气，“也不是不能去行政岗，但不能因为说是我教不了书才去，那多窝囊啊。”他向领导顶嘴，“说我普通话不好，那你怎么听懂我说话的?”
教1988级的学生时，戴建业第一次在课堂上收获了掌声。华师1988级中文系学生印象中，年轻的戴建业戴一副很大的黑框眼镜，“好像整张脸都埋在眼镜里一样”。一位88级的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戴建业上讲台很紧张，语速很快，内容还算中规中矩，但他的情绪非常饱满。讲杜甫时，他会激动得掉眼泪，讲李白时，脸上的表情神采飞扬，每到精彩之处，教室里就会响起掌声。
自那之后，戴建业在华师的名声越来越大，2010年起，华师研究生会评选“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全校七千多名研究生，戴建业获得了四五千张票，一举夺魁。
华师大中文系2017级学生彭诗雅曾经上过戴建业的本科专业课程。那是一门由多位老师轮流讲授的课程，但学校教务系统只显示了戴建业的名字。彭诗雅记得，戴建业的那节课并没有固定时间，她经常被其他院系同学打听戴建业什么时候上课，第几周会轮到他上课。
“到戴老师上课的时候，教室不仅满座，就连过道上、讲台边，甚至第一排和讲台中间的缝里都挤满了人。大家席地而坐，一直到教室完全进不来人的状态。”
真实的戴建业课堂没有网络视频中呈现的那样轻松有趣。戴建业对本专业的学生要求极为严格，每节课前他要点名抽学生背诵名篇，背不出来的，他就在点名册上画个标记，下节课继续抽背。
与学生和粉丝一边倒的支持不同，他在课堂用段子讲诗人轶闻，热衷调侃打趣把诗人拉下神坛，这种讲课风格在业内同行里，甚至他的大学同学中，都出现过批评的声音。
张三夕就曾和批评戴建业的“学院派”争论过，对方认为这样的讲课方式太“俗”，张三夕坚持这是适应大众媒介的一种传播方式，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
7月5日，戴建业在书房写作。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戴建业形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现象，喜欢他的人很欣赏他，有些学生走上教学岗位后会模仿他，不喜欢他的人会批评他。
“我从小就喜欢开玩笑”，对于批评，戴建业解释说，“讲课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如果学生都不喜欢听，那讲给谁听?”他对自己的学术和专业有自信，“批评的人只是在网上看到好玩的碎片视频，如果他们完整听过我的课，看过我的学术作品，在专业深度上他们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张三夕对戴建业家里那一整面墙的书架印象尤其深刻，他的一位博士生曾向戴建业借过《存在与时间》，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碰巧”的人生
“我的一生总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地自我选择和精心地自我设计。幸运与倒霉比艳遇还要偶然，成功与失败比中彩还要碰巧。”大学毕业30周年，戴建业写了一篇两万字随笔，将自己的一生总结为“碰巧”二字。
1956年，戴建业出生在湖北麻城一个小村庄里。
戴建业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对他文化教育要求异常严厉，他在自序中回忆，“最常用的教育办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
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投稿，戴建业的一首诗歌被刊登，少年的虚荣心极大膨胀，他开始大量阅读和写作。
1977年，中断11年的高考重启，梦想当诗人的戴建业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尽管多年后，戴建业才知道，他其实考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原本可以填报清华北大。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是父亲下葬的日子，直到父亲去世，父子俩也没有和解。戴建业说，他至今仍不确定，现在的戴建业是否满足了父亲的期待。
这个带着遗憾的年轻人告别家乡，第一次来到武汉求学。大学室友李未熟记得，读书时的戴建业性格内敛，操一口大家听不懂的麻城话，有些农村娃的自卑。
学校伙食满足不了从饥饿里长大的年轻人，早饭是一碗稀饭加两个馒头，如果没吃饱，只能凭饭票加稀饭，不能再加馒头。
“戴建业那身板，那饭量，一看就是饥饿有年，吃完两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下肚，感觉肚子还是个空仓。”李未熟说，戴建业不好意思去加饭，总想撺掇周围人一起去。
“他问人家恩jio不恩jio?同学都听不懂，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加-不-加-饭?”
与窘迫的物质生活形成呼应的是精神上的如饥似渴。被耽误多年的77级大学生无比珍惜读书的机会，校园里到处都是从早到晚苦读的年轻人，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戴建业也是其中之一。李未熟记得，那时候戴建业不仅不会说普通话，英语更是零基础，他经常缠着李未熟问英语音标问题，愣是靠着反复背诵把英语成绩追了上去。也是从这时候起，他开始大量阅读英文原文著作。
英语可以靠记忆学哑巴英语，但普通话却是一个翻不过去的坎儿。毕业实习，戴建业被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学生听不懂他讲课。为了逃避毕业后当老师，他去考了研究生，想着能拖一年是一年，没想到研究生毕业之后还是走上了教书这条路。
意识到“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之后，戴建业索性决定“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率真”，很多身边人都用了这个词来评价戴建业，说他的脾气和他的白发一样直。在一次元旦全校教师大会上，他作为教师代表，激烈直率地批评学校领导的工作;几年前在文学院的一个活动上，戴建业径直走上台指名道姓地当面指责一位领导，这些经历，身边朋友接受采访尚且犹豫，戴建业谈起来毫不避讳。
熟悉戴建业的人说，他身上有一种蓬勃旺盛的表达欲，脑子里想到一个话题不吐不快，就打电话给某位好友，聊起来就是一个小时起步。曾经文学院的同事、好友谭邦和“吐槽”他，平时“妻管严“身上没有钱，打起电话来倒是大方得很。
戴建业有一些固执的坚持，比如上电视节目绝不化妆，要以本来面目示人。四十岁那年，他和自己约定以后永远不说假话。
他试图剥开真实中的不堪，张三夕曾劝阻他，现在还不是时候，“各种各样的议论会干扰你”。在一次演讲中，戴建业还是吐露了部分心声——
“男人好色，文人好名，这些劣根性我样样都没落下。不过，我所在的学科同事，我的朋友和同学，都可以为我作证，虽远说不上高尚，但我大体上还算正派。我一生疾恶如仇，敢说、敢写、敢做、敢当，为此常常惹火烧身。有些话或许稍失偏激，但它们都出自我的内心，有些事可能办得有欠妥当，可那全是因为我缺乏经验。”
“在将来空闲的时候，我会写一篇较长的自传，向世人坦露自己曾经有过哪些鄙俗之念，曾经干过哪些荒唐之行。我讨厌那些装模作样的伪君子，自己既不想更不会生活在谎言之中。”
退休后的生活
