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王国爱心教堂文章列表:

• 1、从未知国到异托邦：17-20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植物猎取③
• 2、什么才是打开呼啸山庄的正确方式
• 3、涂鸦艺术的永久性并不重要，其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永恒 | 3月沪京展览推荐
• 4、年轻人看不懂康德？没关系，王国维也看不懂
• 5、布罗姆维奇谈身份政治的困境

从未知国到异托邦：17-20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植物猎取③

周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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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到鸦片战争前中西交流之大变局

18世纪末到鸦片战争前发生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有深刻的影响。第一件事是1792-1793年马葛戈尼访华。英国使团首次访华，意在促进科学和商业交流（Kitson, 2013; Joseph Banks Archives）。但是这次访华的结果不好。主要的一个争议是礼仪之争执（Ch'ien Lung; Anderson; 王之春），马葛戈尼使团拒绝公开三跪九叩。同样的情况也在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第二次英国访华团中发生。西方和清廷对皇朝天下与主权国家认识不同，这对英国和清廷来说成为了一个难以沟通的心结。马葛尔尼的经历是促使大英帝国对大清认识和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事件，而清廷也更加防范猜疑外夷。鸦片战争中，这也是英国商人和主战议员进行情感动员的主要控诉——清朝的华夷之辨、跪拜和其他英国使团受到的屈辱，成为英国的伤害控诉（injury claim），也就是说清朝在有意识地伤害欧洲国家和国民，这种修辞成功发挥了催战的作用。刘禾在一篇文章“伤害：归罪话语与帝国权力”中专门谈及此事（Liu, 2009）。

第二个重要的事是另外一个“礼仪之争”。这场礼仪之争发生在明末清初，主要是罗马教廷对于基督教是否可以包容中国儒教中一些礼仪习俗的争论，核心关乎中国人的祭祀仪式，如“敬天” 、“祭祖” 、“祀孔”等礼制是否与基督教信仰矛盾，是否是迷信。徐光启等儒家天主教徒皈依后依然遵循祭祀的习俗，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曾以宽容态度接受。这种做法后来受到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挑战，在康熙年间酿成罗马教廷与清廷的冲突，康熙和罗马教廷分别禁止耶稣会在华传教。从16世纪末以来耶稣会沟通中西的努力因此而受到打击，之前上百年受过良好教育、有包容心、能够和中国各阶层人士交流的耶稣会士带来的文化传输和融合，就此陷入了滞塞。在欧洲，莱布尼兹、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参与论战，欧洲思想家对此形成了各种看法，深刻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思想史。它的深远影响，可以举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中“亚细亚”一章关于中国的认识和论述为例，它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文明和历史的根本否定。这场争论的线索和历史错综复杂，近年，史学家们仍然在尝试梳理（Entenmann, 2014; 鄒保祿、陳聰銘、李天纲）。（此文的篇幅难以简要描述这个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文章，或者听李天纲教授2016年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座“中国宗教与中国宗教研究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闭关锁国，从五口通商转为一口通商。明末已经在限制通商，欧洲与中国的贸易规定在几个港口：漳州月港、广州和澳门，清代基本继承了这种制度。1684-1685年，清廷在沿海设立了包括厦门、宁波、上海和广州四大海关，每个下辖数十个口岸。1757年，宁波口岸和广州口岸发生利益之争，洋商洪任辉卷进里面，官司不休，清廷一怒之下关掉其他口岸，只允许外商在广州一地通商，并有各种严格限制，这就是 “一口通商” (Canton System) 。这个制度延续到鸦片战争后，以1842年《南京条约》准许五口通商标记其废止（Bentley, 2018; Cassel, 2018; Chen, 2016; Jin, 2016; Perdue, 2009; Pletcher, 2015Van, 2005, 2011, 2017; Wong, 2016）。

一口通商的实际后果对于中方是弊大于利。首先，因为贸易受限，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和锡兰大量种植鸦片，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倾销到中国。这种不择手段牟利是双损的。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

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出后，还杀害他们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竟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增加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和发展合法贸易是不兼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蒙哥马利·马丁说：“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鸦片贸易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也并没有让大英帝国获得期望的市场，正当贸易被鸦片贸易挤得没有空间。这是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

其次，“一口通商” 造就了官商垄断，出现了洪商和“十三行”。洪商因为垄断而致富，其中洪官成为18世纪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但洪商夹在多疑严苛的清廷和唯利是图的英帝国殖民商业寡头之间，处境尴尬。

