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勇士弓箭手加点文章列表:

• 1、我终归是买了被年轻人评价过时、反人性的暗黑2：重置版
• 2、西班牙代表饮品：水果酒 Sangria
• 3、老案读书批判性思维7
• 4、光刻战争上：荷兰小厂ASML是如何成长为光刻巨头的？
• 5、起步晚了20年，韩国芯片凭什么打破美日封锁，做到世界第1？

我终归是买了被年轻人评价过时、反人性的暗黑2：重置版

我傻了，暴雪赢麻了。

文/依光流

我原本不打算买《暗黑破坏神2：重置版》。

记得刚看到《暗黑2》要出重置版的时候，葡萄君还在心底暗暗骂了一句「谁买谁傻X」。但上上周和几个朋友玩了两天公测版以后，毫不犹豫地付了款。没想到，原来傻X竟是我自己，而暴雪才是赢麻了的那一个。

以致于过去一周，我总是忍不住反思：为什么要买这一碗情怀炒饭？

01

按照现在的主流玩家喜好，暗黑2的设计里到处都充斥着「反人性」。

游戏的节奏非常慢，开局玩家能造成的伤害只有几点，如果选法师开局，她的法力值甚至不够多放几个1级技能火球，放完只能上前用法杖抡怪。地上掉的金币只有几块，前期连一张100块的回城卷轴都买不起。

还有死亡掉落的设定，一旦死亡，身上的装备就全掉了，甚至还会因为死亡惩罚扣掉一部分存款。前期如果不小心死亡，没备用装备、没钱买药抗伤害、没技能保命，很可能陷入一死再死的恶性循环。

最反人性的还得是背包空间，除了身上能穿戴装备、佩戴药水的空间，整个人物背包只有40格的大小。而且几乎所有物品都无法堆叠，一瓶药水必须占一个格子，某些装备一件能占6~8个格子，随便探索一下，背包可能就满了。

类似的细节不胜枚举，或者说，几乎没有哪个细节符合现在玩家的游戏喜好，以致于开测后有人玩了两小时就血压飙升：「这得多过时、落后？」

不过，业内群看到如上梗图后的评价是「这不都是暗黑2的设计吗……」以及「我怎么觉得挺好玩的」。

02

或许真的是情怀作祟，这些既过时又落后的细节，恰恰是几个朋友间最津津乐道的「趣味点」。

由于前期资源紧缺，我们几乎不放过每一个掉落物，频繁打包带回营地售卖，为了更节省时间，赚来的第一桶金，投资到了「回城之书」上，节省18格背包空间。而且一行人总是喊着「我先进，我先进」，恨不得全程白嫖别人的传送门。尽管一次只能省下80块钱，但大家依旧乐此不疲。

当手头宽裕了一些，大家勾心斗角的焦点，就从如何白嫖别人的资源，变成如何手快全拿地上的稀有掉落物。

想要在前期利滚利，就需要拥有辨识高价物品的慧眼，以及一双能在满地的杂物中精准抢到东西的巧手。第一目标当然是职业专属武器，即便是最普通的白名装备，摊上一两条职业技能加成属性，就卖出上千块。

不能放过的还有宝石、珠宝、戒指、项链和护符，它们的掉落声属于最悦耳的一类，而且每次掉落，都会让所有人的DNA躁动一下，并发出「哦？」的回音。最不济，也需要拿480块一把的飞刀，来填充自己的背包剩余空间。

如果拿到了其他人的核心装，那只要队友喊一声好哥哥，装备就会自动掉落在地上。当然，实际上在大家喊之前，东西已经被鉴定完毕拖出背包页面，并且附带一句「这里有个你的装备，贼强，快捡」。

暗黑2的机制的确存在诸多限制，玩起来放不开手脚，尤其一个人玩的时候，这种「与恶心机制对抗」的感觉会更加突出。

但当大多数事情无法自我完结以后，互动的空间反而大大增加了。这时候，不光是玩家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游戏内的很多设计也因此有了意义。

阿卡拉的补状态货真价实，迪卡凯恩的帮忙鉴定白嫖到爽，卡夏给的随从总是不争气，恰西吞掉的修理费最后总会连本带息翻个倍地还回来。而基德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男人，见证了全队的欧皇时刻，也掏空过所有人的积蓄。

在无数次互动的过程中，玩家记住了NPC给的帮助，甚至记住了他们反复话痨的剧情，在打过章节BOSS回城之后，NPC走向玩家说出的祝贺，也才有了真实感。

正如有玩家总结的，这种繁琐却真实的细节「就很合理，就让人能反复回味」。

03

当然，前面这些不过是普通难度的一周目里才有的趣味，到达地狱难度的三周目之后，暗黑2真正有趣的玩法Build（BD）才逐渐呈现出来。

时隔20年，现在依旧有产品在学习暗黑2的装备词缀体系，而且不论是手游、端游、独游，还是3A大作。这套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数套通用的装备模板上，依靠随机掉落机制，提供不同数量、品质、效果的装备随机词缀。

随机词缀存在几种特定的分类，比如伤害类、准确率类、速度类、血量法力精力类、减伤类、元素吸收类、技能增加类、技能触发类、技能赋予类、防御类、人物数值类，以及额外资源获取类。上百种词缀如何搭配，成了装备BD的核心趣味之一。

当然BD不仅限于装备，还有职业。暗黑2中并非所有职业技能都有用，技能点也很稀缺，同时人物属性点的加成逻辑也不同于现在大多数游戏的模式，所以加点也成了大幅度影响BD的核心策略。

同时由于装备存在技能加成系词缀，又给装备BD和人物BD之间的互补、搭配提供了很大的变数。比如在实际刷刷刷的过程中，追求MF（魔法物品获取）值就是一条抬高整体稀有物品爆率的必经之路。再配合方块合成、符文之语等系统，整个BD的过程就显得极具可玩性。