4月15日，戴建业65岁了。余祖坤和同门师友为他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生日会，留在武汉的毕业生来了十二三个，都是戴建业指导过的硕士博士。
7月5日，戴建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与记者分享。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余祖坤记得，那天聚会戴建业很开心，他像个老顽童一样戴着卡通生日眼镜，在学生们合唱的生日歌中，笑吟吟地切开一个双层的蛋糕。戴建业有些动容，“他说自己到这个年纪，从来没有这样过一次生日”，自从妻子去世之后，那是戴建业少有的温暖热闹时刻。
5月中旬，戴建业骑上自行车前往华师大校办办理退休手续，拿到了一本红色的退休证。在此之前，学校领导找过他谈话，希望返聘他，南方两座城市向他发出了人才邀请绿卡，他都没有直接应下。
两年前，戴建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5岁退休后希望能找一个安静的书斋潜心读书写作。他想在武汉汤逊湖边购置一间住宅，又或是搬到温暖的南方养老——上了年纪之后，他的口味变得清淡喜欢上了粤菜。
而真正到了退休这一年，戴建业只感到时间紧迫。他打算继续深耕学术，想留下一些更有价值的著述，他还在构思一部几十万字的文化类长篇散文。此外，他和短视频平台签约，要保证一门课程的发布，定期更新视频与直播。
戴建业说，他几乎每晚都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直到最近有些失眠，他说服自己不能再这样熬下去了，第二天又忘得一干二净。
晚上九点多，戴建业会独自出门散步，他步子飞快，脑子里也在飞速运转。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来视频电话，妻子去世后，儿子跟他的联系更频繁了，这时候戴建业会拿出父亲的姿态叮嘱问候儿子的工作，直到视频那头传来小孙女甜甜的“爷爷我想你了。”戴建业的语气瞬间温柔了下来。
上了年纪之后，戴建业越来越爱苏轼。他在课堂上讲，苏东坡在去世之前给弟弟写信，“我可能要死了，你们都不要为我难过，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坏人。”他随即话锋一转，“苏东坡晚年遇到的全是坏人，而且都是要他命的坏人。我们伟大的苏东坡，宽容、善良、厚道，他的心理从来就没有仇恨。”
“苏东坡的所有集子我都有”，苏轼文集1-6卷，苏轼诗集1-8卷，苏诗补注1-6卷等书籍整整齐齐放在书架上，他热切地抽出其中一本，开始讲他对苏东坡的理解。
采访的那个下午，天气变幻莫测。闷热的武汉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书房没有开灯，光线变得晦暗，不一会儿犀利的雨滴打在落地窗玻璃上，空气沉寂了下来。
摩挲着那本书，戴建业脸上呈现出一层柔和的神色。
新京报记者 李照 实习生 张瀚文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
转需！春运核酸检测全流程指南
2022年1月19日，铁路浙江义乌站，工作人员查看旅客的健康码、行程码。
2022年春节出行有哪些要求？
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市、区、旗）人员：严格限制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人员非必要不出行，确需出行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严格限制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县（市、区、旗）。
高风险岗位人员应尽量避免出行，确需出行的须满足须满足脱离工作岗位14天以上，且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所在单位报备。
* 以上出行要求是针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流动
全国最新中高风险地区有哪些？
截至2022年1月20日18时，全国共有18个高风险地区、80个中风险地区，涉及北京、天津、河南、陕西、上海、广东。
中高风险地区实时名单，可查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小程序↓↓
如何查询附近的核酸检测机构？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核酸检测机构】查询服务
1. 微信中搜索“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
2. 点击“核酸检测机构”
3. 根据所在地区进行查询
4.拨打机构电话进行预约
核酸采样时，什么姿势好受些？
鼻拭子：头微微抬高45度，放松脸部肌肉；鼻腔内有酸痛感时，微微松开嘴巴。
咽拭子：头向后仰，张大嘴巴用鼻子呼吸，采集的瞬间，屏住呼吸，恶心反应会轻一些。
注意事项：
做核酸检测前2小时尽量避免进食。
采样前30分钟做到不喝水及饮料、不吸烟、不喝酒、不咀嚼口香糖等。
临检时要减少吞咽动作，不做清嗓子（例如咳痰吐痰）的动作。
2022年1月10日，天津市和平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证明48小时怎么算？
疾控专家表示，从科学上讲，核酸检测48小时阴性证明应该从采样之时开始算时间。报告时间与采样时间之间的时间差，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具体计算方法应以当地要求为准。
乘火车、飞机对核酸检测有什么要求？
坐飞机：大部分航空公司官网均公布了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开始时间及截止时间认定标准。
坐火车：12306手机客户端已提供购票出发地与到达地疫情防控政策实时查询功能。购买机票成功后，航空公司一般会发送包含登机防疫政策信息的短信至购票预留手机号，可注意查收手机短信。
全国部分机场、火车站都已推出核酸检测服务。
2022年1月18日，广州南站迎来春运高峰期。
行程卡带星号怎么办？
到访地右上角的“*”星号标记表示过往14天行程中存在包含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
如果行程查询结果有严重偏差，或查询不到行程，可联系所属运营商客服核查（电信10000/移动10086/联通10010）。
健康码赋码有误怎么办？
可拨打当地疫情防控咨询电话进行核实及变码。
31个省区市疫情防控咨询电话怎么打？
北京市 010-12345
天津市 022-12345
河北省 0311-66165958
山西省 0351-12345
内蒙古自治区 0471-4860051
辽宁省 024-12345
吉林省 0431-12320
黑龙江省 0451-12345
上海市 021-12320
江苏省 025-12320
浙江省 0571-87115039
安徽省 0551-12320
福建省 0591-12320
江西省 0791-12320
山东省 0531-12345
河南省 0371-85961370
湖北省 027-12320
湖南省 0731-12320
广东省 020-84451025
广西壮族自治区 0771-12320
海南省 0898-12345
重庆市 023-12345
四川省 028-12345
贵州省 0851-85904623
云南省 0871-12320
西藏自治区 0891-12320
陕西省 029-12320
甘肃省 0931-12320
青海省 0971-8802789
