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大战城管游戏文章列表:

• 1、同样每天挣100块，我是去夜市摆地摊好，还是在家里游戏搬砖好？
• 2、城管VS小摊贩
• 3、喊小贩摆摊的城管队长：有了摆摊点，猫捉老鼠不再上演
• 4、生门导演陈为军出新作，讲述城管与商贩的城市梦
• 5、身兼13大项工作，新京报小记者记录城管滋味

同样每天挣100块，我是去夜市摆地摊好，还是在家里游戏搬砖好？

说起摆地摊，很多人都会想起和城管斗智斗勇的日子，为了挣生活，毫无尊严地打着游击战太心酸，关于地摊小贩和城管的矛盾事件也屡屡冲击着我们的眼球。

如今，终于，摆地摊可以合法化了！

听闻这个消息，广大底层民众喜大普奔，网上那些漫威超级英雄摆地摊的画面，个中是欢喜也是心酸。

（图源@青红造了白）

地摊经济也撩动着很多渴望财富的少年的心，如今国家都开始扶持了，我们这些从事虚拟经济的行业，比如微商、自媒体人，要不要也及时入坑捞一把呢？

近日，就有一位29岁的男子"晓峰"在自媒体上诉说了自己因为是否要"摆地摊"苦恼和纠结。晓峰说：刚毕业的时候工资不高，下班之后就在闹市摆过摊，那时候整天被城管追着，感觉自己就跟过街老鼠一样，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加上自己交流能力不强不敢大声喊卖，生意寥寥，最终还是放弃了。

后来晓峰一直从事互联网网页设计相关工作，从淘宝店设计到网站设计，5年来勤勤恳恳但也没存多少钱，眼看着房价蹭蹭上涨太焦虑了，一次和主管关于设计方案的争吵后，晓峰决定放飞自我——裸辞了。

裸辞，听起来很潇洒，实则很狼狈。晓峰本来想年后找工作的，所以过年阶段都是在家打打游戏、看看剧、睡觉，神仙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却被疫情打乱了计划，不能出去找工作了。在这个时候，他在逛自己玩的游戏"逆水寒贴吧"的时候，看到有大佬分享的逆水寒搬砖卖金挣钱经验，于是自己也想试一下。在年后找朋友借来了1台台式机一台笔记本、又在网上购买了一组游戏小号，用3台电脑开始在逆水寒搬砖了。

晓峰说：其实在逆水寒这样的成熟的网游里搬砖并不累，但是很枯燥，一天要重复机械的花费3-4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在游戏里交交朋友，每天的日子还算充实。收益方面，每天100元上下，不多，但至少维持了温饱。

现在疫情也基本过去了、地摊合法化了，晓峰发现附近的农贸市场都变成夜市了，看着合租的室友这几天去夜市摆摊，一晚上能挣个100左右，晓峰也开始纠结要不要重新出摊做老板。

如今晓峰有点纠结：同样是每天挣100多，到底是继续在游戏搬砖，还是去摆地摊呢？摆地摊的话要进货有亏本风险，而且自己交流能力不太行有点害怕；继续逆水寒里搬砖的话成本是低，就是电费网费点卡啥的，但是真的挺枯燥，也不好意思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

面对晓峰的疑问，很多网友留言支招，其中一条很受认可，大家都觉得：年轻人，为了生活可以辛苦一点，其实可以白天网游搬砖、晚上夜市摆地摊啊，双份工作，实体和虚拟兼顾，

真乃人生赢家也！反正还是年轻人嘛，多加油！

那么，你觉得晓峰该如何选择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尝试去摆地摊体验一下吗？

城管VS小摊贩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喊小贩摆摊的城管队长：有了摆摊点，猫捉老鼠不再上演

“你是城管的？叫我去摆摊？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没骗你，我是大唐新区城管中队副中队长柯文。”

江西省瑞昌市城市管理局大唐新区中队副中队长柯文没有想到，几天前他电话邀约摊贩摆摊的视频突然在网上火了。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了解到，这一网络短视频是由当地融媒体中心拍摄发布的。

6月3日下午，瑞昌市融媒体中心负责人张鸣高告诉澎湃新闻，“我们的记者关注到今年全国两会有关提振地摊经济的相关精神，又得知城管局确定了两个临时摆摊点，觉得应该通过宣传报道让大家知道，就在5月29日前往城管局拍摄了队员电话邀约摊贩的视频。”

张鸣高表示，拍摄前他们没有专门进行过策划，只是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运用了较为活泼的视觉元素、音效和字幕。

6月3日，视频中的主角柯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城管局进行了规划和部署，在辖区范围内确定了两个流动摊贩临时摆放点，以方便摊贩经营，也为市民提供灵活多样化的便民服务。

柯文介绍，这两个临时摆摊点相距2公里左右，因为选址前进行过规划，摊贩在此经营不会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城管中队每天会派3-4名队员对这两个临时摆摊点进行巡查，引导摊贩保持良好的经营秩序。“我们对摊贩的经营时间没有限制，只是要求晚上10点以后不要扰民。经营中产生的垃圾摊贩要打包带走。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家还是自觉遵守这里秩序的。”

柯文表示，摊贩的电话都是城管队员在前期管理过程中收集的，其中有些商贩还是因为之前违章经营被处罚过。“刚开始接到我们的电话，有的小贩觉得哪有免费摆摊这么好的事，觉得是在骗他们。”