BD是所有类暗黑游戏，或者说融入暗黑机制的游戏，都会引入的核心设计，刷也是大家都爱做的玩法，但几乎所有游戏都忽略了或者选择性规避了它的设计理由、刷的动机和体验。

借用知乎网友@efy的观点，暗黑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的点睛之笔，是其中拥有特定故事的套装和暗金装备，这些装备并不都强大，但名字和故事赋予了它们以灵性。

还记得中学在电脑室里接触到暗黑2，其中一个大号的存档里有一把叫做「青色忿怒」的暗金水晶剑（官译碧蓝怒火）。

起初我只是被它独特的外观吸引，后来知道它由大天使泰瑞尔打造，被衣卒尔带去进攻地狱，因碧蓝怒火而污染，导致进攻失败，衣卒尔也就此堕落。从此以后，在暗黑2里看到水晶剑，就忍不住捡起来把玩一番。

这类装备大多是脱离于BD体系的，它们的属性已经「固定」了，并不符合BD的数值最大化追求、随机和平衡之间取舍的根本逻辑。但在无止境的数值追求过程中，这些特别的东西就像一条弯路，既给人不同的体验，也留下深刻的记忆。

04

其实暗黑2就是一个充满「特殊选择」的集合体，是一个根据特定环境，由特定玩家和开发者选择的，特定的游戏体验。

那个年代，网游还不够盛行，相比自己玩单机，局域网联机的魅力显然是无可替代的。网吧里喊一句「雅典娜，进！」「沙漠还是仓库？」War3和CS的房间就能满人，这是属于那一批玩家的共同语言。

暗黑2也立足在这样的环境里，它的设计，自然也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而将这种带有时代烙印的机制搬到现代，很容易出现体验上的错位。

比如很多老玩家都觉得暗黑2的BD自由度很高，套路很丰富，但一个前提是，由于游戏整体偏单机，验证BD强度的数值环境是相对固定的，这给很多相对不那么拔尖的BD套路也提供了适用空间。

如果说BD自由感来源于套路的多样性，那么将BD放到网游环境里，数值环境一旦变动，BD的自由度就会受限。这就如玩家经常玩到大后期发现，终归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套BD拿得出手。事实上如果爬天梯，暗黑2的顶级BD套路，也只有少数几种。

剥离网游属性，把游戏放在局域网环境里，玩家对数值的极致追求或许就不会那么强，数值标准一旦降低，可玩的空间自然会拓宽。

所以在很多老玩家的潜意识里，暗黑2不是不能按照最新的主流游戏设计去重制，而是一旦按照现在的机制去改动，它很可能就会失去原有的味道和趣味空间。哪怕只是让金币可以被自动拾取，都少了许多和队友勾心斗角、拼手速的乐趣。

事实上现目前《暗黑2：重置版》也只重制了画面，但你问老玩家没有新内容他们愿不愿意，大多数人都会告诉你「我要的就是只重制画面」，甚至画面都不需要重制，用游戏里实时切换的经典模式，可以立刻开始回味当年的马赛克画质。

可时代的的确确变了，现如今还保留有局域网氛围的，也只有Steam等个别单机主机平台，暗黑2骨子里的趣味，注定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产物。

亦或许，紧抓着这种体验不放的80后90后，已经开始变为自己口中的新一代「传奇玩家」了。

05

最后聊一个题外话，「时代变了」这件事本身，或许也是一个变数。

过去十年里，虽然手游市场几乎把所有游戏玩法都朝着简化和流程化改造，但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反简化思路的游戏慢慢被挖掘出来。比如绝地求生对传统FPS射击游戏的复杂化处理，更加硬核和复杂到有些繁琐的《逃离塔科夫》，也是被大厂吹捧和追逐的一种「新时代玩法创新的解法」。

这些游戏与暗黑2都有一定程度的共性，比如用随机性和build增加玩法变数，尤其塔科夫在「有限空间下的资源管理玩法」上，更是与暗黑2存在异曲同工之处。

当然，我并不想以此强辩，说他们的乐趣一脉相承。只是隐约觉得，时代还会继续变化，而且没人规定它必须往一个方向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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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代表饮品：水果酒 Sangria

西班牙有很多著名的料理，像是西班牙锅饭和 tapas，而若说起饮品，最出名的非 sangria 莫属，你可以叫它桑格利亚，或是更白话点称之为西班牙水果酒。

传统的 sangria 要追溯到好久以前，那时希腊人和罗马人会把葡萄酒和糖及香料混合做成名为 hippocras 的酒饮，有时会加热再喝，当时因为水里有很多细菌，不宜饮用，所以 hippocras 随处可见。你也可以说，hippocras 可能是 sangria 和香料酒 (mulled wine) 的始祖。

后来腓尼基人和罗马人都前后来到西班牙一带种植葡萄树，不过到了八世纪左右，因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入侵征服，使得葡萄酒业一度衰退，直到十五世纪末摩尔人结束统治才又慢慢恢复。葡萄酒业复兴，也就代表 sangria 重回人们的生活中。

在西班牙语中，sangria 有血的意思，而红酒就象征血。传统上会以西班牙葡萄品种田帕尼优 (Tempranillo)、来自里奥哈 (Rioja) 产区的葡萄酒及柑橘类水果制成。

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英格兰和法国则发展出以法国葡萄做成 sangria。此外，还有白葡萄酒或气泡酒做成的 sangria，而加了桃子的则称为 zurra。

虽然做法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制的永远是最棒的。与其参考份量精确的食谱，不如通晓制作规则，边做边试味道，灵活地做出属于自己的 sangria。提供三个简单步骤：

1、选好要用的水果再切片或切小块。可以是柑橘类水果如柠檬，也可以是桃子、李子或樱桃等核果类水果，另外也会有人用凤梨、草莓及蓝莓等水果。没有人会规定你要加多少水果，不过比例通常是二杯水果对上一瓶葡萄酒。