宁夏回族自治区 0951-1232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991-519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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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防疫要求
做好出行安排
健康方能团圆！
（综合自国家卫健委、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通信行程卡、新华社、生命时报等）
来源： 人民日报微博
父亲帮27岁儿子还网贷：不敢显老 怕老板把我辞退
来源：中国青年报
刘兴旺记录应还款项的笔记 受访者供图
刘兴旺在工厂车间 受访者供图
刘兴旺每个月要吃的药 受访者供图
一开始赢了，接着是输。输多了，就借钱赌。
银行、网络平台、民间机构、同学朋友，刘舟都借遍了。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信用清单”布满孔洞。
这个27岁的年轻人堵不住那些洞，他的劳动履历是一条虚线，长长短短的空白处是失业和欠薪。
直到被催偿的方式吓怕，刘舟终于和他最不愿说实话的人开了口。
“你就当没欠过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父亲刘兴旺知道实情后对儿子说。接下来，他清偿了刘舟近30万元的债务，还有10万元，他仍在“想办法”。
从刘舟2岁起，刘兴旺就外出打工，除了过年时团聚，父子每月通1个电话，每次不超过5分钟。电话的内容，“以前说我学习不好，只知道要钱，后来工作了，说我不知道攒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数据，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刘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对父亲“印象模糊”。时间与空间的隔离造成父子交流的障碍，因为“怕他又要说我”，刘舟刚开始借钱的时候，打算对家里隐瞒。
最终，还是存在于这个家庭数十年的模式再次发挥作用：家里缺钱、父亲给钱。刘兴旺把儿子戳出来的洞一个个补好。
刘舟至今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已经还上的30万元，相当于刘兴旺不吃不喝打工5年的收入。
决定
刘兴旺听见刘舟在电话里哭，他闭上眼睛，手微微发抖，急得不停跺脚。刘舟在湖北武汉工作，刘兴旺在福建福清打工。几十分钟前，是妻子先打过来，说起儿子欠债的事，她哭得话都讲不清楚。
哭声混入机械车间巨大的噪声，刘兴旺心烦意乱。他没怎么听过孩子哭，忽然想起刘舟小时候生病，他和妻子不知所措，在老家的诊所和医院间辗转，娃儿在怀里哭。那种无措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30万元，这个数字太大了。
两年前，刘兴旺在武汉郊区给刘舟买了房，首付款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欠着亲戚3万元。他想，还有谁能借钱？同学、亲戚、同事的名字挨个出现在脑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脸也浮现到他眼前。
55岁的刘兴旺没走出过“车间”，这个湖北农民背着一个包，在广东、福建的十多个市的流水线车间漂了25年。给儿子还债，他顾不上面子，只要存了电话号码的人，刘兴旺就拨过去，试探着“碰碰运气”。很多人一听说借钱就把电话挂了，他会再拨过去，赔着笑。
很快，刘舟的手机收到第一笔钱到账的提醒。他回忆，那一刻自己愧疚、气恼，也稍感轻松——欠的不是小数目，但在赌的时候，“脑子一热就下注了”。
第一次赌，刘舟赚了。他当时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听同事说起一款“湖北快3福彩”软件，当晚就下载了。那段时间，他新交了女朋友，刚换了工作、住所，手头有些紧，想赚点小钱补贴生活。
他不是没听过被赌博毁掉一生的故事，一开始，还给自己划了一条线，输到1000元就不玩了，“怕越输越多”。
几天后，他确实删掉了软件，但只过了两天，他忍不住又下载了。“说不定能回本呢”，刘舟把手上的闲钱都投了进去，很快又输光了。他气得删了软件，等发工资后，又下载了，投注金额也达到一次上千元。
1000元，是刘舟当时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饭钱，它同时相当于刘兴旺在轰鸣车间里工作30个小时、生产200个百叶窗或175个空调出风口的报酬。但在网络赌博软件里，它仅仅是四位数里最小的那个，一个轻易就能扔进去的筹码。
在福建福清一家铝合金工厂，55岁的刘兴旺是车间主任，需要待在一线盯生产。他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屋里有一张床，没有衣柜和餐桌，水壶、碗筷、衣物等就摆在几张塑料椅上。
这已是刘兴旺打工生涯里最好的住处。常年独自生活，他很少在具体的层面感受到亲情，但听到儿子求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替儿子还钱。
当选择与家庭相关时，他向来果决。
25年前，他在湖北仙桃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每月收入100元。妻子下岗了，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里。刘舟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他甚至信过偏方，借钱买血输给儿子。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刘兴旺决定去打工。
年轻时，他早上投简历下午就能找到工作。到了2014年，刘兴旺50岁，在一间私人旅馆住了整整2个月，才得到工作机会。“我突然发现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但为了家，他必须扛住，“我不上班，整个家就不能开门。”
这一次，他又为儿子扛下了所有债务。他说不出亲情、家庭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父亲必须要做的事”。
真相很残酷，更残酷的是真相并不完整。努力筹款8个月后，刘兴旺得知，儿子还有一笔10万元、月息25%的欠款没有说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中老实、胆小的儿子竟然会找上私人借贷公司，“他从小缺乏父爱，我也不信(他)有胆量到贷款公司借钱”。
共苦
刘舟最初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懂他。
他活得像一座孤岛，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也无法真正靠近。丢了工作、被老板欠薪，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赌博更说不得。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在一天夜里偶然发现他赌，争吵后两人分手了。