柯文告诉澎湃新闻，经过队员耐心地宣传动员，逐渐有小贩开始入驻，有的小贩还叫上了其他人一起来。目前平均每天都会有二十多家商贩来此摆摊，主要以经营水果、杂货的居多。

“摊贩们告诉我，现在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摆摊卖东西不需要东奔西跑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会再上演了。”柯文说。

柯文表示，目前瑞昌还没有针对刺激“地摊经济”出台具体的文件，但从两个流动摊贩临时摆放点的经营情况来看，城管局也会考虑下一步继续做好引导工作。

来源：澎湃新闻

生门导演陈为军出新作，讲述城管与商贩的城市梦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我不是钉子，我想成为一颗平凡的螺丝钉，扎根在城市”。这是占道14年的摊主王天成的自白，也是他们一家的城市梦。面对生活不易、占道14年的“地摊王”，城管会怎么做？《生门》导演陈为军在最新纪录电影《城市梦》中给出了答案。

8月26日，距离《城市梦》正式上映还有两天，主创团队带着这部诚意之作来到四川成都，将在峨影1958举行首映礼，分享电影从拍摄、剪辑到上映历时6年背后的故事。

纪录片《生门》用生猛的镜头语言，直面生命诞生的现场，透过无数孕妇生产，展现生死交替的震撼和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这部豆瓣评分9.5分的高品质纪录片，播出之后引发强烈的社会轰动，特别是在孕产妇群体、医护群体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感。

这一次，导演陈为军将镜头对准了武汉一条繁华的街道，城管与商贩的一场“攻防大战”：摊主王天成一家是在武汉生活的外地人，他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女共五口人靠着一个旧报刊亭谋生。十多年来，他们把旧报刊亭违章改造成杂货摊、水果摊，占道经营。直到有一天，按照城市发展规划，王天成摊档所在的鲁磨路将打造成“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沿街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开始升级……

将拍摄了600个小时的素材剪辑成100分钟的纪录电影，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而且没有逻辑上的bug，陈为军团队用6年的时间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尽管是纪录电影，但“攻防双方”之间的戏剧冲突不断升级，颇具看点。70岁的王天成一家是弱势群体，同样也是“最强钉子户”，为了在城市扎根生存下来，甚至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举动。至于城管队伍，他们坚持文明执法，不断调整战术，与王天成一家斗智斗勇。

影片真实呈现了城管与小贩各自的难处。在执法过程中，城管队员也会遇到暴力抗法的行为，却只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除了执法之外，城管中队也积极协助解决王天成一家的难题，帮他们找寻新的摆摊点。至于最后的结局如何，观众可以在8月28日电影上映之后去影院寻找答案。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剧组用一年时间完整记录了摊主王天成一家从坚守到让步的过程。导演陈为军在拍摄《生门》后期就萌生了做《城市梦》的想法。但是这部电影长达600个小时的原始素材，多到让他一度想放弃，“不可能完成这么漫长的后期制作”。在制片人戴年文的支持下，他们的团队还是用4年时间完成了后期制作。

陈为军从1994年开始纪录片创作，拍摄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请为我投票》《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生门》等作品。其中，《请为我投票》入围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城市梦》同样在各大电影节上表现不俗，曾入围2018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并荣获铜奖，还先后入围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莫斯科国际电视节、纽约纪录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多伦多电影节给予高度评价“把纪录片拍成喜剧，过去没有人做到，但是陈为军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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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13大项工作，新京报小记者记录城管滋味

新京报讯 城管，这个名字很耳熟，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城管呢？8月9日，为了了解城管们的工作日常，新京报小记者穿过北京西站下沉式广场，到西城城管北京西站办公点一探究竟。

当天，小记者见到了城管执法岗亭、执法巡逻车、监控室……一名城管告诉小记者，城管的工作主要有13大项，包括垃圾分类、桥梁施工、公用草坪、公园负责、市政设施（管理）、停车场管理、交通（违法黑车）、工商管理、游客服务管理、食品安全（小吃街）和电力管理等方面的秩序维护。例如，查处为大众所了解的无证经营、占道经营的小商小贩、非法载客的黑车等。

除了上述职责内的工作，城管们还有他们分外的活儿。小记者了解到，在执法岗亭值班时，城管们还会自发给路人指路。同时，在执法岗亭备有医药箱，如遇到有人受伤，还会给其进行简单包扎，安排伤者休息等。

据了解，北京西站城管的平均年龄为35岁，他们的学历都在本科以上。他们的工资处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工作时间从上午7点到晚上5点。不过，正常情况下，加班是件很常见的事。

一名城管阿姨告诉新京报小记者，自己刚毕业时，对于城管的理解像多数人一样，提起城管想到的都是城管与小贩冲突等负面信息，工作之后，她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才渐渐喜欢上城管这份工作。

她说，“城管工作覆盖面广，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很不容易。例如，在查处不法商贩时，对方可能会辱骂我们，甚至是暴力抗法，我们很多同事都在执法过程中受过伤。但是为了这个城市的清洁、文明，我们又不得不为。只能尽量与对方沟通，如果遇到暴力抗法的情况，也会打电话报警，让警察帮忙处理。”

当天，参观结束后，多名小记者在自己的采访本上写道，谢谢你们，让这座城市更美好。希望更多人能理解城管，主动配合城管工作，他们就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星星，照亮着每一个人。

新京报小记者

中一班2组 张宇雷（人大附小）

中一班1组 杨屹晨（建华实验学校）

中一班3组 伍春炀（史家胡同小学）

中一班1组 杨雪晨(一师附小)

编辑 潘灿 校对 陆爱英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