2、选好酒类。红酒、白酒或粉红酒都可以，不变的原则是最好用风味轻盈一点的葡萄酒，搭配的水果味道也该细致点。把葡萄酒和水果混合，再倒入半杯左右的烈酒。以红酒来说，等量的白兰地或橙味香甜酒 (Triple sec) 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能依个人喜好加一匙糖调味。

3、混合好的 sangria 冷藏后再喝，冰冰凉凉才美味。你可以在杯子里倒入冰块，再倒入 sangria 和几片水果，想要的话还可加点气泡水。喝不完的部分再放回冰箱冷藏，可保存数日。

调酒有百百种，但像 sangria 一样出名、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酒饮就屈指可数了。它不像烈酒一样喝起来有点难度，同时又带有水果的各种甜味香气，相当平易近人。

老案读书批判性思维7

作者：摩尔 帕克（美）

拆书：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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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演绎推理的批判性思维

什么是非演绎推理？非演绎推理的批判性思维是什么思维？

非演绎推理我们也称之为归纳推理，我们归纳了所知的一切前提来论证结论可能性。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非演绎推理不是去证明结论的真伪，而是证明结论可能性的强度。

如果一系类前提均能给出结论较高的强度，那结论真伪的可能性就越发容易辨别。非演绎推理的故事时时刻刻地发生我们身边，我们思考过后，发现一切非演绎推理都是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判。

我们回到理性的思维模式下，就是每次对非演绎推理的思考过程，做逻辑性和证据性的检验，最后，我们在内心里得知一个断言是否真或者为假，引导我们如何处理面临的问题？

老案读书会：每周泛读一本书，每年精读十本书，让读书引领生活，指明方向。

第一，从一般到特殊推理的批判性思维（统计三段论）

1 我们面对一个个体的特殊性，会把这个体归属于某个整体来判断。所谓的一般就是大多数情况的描述，所谓的特殊就是这个个体的特征。大多数的描述真实强度决定特殊的可能性。

2 案例：政法大学应届毕业时50%的都考取司法资格，从事了律师职业。王杰是这届的应届生，也考取司法资格，那王杰一定去做律师了。这里不需要证实王杰是否真的去做律师了，而是判断王杰做律师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不是一个强论证，因为，大学毕业后选择还是很多的。

再举个同样的案例：城区内法院有10%的法官辞职后都去做律师了，田丽丽法官也辞职了，她一定去做律师了，因为，她早就过了司法考试，在法院不过是锻炼一下。这可以说是一个强论证，试想法官辞职能做什么职业呢？律师应该是最强的职业选择。

批判性思维就是让我们反过来考虑这样思维过程有哪些问题？这样的论证能得到结果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信以为真，但是一旦用批判性思维过脑后，就发现以前所谓真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程度而已。

3 总结：统计三段论的表述：某比例的X是Y，这是X，所以这也是Y。是不是Y不重要，重要的是Y的可能性有多大？论证是Y的前提有多大的强度。

第二，从特殊到一般推理的批判性思维（样本的归纳概括）

1 我们取样研究就是从特殊找到了一般的规律。统计学家将任意可识别的事物群体称为总体，我们在总体中取样，来断定这个总体的一般规律和属性。对于我们感兴趣的总体，经验往往是我们推测其属性的指南针。

2 案例：在超市决定是否买葡萄时，我们往往要在没人注意时尝一下味道。本校大学生是否需要新的娱乐中心？我们往往借助于民意测验来得出结论。一颗葡萄品尝就是取样，这决定了我们是否购买葡萄。个别大学生对娱乐中心的诉求表达了学校是否决定建设一个新的娱乐中心。

3 为了识别个体是否属于这个整体，我们就要先建立一个抽样框。找到和总体属性一致的代表性样本，并保证这些样本能随机被抽取，也就是随机抽样。由于样本也会随机变异，样本间随机变异的范围被称为样本的误差幅度，在特定的样本中随机变异落在给定误差幅度内的概率大小称为置信水平，也就是我们给定的样本的信任范围。在这样设定后，取样最佳的数据应该是1000-1500之间，超过这个数据来进一步缩小误差，就得不偿失。

上面的描述很烧脑吧？不多多读几遍就会理解它的内涵，如果有疑问可以私信我。我有几个复杂案例愿意和你一起探讨。

4 对从特殊到一般的的批判性思维要思考一定要考察抽样框的构成，代表性样本的属性，抽样的方法以及误差程度，这些属性都影响着我们对结论论证的思考。

第三，从特殊到特殊推理的批判性思维（类比论证）

1 类比是暗喻或明喻，它不具有命题的特征，既不真也不假。本质上更没有论证的特征，类比应该是让我们在前提假想中理解断言的真假。两个对象都具有一些属性的事实，增加了如下可能性，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

2 案例：王晶晶和李丽丽是好姐妹，他们一个镇子上中学，后来一起上大学，而且都喜欢看爱情小说。王晶晶喜欢《泰坦尼克号》电影，李丽丽也一定很喜欢这部电影。还有另外一种描述：王晶晶视力不好，佩戴500度近视眼睛，李丽丽也是，王晶晶喜欢电影《泰坦尼克号》，估计李丽丽也喜欢。从这两个描述种可以肯定的说，是否李丽丽喜欢《泰坦尼克号》电影不知道的，但是可以从王晶晶和她类比得知第一种说法更能证明李丽丽喜欢《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

3 类比论证的公式：X和Y都具有1234等特征，X有a特征，那Y也会有a特征。

4 类比的模式很多，生活中处处都有，我们时常看到为了说明问题，用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做比喻，但这并不构成论证的前提，似乎类比是让你走入一种误区，有时候还会有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类比，在考验着你大脑的逻辑认知。