2014年大专毕业后，刘舟给学校一位老师打工，每天负责文印、做PPT，或是在老师接了外面的项目后打下手，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2015年，他找到正式工作，2000元月薪，没有五险一金，实习期3个月，薪资要打八折。熟识的同事说，他被公司的人力部门“忽悠”了。
就业市场对这个学历不高、技能平平的年轻人无法友好，这是他两个月里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刘舟回忆，毕业5年来，他没有主动辞职过。他经历了公司倒闭、业务线裁撤，或是被欠薪好几个月。找一份新工作，又花一两个月。公司有没有社保，他不计较，有时没有劳务合同，他都先干着。
有一次，刘舟连续加班3周，没有休息一天，发工资的前夜，他被要求加班到23点。没有地铁，老板让他打车回家，第二天凭票报销。天亮了，被通知不用上班了，他甚至不敢去公司要个说法。
刘兴旺则总是因为年龄大，被儿子这样的“廉价”年轻人挤掉岗位。他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专生，又有工作经验，是工厂抢着要的技术工人。但每每入职后，工厂都会安排年轻人作为储备干部，跟着他学习。
刘兴旺知道，老板看中他的经验，等年轻人学会了，就会把他一脚踹开。每一次被辞退前，他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快走了。
“年轻人肯拼，还便宜，工厂老板不会讲情面，眼里只有利益。”时间长了，他习惯了这种充满危机的日子，“你无法左右老板的心，就让自己心态好。该做什么就做，该走人走人。”
刘兴旺吃过很多闷亏。有老板承诺付他7000元月薪，第一个月干完，却翻脸不认，只肯付4500元。他还曾在发薪日被辞退，当月工资被扣到只剩几百元。后来他得知，财务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记录他的工作失误：工具用旧了、工作服磨损了、车间内生产原料未摆放整齐、某批次产品工期超了……儿子在职场碰过的难处，刘兴旺都经历过。
刘舟也曾在工厂车间工作过。他读大一时，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实习。每天站在流水线旁，用检测仪器扫描经过眼前的每一块电路板，如果仪器发出“嘀”声，就说明电路板有问题，要拣出来。刘舟左右两边的同事负责检查电路板的其他位置。
回想那个寒假，刘舟仍感到无比压抑。他觉得自己当时陷入“无限循环”，每天工作12个小时，做同一件事，无数一模一样的板子在眼前经过，耳边是机器的轰鸣。“每个人都呆呆的”，有时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大专毕业时，刘舟曾被富士康录取，做技术干部，进去就是6级工人，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觉得学了软件开发，应该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当一个看起来光鲜的白领。
刘舟放弃富士康时，刘兴旺走进新的车间，直到“像毛巾拧不出水，没料了”，再赶往下一个。
事业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中，刘兴旺是打工群体的几千万分之一。他相信勤劳致富，甘愿忍受孤独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期待双手能改变家庭的命运。他重视儿子的学业，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他见识过知识实实在在改变命运的力量。刘兴旺1983年参加过高考，离大学录取分数线差8分。一同考试的同学考上了，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当教授，还在他打工被骗时接济过他。刘兴旺被乡镇企业推荐做委培生，获得了大专学历。1994年南下打工时，他一个月能挣1500元“奶粉钱”，后来，他又挣出了老家小城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和儿子读大专10万余元的学费、生活费。
刘舟并未如父亲所愿，他成绩不好，高考200多分。刘兴旺又琢磨，让儿子努力考个专升本，想办法考公务员，从事稳定的工作。但刘舟觉得，当程序员挺好，收入比做公务员要高。
他赶上过互联网的几波潮头。“创业时代”，仅2015年，中国就有7000多家创业公司获得约5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他给其中一些电商平台、智能硬件产品敲过代码。
在被称为“直播元年”的2016年，他写过直播软件。但他不知道公司的业务涉嫌违法，入职不满一个月，深圳的运营团队就被警方控制，公司解散，没有工资。
共享经济大热的2017年，他在一家共享单车公司工作，等大家写好软件、投产车辆，市场已经被几家大公司瓜分，没有后续投资，公司又解散了。刘舟和离职的同事们创业，做“共享家政”，自费推广和运营，见了几十个投资人，没拿到一分钱。
在比特币价格重新冲上9000美元的2019年初，他还做过比特币交易平台。刚写完代码，公司就哄骗他解除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或补偿。
这些行业每年的产值都以百亿或千亿元人民币计。刘舟被市场从一个风口吹到下一个风口，没飞起来，就经历了“退潮”。他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能力也不够，实在没什么选择。
相比之下，刘兴旺的工作要“土”得多。他卖过数控铣床，做过机械修理工，加工过当时“武钢”都生产不了、依靠进口的一种不锈钢板、铝合金板和五金器件。这些金属，有些作为出风口、百叶窗进入数万家酒店，有些成为几十万个家庭的防盗门、窗棂，还有一些被制成降噪减震板，被港铁公司采购。珠江钢琴厂的钢琴用他们生产的砂纸抛光。
刘兴旺刚开始打工的那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0.19万亿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是4万亿美元，是那时的21倍。早在2010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超过1亿制造业工人每年赚回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
刘兴旺觉得，儿子这一代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苦，花钱却大手大脚。他和很多差不多年龄的工友一样，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回家。下一辈，乃至再下一辈人的生活开销，都要由这些须发花白的人来挣。
他批评过儿子用信用卡提前消费、分期消费的行为，觉得这样会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应该量入为出，但刘舟听不进去。刘兴旺那时不知道，刘舟已经开始用信用卡套现，赌博时一次下注的数额，也提升至上万元。
输了不少钱之后，刘舟意识到，自己被线上博彩骗了。他开始买线下的足球彩票，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是做软件的，懂数据，会看趋势，肯定不会亏”。问题是，刘舟从来不看足球，不懂球，只认识几个世界闻名的球星，偶尔和同事踢两脚。
有一场比赛开始前，他“预感”德国队会赢，专门请了一天假，到银行用信用卡套出2万元现金，全部投注。他在电视机前守到次日凌晨3点，德国队大胜，他赢了7000元，不仅把赌球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还赚了1000多元。