第四，从一般到一般推理的批判性思维

1 人们可以基于不同总体之间的属性的相似性，在新的属性方面做由此及彼的推理。

2 案例：由于城区内各级法院案件量剧增，绝大部分法官只能白天审案，晚上加班加点地写文书，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其实大部分律师也一样，白天忙于谈客户，开庭，也只有晚上加班写文书了。法官和律师的都会法律人，都有忙的属性，可以论证的是，晚上法官写文书，与律师晚上写文书同出一理。这个样的推理有其合理性，但是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是否每个法官和律师一样都在晚上写文书呢？这还需要做认真的调研。

3 公式：X总体和Y总体都有1234 的属性，那X具有的A属性，Y也会有。但是这可不是绝对的，甚至总体之间由于相似度不同，类比的结果也未必一致，有时候还是错误的。

非演绎推理不是绝对的科学论证，不是具有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不过非演绎作为一种归纳法完全可以支持你的结论（断言），只不过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

思维的过程就是证据和逻辑，证据来源信息，对信息的判断非常重要，在信息转化为证据以后，就是你的逻辑判断。这个过程是人类特有的，在完成这个过程以后，再对你如何完成这个过程后做出逻辑思考，就建立起了你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这是一种能力，也需要刻意练习。

光刻战争上：荷兰小厂ASML是如何成长为光刻巨头的？

一、前言

芯片，驱动现代人类数字生活的大脑，纳米尺寸上，无数条错综复杂的集成电路就是它的神经元。这个庞大而复杂的计算系统，由一个个晶体管搭建而成。方寸之间，总数量一共有上百亿。

如何在一粒沙子上雕刻百亿座电子大厦？

答案是，除了上帝之手，人类也发明一个工具——光刻机。

目前能制造7nm以下工艺的EUV光刻机，全球只有一家企业能生产，它就是荷兰的ASML。

一年前，美国对华为的技术封锁，让这家荷兰企业进入到大众视野。然而，30多年前它还是一个不配拥有姓名的小厂。

自1984年成立后，他们用了10年时间，艰难地爬进了光刻机这个行业的大门，后来又用了十年时间站起来打败了强大的对手，最后他们再用10年时间，一步步登上硅基王座。如今，在光刻领域他们终于傲视群雄，独孤求败。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这期视频为大家读的书是《光刻巨人ASML崛起之路》。

整本书50多万字，系统地讲述了ASML如何从一个被抛弃的小公司，成长为行业巨头的故事。

整个过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中间充满了尔虞我诈的商战、勾心斗角的巨头竞争，还有国际资本博弈、政治博弈，同时还充满了戏剧性，总之，它的成功堪称当代商业史上的奇迹。

对于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人来说，我们肯定有很多疑问。

制造光刻机到底有多难，比造原子弹还难吗？

为什么荷兰的一家小公司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霸主？它到底作对了什么？

为什么美国能控制一个荷兰企业？他们在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PY交易？

我们中国到底能不能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造出属于自己的国产高端光刻机？

读完这本书，这些问题你就会有答案。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开始吧。

二、被抛弃的败家子

时间回到20世纪50年代，冷战背景下，美苏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军事实力的背后本质上是科技实力的比拼。美国国防部不计成本的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各种新技术，其中电子技术微型化就是重要的一个课题。五角大楼慷慨的预算，让各大公司一头扎进了科技研发的汪洋大海中。终于，在1958年德州仪器的工程师杰克·基尔比发明了第一块集成电路。

作为美国的穷亲戚，欧洲国家一看，这远房老表又搞出啥新玩意了，赶紧派代表去学习一波，这其中就包括飞利浦的工程师。

这里简单介绍下飞利浦这家公司，1891年成立于荷兰，主要生产照明、家庭电器、医疗系统等方面的产品，到20世纪50年代，它已经是一家拥有数万名员工的跨国科技企业，旗下分公司遍布全球。

飞利浦的工程师从美国带回一块小芯片，研究了一通后表示，就这，我们也可以造。于是飞利浦旗下的半导体与材料部决定制造芯片，一开始他们向美国公司购买光刻设备，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美国的设备不够精准。美国人虽然从0到1发明东西很强，但是活比较糙，不善于从1做到100。这也是后来被日本企业赶超的原因。

飞利浦作为一家大公司，有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公司内部自己生产。比如制造灯泡前，就会先制造制造灯泡的设备，而在这之前，又会先制造制造制造灯泡的设备。要是时间允许，他们能从盘古开天地的那把斧头开始造。

所以对于制造芯片的光刻机同样如此，他们决定自己研发，负责这个项目的是飞利浦科学与工业部旗下的飞利浦物理实验室。

然而研发项目推进下去后，科学与工业部的负责人意识到这次有亿点点不一样。以前研发个五彩斑斓的电灯泡或者防水的剃须刀，飞利浦的天才工程师们只需要灵光一现就能搞定，然而这次的光刻机项目极其复杂，是个超高技术含量的大工程，需要大量天才工程师夜以继日的去研发，同时要投入巨额资金，这必须得整个公司在战略层面上全力支持才行，靠他们一个部门完成不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于是，科学与工业部的负责人去找当时飞利浦首席执行官威斯·德克，希望能拨一大笔款给他们做研发。当飞利浦CEO听到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后，问道，你们这个光刻机研发出来一年能卖多少？负责人不确定地说，大概十几台吧，卖的好的话几十台也有可能。

飞利浦CEO听完倒吸一口凉屁，表示我们一个电灯泡一年能卖几亿只，连起来都能给地球装一条跑马灯带。你说你们这个机器卖几十台，而且前期研发费用还这么高，跟我整情怀是吧？飞利浦CEO要求他们部门尽快砍掉所有不赚钱的爱好。

铁汁们，你们觉得飞利浦CEO做的对吗？

我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可能觉得当时飞利浦CEO很愚蠢，没有眼光。但其实就算从现在来看，他当时的决策从商业角度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光刻机真的不是一门好生意。

首先，前期的研发投入堪称天文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要不是飞利浦家大业大，光刻机项目都能把飞利浦拖垮。其次，他们起步已经晚了好几年，当时市场上美国的光刻机企业都已经开始大规模商业化了，后来ASML花了十年时间才踏进光刻机市场的大门，而且这个市场是赢家通吃，第二第三都没有活路。最后还有一点，因为摩尔定律的影响，光刻技术需要持续更新换代，时刻保持自己是最先进的技术才行，稍微踏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后来美国的光刻巨头GCA和日本的尼康都是血淋淋的例子。而每次更新换代又是一笔巨额投入，就算如今ASML已经成了巨头，在研发EUV光刻机的时候，也需要因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多家企业注资帮助。

我们今天代入的是唯一成功者ASML的视角，可能觉得一台光刻机卖12亿，太赚了，但要是代入其他失败的企业视角，就会发现这个领域太残酷了。赚钱是真赚钱，烧钱也是真烧钱。

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某个产业又不仅仅是赚钱不赚钱这么简单，它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意义。当时信息产业刚起步，飞利浦CEO还没看到那么远。

最终飞利浦CEO给了科学与工业部两个选择，要么关闭这个研发项目，要么找一家冤大头接盘。

飞利浦科学与工业部选择了后一种。

他们先是找了几家美国公司，但美国公司看不上他们，说他们的光刻机就是用金砖砌成的茅房。这里并没有羞辱他们的意思，只是表达虽然他们的技术挺先进，但成本太高了。

就在这时，另一家名为荷兰先进半导体材料的公司正想要和飞利浦合作，这家公司简称ASM，一听就是主角要登场了。ASM的CEO阿瑟·普拉多也是一个喜欢为梦想窒息的人，当初他从美国回来，一手拿着一块芯片，一手攥着500块钱，一头就扎进了创业大潮中。普拉多做了很多半导体相关的生意，但都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他心里特别想做光刻机生意，于是盯上了飞利浦，为此写了很多封信给飞利浦高层，希望能有合作机会。但飞利浦高层因为嫌弃他的公司太小，根本就没搭理他。

普拉多气得在报纸上撰文大骂飞利浦，说人家美国的大公司都特别喜欢和小公司合作，怎么我们荷兰的大公司就这么高傲呢！也不看看都快被人家甩出几条街了，这么普通还这么自信。

这个报道被飞利浦科学与工业部负责人看到了，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于是调查了一下，发现他的ASM公司发展势头还挺猛，应该是个好的接盘侠，于是就找他合作了。

三、ASML成立

1983年9月8日下午3点，飞利浦科学与工业部和ASM公司共同宣布，他们将创立一家合资企业，负责制造市场领先的光刻设备，新公司的名字叫ASML，中文译名阿斯麦。

两家公司分别出资210万美元，各占50%股份。但因为飞利浦实验室那边还存有之前研发的光刻机，这些机器和零件库存被估价180万美元，所以飞利浦实际只出资了30万美元。

同时，几十位飞利浦的工程师被划归到新的合资公司，一开始那些员工都很不情愿，感觉被母公司抛弃了，还要求签一份协议，让飞利浦保证一旦新公司倒闭，他们还能回飞利浦上班。

一开始因为经费紧张，合资公司都没有钱租办公室，飞利浦也很大方，把总部大厦旁边的几间小木屋让了出来，免费给他们办公。初期ASML的工程师们就在这个小木屋里研发最先进的光刻机。当然，这个小木屋也不是一无是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扔垃圾非常方便，因为就在垃圾场旁边。

合资公司成立后，他们找了一位新CEO，贾特斯密特。他学的是航空工程，后来接受NASA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深造，毕业回国后在飞利浦的意大利分公司干过一段时间。

斯密特虽然是物理学方面的博士，但相比较科研，他更喜欢商业管理，这对于工程师文化浓厚的ASML是一件好事，之前在飞利浦物理实验室，这些工程师们只顾埋头做研发，根本不关心市场，斯密特的到来，让ASML真正以一家独立的商业公司运转起来。只有将科研和商业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坐上竞争激烈的光刻机市场的牌桌。

合资公司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招人。作为业界老大哥，飞利浦在每所大学都有耳目，荷兰几乎每个理工科教授都与飞利浦有联系，一旦发现学生中有万中无一的奇才，飞利浦就会用各种手段将他们招入麾下。可以说，荷兰天下英雄尽入飞利浦彀中。

但如今ASML是独立出来的合资公司，原则上不允许打着飞利浦的旗号招聘，但新CEO不管那么多原则，在报纸上登的招聘广告还是以飞利浦名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招到最牛逼的工程师。不然你一个小公司，大牛怎么会去呢？先把大牛招来再说，等他们来了后一看，也不能说公司骗了他，因为他们确实在飞利浦工业园里办公，只不过办公室有点破罢了。

团队搭建起来后，CEO斯密特给新公司定了一条企业文化：我们跟飞利浦不一样！

因为他曾经在飞利浦工作过几年，知道这家大公司里面有多僵化，官僚主义盛行，效率极其低下，跟所有巨头一样，都有着同样的大企业病。他们如果还像飞利浦那样行事，注定会失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倒飞利浦。

四、烧钞机

干倒巨人前，自己得先活下来。对于刚成立的ASML来说，这点都很难做到。因为当时美国的几家光刻机公司已经占领市场，他们要想突围，必须出奇制胜。具体要用什么方法呢？这就考验企业CEO的战略意识了。

在1984年的美国西部半导体展览会上，CEO斯密特注意到，一部分人已经在讨论如何制造下一代芯片，不少人预测，未来两年内，芯片制程就会缩小到1微米以下，也就是从大规模集成电路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不过目前还没有哪家公司研发出制造下一代芯片所需要的光刻机设备。

芯片行业的这个规律，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也就是摩尔定律，它是由英特尔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来的。说的是芯片上所集成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番。摩尔定律被认为是芯片领域最大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什么叫自我实现，就是正因为大家朝这个目标努力，这个预言才实现了。不过芯片工艺到了22纳米以后，摩尔定律就越来越难维持了，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英特尔从芯片厂变成了牙膏厂。