之后他反复告诫自己，再也别赌了，但坚持了不到一周，又忍不住买了彩票。“本想就拿这1000元赌，赢多少算多少，输了就算了。”但输光后，他又不甘心，想把本金赢回来。
那次偶然的回本给了他毫无根据的自信，刘舟的赌注越下越大，希望重演那次“大胜”，结果输多赢少。他开始借微信上的微粒贷和支付宝上的借呗，然后是网贷。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也借了个遍，理由是家里出了事，或是公司拖欠工资。借来的钱全部投入赌球。
接触赌博后的8个月时间，刘舟估算，总共输掉约15万元。这个年轻人从不记账，借来的钱，他随手就申请分24期或36期还，透支未来两三年的全部收入。按照他的计划，自己的收入扣掉生活开销，刚刚够还这些钱。
就在这时，刘舟所在的部门被整个裁掉。一直到两个月后，他才找到下一份工作。
他记不得被欠了多少薪，也算不清欠别人多少钱。因为无法及时还款，他每天都会接到催收电话，还有一个自称“派出所民警”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表示，如果再不还款，银行会到法院起诉他，“有可能坐牢”。刘舟知道做错了事，惹了麻烦，“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警方介入”，立刻慌了神。
此时，他的不少亲戚也接到了催收电话。他一面解释，这些电话是骗子打来的，别相信，一面寻找路边小广告的“私人借贷”，“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注意每一个能够来钱的地方”。
靠着借来的几笔高利贷，他把逾期欠款还上了，却陷入更深的焦虑。每天一睁眼，他就忍不住在脑子里算，那笔钱今天产生了多少利息，距离最近一次还款日还剩几天，“怎么瞒过父母”也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继续赌，继续借高利贷，就是想靠自己把钱还上。”刘舟说，“怕我爸打我、说我。”
拒绝富士康的工作数年后，刘舟意识到，自己只是互联网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每天做的事情也一样，代码永远码不完，工作时间更长，精神压力更大。
刘兴旺不看好儿子从事的行业，他评价，共享单车现在是夕阳产业了。“我的小孩写好软件，没有人要，我从去年8月开始就看到，不行了。”他懂得每一块砖头和大厦的关系，“房地产不行了，我们做铝合金就不行。”
铝合金厂都是排污严重的企业，刘兴旺解释，在这个时代，如果老板还急功近利，是做不成的。厂子年产值20亿元，过去还能偷排污水，现在很难，查得很严，企业的日子也很难过。
保障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打过工，55岁的刘兴旺不知道自己算哪里人，“就像一直在河里游泳，一辈子不能上岸”。因为儿子的事情，他不得不继续游，还能游多久，说不清。
今年3月，他差点被工厂里的储备干部顶替，只因对方学艺不精，老板调研后暂缓了辞退他的计划。50岁以后他找一份新工作平均要花4个月，很多工厂都不招50岁以上的人。
今年过年前，刘兴旺被诊断出患有冠心病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要求他立刻住院检查，确定治疗方案。但刘兴旺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他请求医生“开点药”，被拒绝了，只好重新挂了一个普通号，给医生讲家里的情况，央求“开些保命的药就好”。最终，医生同意开药，但为了避免纠纷，在病历上留下了“患者拒绝，要求吃药”8个字。
刘兴旺楼上的邻居也患有冠心病，今年元宵节夜里突然离世，刘兴旺听到，楼上哭声持续了整整一夜。但他没有选择，只能吃药硬扛。他守着生病的秘密，怕老板知道了辞掉自己。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托亲戚在公益平台上筹了几千元善款。
眼下，这家人的处境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刘舟目前供职的企业，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为了省钱，刘舟不吃早餐，也不再逛街、聚餐。工作之余，他接一些没人愿意接的小项目，虽然报酬只有一两千元，而且“性价比极低”。
本来，刘兴旺每个月要给儿子打7次钱，分别在3、5、6、9、10、20、27日——这些日子是还款日。他每个月吃药要花去800多元，留下200元生活费后，剩下的钱都要拿来还债。但现在，他还要负担妻子和儿子生活的开销，偿还每月3000多元的房屋贷款。
刘兴旺讲述这一切时，一场台风刚刚登陆。作为车间主任，他要组织同事守护好工厂，却突然接到妻子哭着打来的电话，只说和儿子在家吵架后离家出走了，却不说原因。刘兴旺急了，又给儿子打电话。
刘舟支支吾吾了快10分钟，才边哭边说，他和妈妈一个月前在支付宝上借了3000元钱，今天要还500元，但娘儿俩都拿不出钱。这笔欠款，刘舟一直瞒着刘兴旺，“我爸已经够苦了，不想再给他增加负担”。
刘兴旺听完，气得大吼：“之前反复问你有没有事情阴到我(湖北方言，指瞒着我——记者注)。到这个地步了，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说了。你到底还差别人多少钱？”
得到“2.7万元”的答复后，刘兴旺叹了一口气：“你就差这些钱啊？不差别的钱啊？你别哭啊，我来想办法。工资没有就没有了，没钱你和我说，我给你还，你也别操心了，在家安安心心过日子，千万别在外面借钱了。”
欠条接连不断落在刘兴旺肩上，他感到疲惫。“我得做好还有下一笔的心理准备。”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家庭就毁了啊！”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收入不稳定的刘舟仅凭一张身份证，就能从各种途径借出超过50万元。他也不能理解，自己和儿子通过诚实劳动，为什么就没法稳稳当当地按劳取酬。
但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怀有信赖，就开始给所有能想到的人或部门写信，既是为了求助，“也希望挽回更多陷入深渊的年轻人和家庭”。
刘兴旺给国家信访局写过信，给刘舟借过钱的所有正规机构的负责人写信，包括马云、马化腾、招商银行董事长、个人网络贷款业务负责人……只有国家信访局给他回复，此事不在受理范围，建议他向属地公安机关反映问题。
幸福
打工的这25年，刘兴旺在家中不可或缺的位置，是一个又一个数字砌成的，不可撼动，却又充满遗憾。他缺席了儿子从2岁起的每一个生日、每一次毕业典礼，他从没陪儿子去过游乐场，更不用说出门旅行。父子俩都找不出二人的合影。刘兴旺隐约记得，最近一次拍合照是在2004年，洗出来的照片因为年久和保存不善，已经很模糊了，留在湖北老家。
儿子15岁那年，父亲打工的工厂请来一位“专家”，给员工讲“子女教育”。刘兴旺至今记得，那位专家说，小孩在10岁前跟着母亲长大没问题，但10岁后，一定要有父亲介入。“我们这些打工的，哪个不是生存不下去才出来了？”他苦笑，“说实话，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能有饭吃，能活命，就不错了，讲不了那么多。”
尽管事实上难以顾及，刘兴旺心里对儿子的教育还是留有遗憾。他觉得，如果刘舟长大的过程，他能陪伴左右，父子关系会亲密，儿子也许早早就会求助，不会借那么多高利贷。也许自己不会像老婆那样溺爱孩子，会看住他，限制他每天打游戏的时间，他就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刘兴旺说，如果重新再来一次，他宁可一家人颠沛流离，也要让孩子在身边长大。
刘舟开始赌博的那一年，一无所知的刘兴旺还常常因为儿子感到欣慰。过去20多年，他每个月发工资后，自己只留下几百元生活费，剩下的全都给娘儿俩过日子。儿子上班了，他偶尔给家里一两千元钱就行。那年过年时，他还和刘舟计划未来：“儿子你安心工作，我再奋斗几年，给你在武汉买房子，办个首付，我们一起慢慢还贷款。”
按照这位父亲当时美好的期待，自己打工的日子就要望到头了：“再过几年，就不孤孤单单了，能过一个平凡人过的生活。一家三口聚在一起，一日三餐有饭吃。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期盼。”
在刘舟赌博欠下的债务面前，刘兴旺“平凡人”的愿望不得不延期实现。“我打拼一辈子，没干出什么事业，欠了一屁股债，跟老婆孩子关系也不好。”他说，“觉得人生特别失败，这么辛苦，本来是想他们过得好一点，现在希望破灭了，也不敢再有希望了。”
除了想办法赚钱帮儿子还债，这一次，他不敢再“缺席”儿子的生活。在新闻里见过太多因还不清债务选择自杀的年轻人，他最怕儿子走上这条路。
父子俩一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间隔两三天。刘兴旺主动打过去，问工作情况，叮嘱不要熬夜。每次筹到钱，他会给儿子“报喜”，说不要担心、不要瞎想。过去在和父亲的通话中，刘舟很少主动开口，现在他偶尔也会问：“你身体怎么样了？”
互相关心的几句结束，通话就会陷入沉默。刘兴旺引起话题，叮嘱刘舟不要再赌，不要再借钱，多读书才能有稳定的工作。
“他又开始批评、说教，‘质问’我。”刘舟很不爱听，“他永远在说我，上学的时候说我成绩不好，老找家里要钱。参加工作了，一直说我态度不认真，老跳槽，说我不攒钱、乱花钱，还说我不努力。有事没事，(他)都要说我应该多看书，多看新闻，少玩游戏。每次打电话(他)都说，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也说。”
上一顿团年饭，父子俩在餐桌上大吵一架，积压的情绪倾泻而出。两人都气得一天没吃饭，但话说开了，他们都觉得，那是父子之间最能互相理解的时候。
刘兴旺坦言，自己之前完全不了解儿子，只知道他频繁地换工作，但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他每天在想什么。
刘舟也说，现在才能理解父亲过去的许多叮嘱。“那都是他吃过的亏。”刘舟说，“我体会过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但现在他把这些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在外面上班那么辛苦，为了把我养大，他付出了很多。道理以前我也知道，现在么，更切身体会到了。”
刘兴旺没什么爱好，他偶尔和工友打牌，或是在一周仅能休息半天的时候，到市区转转。这些消遣现在都没有了，他说每一分钱都要用来还债，日子“抠抠索索”。
在武汉的共享单车公司写程序时，刘舟听说了一个叫“望京”的地方。当时老板放话：“挣了钱，所有人都搬到北京的望京去！”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很繁华吧？”刘舟询问着，“我去过一次北京，参加亲戚婚礼，很快就结束了，连天安门都没看到。”现在他不想那么多了，只想公司稳定，发工资就行。
在知道儿子欠债的事以后，刘兴旺的头发全白了。他的眼窝深深下陷，有同事说他“看起来像70岁的人”。于是，他每个月都要专门把头发染黑，选择穿着款式青春的运动服。
“否则老板进工厂一看到，就要把我辞退，怕人在厂里出事。”刘兴旺说，“我不敢显老。”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刘舟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嘉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热烈欢迎！这个男人落户杭州，上热搜了
今天
#好人因见义勇为落户杭州#
上了社交平台同城热搜榜
12月3日上午，刚派送完邮件的向达勇匆匆赶到杭州余杭区良渚街道施家湾社区服务大厅，他搓了搓微微冻僵的双手，郑重地从余杭公安良渚派出所户籍民警手中接过了《居民户口簿》，“没想到我做了件小事，政府这么关心我！”这意味着从即日起，这位湖南籍外来务工者拥有了余杭户籍，成为了一名新余杭人，也意味着他将得到更多由当地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
2019年年底，余杭区邮政分公司良渚分局投递员向达勇在派件途中遇见有人呼救，他二话不说跳入河中救起落水女子后悄然离开，直至10多日后被救女子家属上门答谢才为众人所知，他也因此被余杭区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然而，向达勇救人并非偶然，三年前他的儿子不幸溺水身亡，也是从那件事起，向师傅留心学习、研究网上各种溺水急救知识，也不管学不学得会、用不用得上。他说，“自己小孩救不到，我没办法，如果碰到别人意外，我一定要救的。”
他的事迹经《浙江卫视》、《新华社》客户端等媒体报道后，纷纷给予点赞。之后他又被授予“最美余杭人”、“杭州好人”等荣誉。今年11月19日，在全省第五个“见义勇为宣传日”先进表彰会上，向达勇被杭州市人民政府记二等功。
“有了余杭户口，我就可以去申请廉租房了。”向达勇告诉记者，他唯一的儿子已在一次溺水事故中身亡，他的妻子常年患病目前已回湖南老家照顾老人，一家子的收入来源全指望他一个人。目前他租住在良渚街道东塘河村某农户家中，10多个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900元，此次取得余杭户口后，他考虑向相关部门申请廉租房，“听说租金只要四五百块钱一个月，水电费也会便宜很多。”
余杭区公安分局基础防范大队教导员钱云峰告诉记者，2017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被县级以上政府或设区的市级以上人力社保等部门评为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优秀农民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的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可以在当地申请常住户口，不受其他条件限制。钱教导员说，向达勇正是我省首个因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而落户的人员。
余杭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姚卫星表示，今年以来，我区共表彰见义勇为行为108起198人，确认人数占全市总量的37%，其中，向达勇荣获杭州市政府二等功，9人荣获区政府嘉奖。
来源：余杭公安 【记者：徐冉 通讯员：金炯明】、杭州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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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杭州交通918
为什么明星都爱成立个人工作室
宋宇晟 袁秀月/中国新闻网
光鲜亮丽的明星背后，究竟存在多少隐秘的角落？
今年4月以来，演员郑爽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此事发酵的同时，有报道称多个明星工作室注销，这引发公众对于中国内地娱乐圈资本的好奇：光鲜亮丽的明星背后，究竟存在多少隐秘的角落？中新网记者进行了梳理调查，试图一窥其中的资本秘闻。