扯远了，说回ASML。

CEO斯密特观察到这个市场现状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ASML唯一的机会。他们现在必须停下手头这一代光刻设备的研发，直接跳到下一代。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一代了，如果再落后一代，那就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追上了。

光刻机行业商战打法就三个字：快准狠！

以最快的速度造出最精准的设备，然后狠狠地赚钱。

只要做到这些，光刻机就是一台合法的印钞机，不，它比印钞机印钱的速度都要快。

然而在它印出钱之前，首先得往里面砸钱。具体要砸多少呢？CEO斯密特粗略算了一下，大概需要1亿美金。当他看到这个数字时，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从那两个母公鸡身上拔下这么多毛。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要钱了。因为怕飞利浦和ASM高层听到金额后直接原地爆炸，所以他在说完1亿美金这个数字后，赶紧又补充道，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我还没有算出具体数字，可能更少，也许5千万，省一省可能3千万也行。

董事会的人一边听一边直摇头，都觉得太离谱。

斯密特开始摆事实讲道理，表示光刻机行业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要做就做第一名，第二第三挣不到钱，第四第五只会被拖死。这种情况下，只有最激进、最大胆、最创新的战略才能有一丝获胜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极其准确，甚至预见到了今天，如今光刻机领域，其他竞争者纷纷退出，只剩下ASML一家独大。

斯密特一顿分析后表示，要么给钱，要么现在就让ASML关门吧。那个小破屋腾出来还能装点垃圾。

最终董事会的人妥协了，表示可以增加投资，但不是1亿美元，而是300万，多一分都不行。

本来想要1亿，结果只给了300万，你觉得斯密特会是什么反应？摔门而去？

不！他欣然同意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在意具体数字是多少！他的策略就是不管给多少都要，先干起来再说，等后面缺钱了再慢慢要，到时候你越投越多，再想中途退出，那沉没成本可就高了。俗称，套牢了。

五、跳岛战术

拿到钱后，他们正式开启了下一代光刻机项目的研发。

在合资公司成立前，飞利浦物理实验室的工程师们研发了一款名为PAS2000的光刻机，可惜一台都没有卖出去，不过在名称上他们依然决定延续传统，将新一代光刻机命名为PAS2500。

研发时间只有两年，为了赶上进度，他们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每天晚上一到6点，飞利浦大楼就一片漆黑，但ASML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有时候甚至亮一整夜。这让荷兰官方人力保障部门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询问，生怕他们变成了黑心工厂。

同时CEO斯密特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项目管理流程，做到哪一步需要什么零件都得写进流程里。这让工程师们很难受，他们之前在飞利浦习惯了独自埋头研发，现在每天报告进度感觉是在浪费时间。但其实像光刻机这种大项目，必须通力合作，严格按流程来，哪一环节出问题了都会拖整体进度。

但就这样加班加点，时间还是不够，研发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发现就算24小时不睡觉，也搞不出来，而且初期投入的资金也快耗光了。

ASML想游说荷兰政府资助他们的光刻项目，三天两头往荷兰经济事务部跑，但政府觉得他们这个项目不靠谱，风险太大，没敢投资。怎么说呢，还是没赶上好时候啊。

走投无路的斯密特想到一个办法，他把目光瞄准了第二年的美国西部半导体展览会，如果他们能在那时候展示一台PAS2500的测试机，也许可以提前获得一些订单。

但时间只剩7个月了，就算是测试机也不可能造的出来。于是斯密特把所有的工程师聚集起来开始头脑风暴。

终于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之前他们研发的PAS2000机型之所以卖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光刻机上的晶圆台移动装置用了油压驱动，这对于芯片生产商来说太笨重了，但是当时的飞利浦工程师们在实验室里埋头研发，没太关注市场需求。后来合资公司成立后，CEO斯密特经过和客户的沟通才发现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PAS2000的各项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尤其是对准系统这一块。于是工程师们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直接在PAS2000的机型上把油压台改成电动台，然后再把一些新技术加上去，这款过渡产品被命名为PAS2400。

经过7个月的奋战，他们终于赶在1985年的美国西部半导体展览会上展出了PAS2400。为了造声势，ASML在当年的展会上做了巨幅广告，上面写着：ASML的光刻机让GCA和尼康都不敢看！这对于低调的荷兰人来说，简直要直接社死现场了。

此举吸引了大批芯片厂商围观，都想看看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愣头青到底是谁。

在展会上，CEO斯密特还得知一个消息，AMD的首席执行官杰瑞·桑德斯抱怨美国光刻机设备系统太差，导致AMD不得不向日本购买设备，但他们并不喜欢这样做。80年代日本在半导体领域迅猛爆发，把美国打得满地找牙，堪称又一次偷袭珍珠港。美国人憋了一肚子火。但这能怪谁呢？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这是商业上的战争，你总不能跑日本本土再扔两颗原子弹，把东芝和日立的厂给炸了吧。

斯密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挖墙脚的好机会。美国不喜欢日本这个小弟超过自己，但对于欧洲这个穷亲戚还是没那么大戒心的。

斯密特立即采取行动，他在《电子新闻》和《半导体国际》杂志上打出整版广告，标题是大号粗体黑字：“我们听见了你的话，杰瑞。”正文写着：“ASML光刻机接受杰瑞·桑德斯的可靠性挑战，保证提供90%的运行时间，这几乎是该行业现在的2倍。杰瑞，你甚至不用担心圣安德里亚斯断层的地震，我们这些机器是牢不可摧的。”

这个广告成功引起了AMD的注意，约他们去谈谈。斯密特去了后，当场表示ASML可以免费提供一台PAS2400给他们试用。AMD欣然接受，测试后对他们的机器大加赞赏，但并没有立即下单，说董事会要研究研究，毕竟更换供应商这种事不可能一拍大腿就可以决定的。

ASML在国际上打响名声后，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一看，吆，看来这家公司有点东西啊，于是决定向ASML提供780万美元贷款。这笔钱可谓是雪中送炭，又可以让他们续上一段时间。