不过，在我们即将要讲的这个故事里，眼下引发巨大关注的郑爽并非主角，如果真要选出一个主角的话，“明星工作室”也许更为合适。
资料图：郑爽。中新网记者 翟璐 摄
内地工作室制度从何开始？
2005年，中国内地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一年，知名经纪人王京花与华谊兄弟五年合作约满后，率领旗下包括陈道明、刘嘉玲、梁家辉、夏雨等在内的知名演员跳槽。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对十几年前华谊兄弟在内地电影圈的地位没有直观感受。简而言之，说当年的华谊兄弟占据着圈内半壁江山，都稍显保守。世纪之交，导演冯小刚在国内开创的电影贺岁档影响至今，和华谊兄弟有着深入合作的他更是带火了相当一批演员。
王京花，也远非今天的普通经纪人。她曾一手捧红李冰冰、任泉、胡军等多位艺人，被业内称为“金牌经纪人”，据说也是杨天真的偶像。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京花从华谊兄弟出走，可以说在当时引发了内地娱乐圈“地震”。
资料图：华谊兄弟创始人、董事长王中军。陆欣 摄
虽然华谊兄弟创始人之一王中军当时对外界表示“华谊缺了谁都可以”，但娱乐圈规则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变化。
华谊兄弟开始建立艺人工作室制度：将每位艺人都分配在一个量身定做的组里，每个组都由一个大经纪人、小经纪人、艺人助理、企宣组成，艺人被当成品牌打造。
工作室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借用公司的资源进行个人整合，而效益也与原公司分成。明星在签约的经纪公司旗下开工作室，到现在也是较常见的模式，艺人得到更好服务，公司也可借此绑定知名艺人。不过，这种模式较适用于大牌明星，而且公司与艺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难以解决。
也是在那段时间，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郑爽，开始进入影视圈并崭露头角。2009年，校园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让郑爽进入大众视野。她凭借楚雨荨一角，迅速从圈内新人成长为“流量担当”。那一年，郑爽18岁。
视频截图：《一起来看流星雨》
把明星当作IP
走红后的郑爽片约不断。2010年，她主演的《一起又看流星雨》播出；2011年，她出演的电视剧《武则天秘史》《凰图腾》以及电影《画壁》《无极限之危情速递》等作品播出或上映。这位才20岁的年轻演员，已有了“明星相”。
这当然不只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背后还有电视台自制剧回归的大背景。
2008年前后，电视台自制剧重回观众视野。湖南卫视的《一起来看流星雨》就是这一时期“自制剧”的代表之一。有研究认为，此类“自制剧”一方面消化电视台选秀节目艺人，另一方面也培养有潜力的演员。《一起来看流星雨》中，曾经《快乐男声》的选手俞灏明、魏晨属于前者，张翰、郑爽则明显是后者。
乘着电视台自制剧发展的东风，郑爽在那几年出演了大量影视作品。
《一起来看流星雨》剧照
几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艺人在合约期满之后，选择自立门户。
2010年前后，周迅、李冰冰、任泉、黄晓明、陈坤、苏有朋均成立个人工作室。当时在大多数人意识中，明星工作室大多依托于知名度较高的艺人。各家工作室也时常被媒体拿出来比较，甚至连员工年终奖等都被当作指标来对比。
梳理以往报道，当年内地的明星工作室规模还不大，一些工作室只有十几名员工，而明星本人则成为其工作室的符号乃至品牌。今天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明星可以看作是其工作室支撑保障的一个IP。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罗云鹏 摄、供图、陈超 摄、李学仕 摄、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自左至右）
随着行业从业者数量愈发庞大、影视综作品愈加丰富，明星工作室的注册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企业信息查询系统“企查查”统计了2011年至今十年间我国艺人经纪企业注册量的变化。结果显示，一直到2019年，艺人经纪企业注册量都呈现逐年增长态势。
2013年，上海郑爽影视文化工作室成立。根据企查查显示的内容，在郑爽曾经或仍旧担任法定代表人的7家工作室中，这家成立时间最早。
按当时情形分析，这家工作室应与和湖南卫视关系密切的天娱传媒有关，并未独立运营。
企查查截图
明星工作室的多重可能
但很快，明星工作室就开始显现出更加市场化的一面。
明星成立个人工作室，远不止为了经营好某一位艺人。除了拍戏，明星开始投资影视项目、签约其他艺人、经营副业；更有甚者，明星直接成为投资人。
比如黄晓明工作室曾投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锦绣缘华丽冒险》等影视剧，而黄晓明本人还开了火锅店、烤肉店，甚至还有科技、投资、贸易类公司。
2017年，陈坤与周迅共同成立文化经纪公司“东申未来”，签约了倪大红、海一天等多位艺人，去年舒淇也以合伙人身份加入。
微博截图：东申未来官宣成立
此外，在明星的品牌效应下，资本也介入其中。华谊兄弟为绑定明星，曾高溢价购买冯小刚、郑恺、李晨、Angelababy、冯绍峰等明星的空壳公司。还有赵薇持股唐德影视，刘涛、邓超、孙俪等间接持股乐视网、暴风集团以15倍溢价拟收购稻草熊影业60%的股权(后被证监会否决)等。
2014年，杨幂与两位经纪人共同出资300万成立海宁嘉行天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之后，其主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都有旗下艺人迪丽热巴、高伟光、张彬彬等的参演。2017年，完美世界曾出资5亿元收购嘉行传媒10%的股份，嘉行传媒一度估值达50亿元。
嘉行传媒微博截图
2016年有研究者指出，明星不靠演戏，而是靠二级市场推动赚钱，已成为行业现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2016年2月，郑爽宣布和天娱传媒不再续约，转而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此后还签约了一位新人，两人曾共同出演《翡翠恋人》《微微一笑很倾城》。
《微微一笑很倾城》剧照
“合理避税”
今天，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明星成立工作室一方面可以摆脱经纪公司约束，更多元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纳税标准，合理避税。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超额累进制，年收入超过96万的部分，税率为45%。有媒体算了一笔账：按照这个税率，1.6亿的片酬需缴纳至少7195万税额；而以合法的工作室或者影视公司名义签订合约，至少能节省10%的税率，少了约1590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截图