六、拿下AMD

ASML公司刚有点起色，危机随之而来。1985年夏天，半导体行业进入周期性衰退，整个市场停滞不前，大家都在观望。AMD也发来了消息，他们暂时不需要PAS2400型号的机器，但是对他们研发的下一代PAS2500非常感兴趣，如果造出来，他们肯定会买。AMD的意思就是，下次一定。

这可要了ASML老命，他们能不能撑到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ASML再次陷入僵局，这时CEO斯密特又想到一个办法。他们母公司飞利浦虽然对造芯片的光刻机不感兴趣，但是对芯片本身还是很感兴趣的。为了不在半导体领域落后于美国和日本，飞利浦和西门子正在合作开发内存芯片，如果ASML能把光刻机卖给他们，也算是有了第一个客户。

于是斯密特找到那个项目的负责人，然而负责人并没有因为都是飞利浦旗下的公司，而给他们开后门。他们也不愿意购买PAS2400这种过渡产品，只愿意买PAS2500，并表示必须在1986年4月1日前收到第一台PAS2500，不能晚一天，否则，他们就会选择尼康。因为当时内存芯片项目是飞利浦和西门子的核心项目，这才是大事业，他不能因为内部一个小小的光刻机项目耽误了核心项目的进展。

其实像这种大公司不同的项目组之间不合作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因为大家都是对自己的项目负责，没有义务帮助其他项目组，除非是大老板亲自挂帅，才能整合不同部门。

ASML CEO没办法，咬咬牙答应了，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于是回去再次加班几点赶工PAS2500。

其实当时的经济衰退以及芯片产业萧条给了ASML喘息时间，如果当时产业蓬勃发展，需求旺盛的话，ASML根本没能力生产下一代产品。那样他们就更追不上其他光刻机厂商了。

经过大半年的疯狂研发，1986年5月7日，第一台PAS 2500终于诞生了。在当年的美国西部半导体展览会上，这台机器大放异彩，吸引了许多芯片厂商的目光。这次AMD终于说了YES！

至此，ASML才算刚刚踏入光刻机领域的大门，让玩家们注意到还有这么一个荷兰小公司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ASML现在就可以躺着赚钱了，当他踏进门后，发现里面是一个残酷的战场，各个巨头都已经鲨疯了。而ASML刚拿起武器，他准备好了吗？

下一期我们将会看到：

为什么台积电的一场大火反而救了ASML？

在三星的几番羞辱下，ASML是如何拿下这个国际巨头的？

美国半导体行业为何会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后来者ASML又是如何将日本巨头挑下马背？

ASML到底靠什么，一步步走上了硅基王座？

这些精彩故事，下期我们一一道来。

起步晚了20年，韩国芯片凭什么打破美日封锁，做到世界第1？

来源：正解局(ID:zhengjieclub) 作者：正解局

芯片多重要，不用再说，大家想必也很清楚了。

下面这幅图是1985年以来，全球十大半导体芯片制造商排名。红框标记出来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三星。

从中间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星跨越的过程：在1985年，还不见影子；到1990年代，已经挤进前十，2000年后更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取代制霸芯片行业20多年的英特尔，成为芯片行业老大。

三星，是如何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硬生生登上芯片行业巅峰的？

这是当下，很值得细究的一个题目。

三星自研的5G基带芯片——Exynos5100

1. 韩国也要搞芯片

二战后，世界产业转移有一条主线：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所谓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东南亚、南亚……

虽然我们习惯把韩国和日本并称“日韩”，但其实，韩国不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还是产业上都差日本至少一个档次。

这样并不难理解，二战后，韩国战火肆虐，但同样是这场战争，日本却被放松节制，迎来“特需景气”，打下经济腾飞的底子。

在1965年，日本、韩国GDP总量分别为910亿美元、31亿美元，日本将近是韩国的30倍，哪怕是人均，日本也是韩国的8.5倍。

所有产业发展，都要受制于宏观环境。

韩国首尔1960年代街头

电子产业1950年代左右在美国兴起，截至1956年，美国电子设备销售额超过30亿美元。

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开始支援日本产业发展，并开始大规模转移技术，在1955—1970年的十几年里，日本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吸尘器、收音机等产品在国内基本普及，还大量对外出口，最大的出口地就是美国。

到1971年，日本电子工业产值已达94.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

随后，日本在半导体芯片等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也取得重大进步。1985年，日本DRAM芯片几乎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80%。

现在，人们把韩国叫做“三星共和国”，因为三星拥有160多家子公司，市值相当于韩国GDP的1/5。三星的产品和服务涉及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韩国人在一生中几乎都没有办法不和三星打交道。

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星却主要生产化肥，做些农产品贸易。

1969年5月，三星成立电子公司。说是电子公司，其实也主要是生产电冰箱，给日本的三洋代工12英寸黑白电视机。

但三星创始人李秉哲很早就敏锐地做出判断：

由于受到世界各国经济长期不景气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影响，依靠大量出口增强国力的发展模式已经达到了一定界限。

电子产品是最适合韩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

三星，要在韩国搞芯片。

2. 借钱可以，借技术不行

对于韩国人要搞芯片的打算，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可笑。

直到1974年，三星也只是建立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白电生产线而已。

核心电子器件，基本靠进口。

外部环境方面，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府，开启了推动韩国经济长足发展的“汉江奇迹”，但韩国当时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钢铁、造船等重工业上，人均GDP也不过400多美元。

同时，在芯片领域，已经显得有些拥挤了。美国镁光、日本三菱、夏普等巨头占据着产业的顶端。

所以，当时日本三菱CEO直接说“对于GDP水平较低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适合”，并说三星不能开发芯片的原因有四个。

三星电子1970年代的电视机生产线

但同时，对于三星的试探，美日芯片企业都开始警觉起来。

镁光一度愿意以400万美元的价格，把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提供给三星，到最后关头，又无情反悔，打发走了三星方面人员。

夏普客客气气，面上答应，实际上却处处提防，不允许三星员工接近最先进的生产线。

甚至，夏普连工厂的基本信息都不肯透露。三星前去考察学习的研究员只能通过自己的手指间距离、身高、步数，来估计工厂的面积等数据。

但对于制造精密的芯片，这样得来的数据显然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李秉哲向老交情日本NEC（日电）会长要求学习技术，得到的答复是：“钱我可以借给你，但是技术不能借给你。”

作为追赶者，要在核心领域、关键技术上有所建树，是非要花一番力气不可的。

3. 每卖一片芯片倒赔1美元

知易行难。

芯片，是世界产业史上最复杂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一是技术密集，生产工艺复杂，难度大，需要很多精密设备和核心材料。二是资本密集。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而根据著名的“摩尔定律”：

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这些无疑都让追赶者的追赶难上加难。

也正因这样，三星管理团队对于三星进军芯片领域，一直举棋不定。但李秉哲和他的儿子李健熙坚信，三星不能只是买芯片，而是应该有自己的芯片。

机会稍纵即逝。

1973年石油危机重创西方经济体。1974年12月，李氏父子不顾管理层的劝告，自掏腰包入股当时已经濒临破产的美国Hankook半导体公司。

到1977年，业务实现整合，成为三星半导体。

三星在1979年投资建设水原研发中心

期间的磕磕碰碰很多，就不展开了。

将近15年后，1983年，三星终于成功开发出64位芯片，但却落后日本技术4年。

对于日新月异的电子产业领域来说，这种技术不仅落后，还意味着不能有多少经济产出。由于日美技术的发展，芯片价格从每片四五美元，暴跌到25美分，而三星当时的生产成本是1.3美元。

也就是说，三星即便卖出去产品，每卖一片芯片，不光不赚钱，还要倒贴至少1美元。

三星在拼命奔跑，但整个1980年代只是一个追赶者、陪跑者。

1980年代，三星电子财报几乎年年报亏，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4. 26年后终于逆袭

1987年11月，李秉哲去世。

几个月之后，三星推出4M KDAM，但仍然比世界先进水平慢了半年。

越是尖端技术，越没有捷径可走，明明知道没有经济效益，却偏偏要做过一番才行：因为，技术是靠积累来实现迭代升级的。

16M KDAM，三星仍然落后3个月。

64M KDAM，三星已经追赶上日美先进企业。

检验三星技术实力的时刻也到了。美日韩，几乎同步投入256M DRAM芯片研发。256M DRAM容量是64M的4倍，芯片上Cell个数达到2.56亿个，线路宽度精准至头发的1/400即0.25微米。要做到这些，必须在设备上创新。

三星投入了1700亿韩币研发，工程师加班加点，终于抢在美日企业前面推出256M DRAM。

三星从追赶，到超越，逆袭的路走了26年。

在这漫长的追赶途中，三星在芯片、制造、封装、检测等关键环节也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完全摆脱外部依赖。

三星突出重围，靠的远不只是死磕。

1990年代前后，三星曾经连续五年在200mm晶圆上投入超过5亿美元，最终，成为全球DRAM市场的领军企业。

直到今天，不惜血本投入研发仍然是三星成功的底气所在。

今年4月，三星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在逻辑芯片领域投入133兆韩元（近1200亿美元），以超越台积电，成为全球第一大芯片代工厂，并对英特尔保持领先，坐稳全球第一大半导体厂商的宝座。

这需要长远的眼光，才能不急功近利，追求眼前的回报。

作为追赶者，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

李健熙曾说：

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

三星一开始就注意从国外吸收先进技术，李健熙先后50多次到美国硅谷，引进技术和挖人。

三星还曾在美国、韩国成立两个研发团队，同时开展工作，相互竞争。

现在，三星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地区）成立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在中国就设有10个研究所。

追赶者，也离不开更强大力量的支持。

韩国政府一直注重吸引到欧美国家留学的韩国学生回国，在第一轮回国潮里，三星就招聘了近140人，也为三星电子产业打下了人才基础。

政府还为大财团提供资金，来支持这种风险大、资金投入大的产业，甚至不惜动用日本的战争赔款。

1999年，韩国又推出BrainKorea21，耗费3.6万亿韩元，支持人才培养。三星电子和成均馆大学合作，创办半导体工学系，韩国教育部将其列为“创新型专业”，专门为韩国企业培养芯片产业人才。

其实，日本半导体产业兴起同样离不开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的鼎力支持，1976—1980年，日本对半导体做出的预算高达700亿日元，国家直接拨款就有290亿日元。

5. 追赶的路，从来就没有好走的

40来年前，韩国三星还在为日本企业代工黑白电视机，即便倒推20多年，三星的芯片技术还在被日美企业吊打。

而今，三星已经成为世界芯片行业的霸主，在全球量产芯片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50%。

2018年三星芯片部门营收高达86.29万亿韩元（约5000亿人民币），利润44.57万亿韩元（约2590亿人民币），利润率达到51.7%。

三星丰富的产品选择

但这让人羡慕的利润背后，是三星在芯片领域二三十年的苦苦追赶。

李氏父子远见卓识，极富企业家精神。李秉哲至死也没有看到三星芯片的胜利，最终在李健熙手中实现成功。

还有一批批孜孜不倦的研发者。三星第一台半导体生产线只用了半年完工，而国际同行往往要花两三年，这背后是研发人员、管理者的通宵达旦。

当然，还有政府的强力支持。

这世界上，追赶的路，从来就没有好走的。

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

本文授权转载自：正解局（ID：zhengjieclub）。正解局，一个有见识、有深度、有诚意的时势财经大号，华尔街见闻、雪球、蚂蚁金服、世界经理人等10多家主流财经社区特邀入驻。每天全网阅读超过100万人次，在这里，穿透信息的迷雾，在这里，发现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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