《南风窗》的报道总结，无论怎样对比，成立个人工作室或影视公司，都是避税的“绝佳手段”。
当然，这还只是理论层面的算法。实际情况还应考虑一些工作室运用更复杂多样的合理避税手段。此外，如果再遇上地方税收减免政策，纳税额应更少。
一度被视为“避税天堂”的新疆西北端口岸小城霍尔果斯，就曾因此备受关注。相关文件曾明确，2010年至2020年，对经济开发区内新办的属于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范围内的企业，给予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五年免征优惠。报道显示，目录涵盖了金融服务业、影视、文化传媒服务业、旅游业等多类行业。而这还只是优惠政策中的一部分。
在此类优惠政策之下，包括明星工作室在内的各类企业涌入这座小城。
这段时间，郑爽也新开了不少工作室。企查查显示，2016年，她任法定代表人的两家工作室在江苏新沂开张，后于2018年注销；2017年，另外两家郑爽任法定代表人的工作室在江西九江成立，并存续至今。
企查查APP截图
“天价片酬”与“限薪令”
当明星工作室规模越来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涉及业务越来越多，艺人的话语权在整个娱乐圈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尤其是“一线明星”议价能力大增。而向流量低头的视频网站以及被裹挟其中的影视公司反倒变得相对弱势。
于是，在影视行业发展日趋繁荣的同时，“天价片酬”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某些演员过高的片酬不仅推高影视作品制作成本，还严重压缩了剧集制作经费，导致作品围绕“明星”转、品质给“流量”让位等问题。也因此，粗制滥造、演技不精的作品一度频出，行业风气乃至社会风气受到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最先作出反应的是直接介入其中的影视公司和视频网站。
2018年8月，“爱优腾”三家视频网站联合六家影视公司发布声明，明确演员的总片酬最高不得超过5000万元。此后又有消息称，明星参与综艺节目的薪酬也受到调控，“单期节目单人片酬不超过80万元，常驻嘉宾一季节目总片酬不超过1000万元”。
声明全文
这年10月，税务部门依法查处演员范冰冰“阴阳合同”等偷逃税问题。范冰冰被责令按期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8亿余元。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同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近年来，我国影视行业快速发展，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同时，也暴露出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款等问题，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损害了行业形象，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从2018年10月开始，到2019年7月底前结束，按照自查自纠、督促纠正、重点检查、总结完善等步骤，逐步推进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截图
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曝出的涉及郑爽“天价片酬”聊天记录的时间，正处于该通知中涉及的时间段。从这个角度看，有网友将其称为“顶风作案”并非毫无依据。
《倩女幽魂》(后改名为《只问今生恋沧溟》)备案信息
2018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19：30－22：30播出的综艺节目，每个节目全部嘉宾总片酬不得超过节目总成本的40%，主要嘉宾片酬不得超过嘉宾总片酬的70%。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超过总片酬的70%。
广电总局网站截图
“限薪令”时代的工作室
“限薪令”之后，有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说法称，“艺人片酬肯定降了。”甚至有人直言，“片酬过亿的时代已经终结。”
另一方面，明星工作室的纳税问题也渐被公众关注。
浙江东阳公布的2018年度企业纳税榜和纳税百强企业名单显示，在“纳税超千万元企业”和“纳税超五百万元企业”的两张榜单中，张艺兴、杨幂、景甜、华晨宇等9位明星，均作为艺人工作室的“企业法人代表”上榜。
有浙江媒体称之为“明星工作室首次上榜”。榜单中，东阳横店张艺兴影视工作室纳税额1913.62万元；东阳横店杨幂影视工作室，1553.33万元；东阳横店景甜影视文化工作室，1043.73万元。
资料图。张云 摄
而在税务部门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策更直接地影响着明星工作室的去留。
同样是在2018年，一向被视为影视行业税收“洼地”之一的新疆霍尔果斯税收政策开始调整。报道显示，当年1月，霍尔果斯开始暂停增值税返还和个人所得税优惠两项地方性政策；4月，霍尔果斯再次要求企业注册“一址一照”，即要有实体注册地址和办公场地；当地税务部门开始对发票进行限制。
有媒体称，自当年6月份以来，有超过100家霍尔果斯的影视公司申请注销，其中包括徐静蕾等多位知名艺人担任法人和持股的企业。
不过从宏观数字来看，明星工作室数量的增长态势并未因此明显改变。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6年艺人经纪企业注册增速开始加快，当年共注册1357家，同比增长128%；2019年是十年来艺人经纪企业注册量最高的一年，共2535家，同比增长14%。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艺人经纪企业注册量有所减少，仅1138家，同比减少55%。
企查查数据
事实上，就在近日一些明星工作室注销引发关注的同时，也有数据显示，包括沈腾、王千源、黄磊、徐峥、陶虹、陈思诚、黄子韬、侯鸿亮、袁泉、贾乃亮、那英、阚清子、白敬亭、何炅等在内的艺人自去年以来开始在海南注册新公司。
不少网友将这样的变动与明星工作室税务问题联系在一起。不过，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娱乐法律师徐晓丹指出，如果某工作室确实存在税务上的问题，即便注销之后，税务机关仍可对当时的不法行为进行查处与追缴。
今年4月以来，涉及郑爽片酬的聊天记录再次引发公众对明星工作室衍生问题的关注。
对此，上海税务和北京广电部门已依法调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电影局等先后发声。
19岁时，刚入行的郑爽这样憧憬自己30岁时的生活——“希望拥有时间，周边的情况都比较安稳。演员对于我来说，我喜欢，但只是一个工作。”
2021年，郑爽恰好30岁了。作为局中人，她亲身经历了十余年间内地明星工作室的兴衰，只是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11年前自己说过的话。
本期编辑 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