第三，一口通商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严格限制。比如他们只能在茶叶季节（冬季）在广州停留，只能住在洋行，3-10月要呆在澳门；只能在广州方圆50里范围内活动，在广州市只能去河南和花地游玩；不允许学习汉语；妇女家属不能随行等等。诸多限制和其他种种因素，造成了西人对清廷的积怨。

钱纳利画洪官肖像 ∣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How Qua, Tate Collection

關喬昌（啉呱、林官）画广州十三行

这些变化，从植物猎取的角度来看，改变了明末以来的格局。一方面，以往进行植物采集的传教士（包括宫廷传教士）、外交使节等人，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但都受过极好的人文和语言教育，在中国同宫廷、士人和各阶层交流，植物采集是文化交流与宗教传播的副业。而自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植物猎人往往受过植物学、园艺学专门知识训练，受雇于欧洲自然科学机构、植物商业网络、东印度公司等机构，为谋取商业利益和获取知识而来，文化交流不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贸易、传教和其他中外交流受限，但西方世界对植物的需求确大增。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植物猎取，在19世纪20年代就被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 1774-1856）抱怨，可寻求的物种已经都被西方植物猎人收集殆尽。“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1812-1880）1843年去中国的时候，也发现广东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搜寻的植物了，只好一路北上。而在一口通商的限制下，西方植物猎人要么局限于广州，要么就需要另想隐秘的办法。但是限制之下，西方人依然络绎不绝而来。此外，中国人也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植物猎取集中于广州和香港澳门，在这些地方也应运而生了以植物为经纬的高度综合的网络：西方植物猎人委托当地中国人采集植物；欧洲的植物知识比如林奈的分类学和中国的植物知识得以更多交流；专门收集培育销售植物给洋人的园圃比如花地和私人花园乘势发展；西方植物猎人聘请中国画师用中国绘画方法绘制植物图谱，或者画师受接受西洋绘画方法指导，为植物猎人绘制符合西方主顾需求的植物图谱；以及相关的印刷、摄影、翻译等诸多环节的综合发育，不一而足。虽然闭关锁国的空间紧缩，但是因为需要，有很多新的可能性发生了。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和十八世纪游历英国的中国人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 1745-1773）的父亲老约翰·布莱克是东印度公司船队的一个船长，1767年他受雇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货运监督人。小布莱克在广东搜集植物，与本地画家、翻译、商人等合作。他把植物标本和种子寄回给英国的父亲，以及博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 1710-1776）那里，通过他们供应到世界各地——比如他将乌桕引进到牙买加，把交趾的大米引进到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种植。在广州他有自己的图书馆，根据林奈的《植物物种》、林奈弟子奥斯贝克的中国游记记录以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辨别分类植物。他立志要系统描绘中国的植物，包括植物的形态、构成、品性、应用等等。贸易季之后，他在澳门研究植物，雇用了本地画家Mauk-Sow-U为他绘制植物插图，被誉为清朝留学英国第一人的黄亚东为他做翻译（后文详细介绍）。1763年小布莱克不幸在广东去世。布莱克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标本、画册、笔记。后黄亚东到伦敦时将他的遗物带给了他父亲（Wilson, 2018; Richard, 2019）。

约翰·布拉德比·布莱克中国植物插图

林奇官肖像 ∣ Loum Kiqua, Dominic Serres, 1757 大英博物馆藏

一口通商前后，陆续有一些广州商人出于好奇前往英国。沈福宗之后，1755-1756年间，一位名叫林奇官的广东商人，对欧洲好奇，他先到了葡萄牙（经历了大地震），后去了英国。之后，“奇官”（Chitqua），一个泥偶制作者，在1769-1772年间到了伦敦(Clark, 2011, 5-65; Kitson, 2016)。凭借洋泾浜英语（pidgin）和勇气，他们游历异域。“奇官”（Chitqua）的经历鼓励了时年23岁的黄亚东，出于好奇和学习科学的欲望，1774年他前往英国。到英国后小布莱克的父亲设法照顾他，带他与英国上层社会结交。1775年他访问了皇家学院；他还为伍德瓷器的创始人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ewood）介绍了中国瓷器的制作方法和过程；给医生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介绍针灸；为语言学家威廉姆·琼斯朗（William Jones）朗读《诗经》；给波特兰公爵夫人和以园艺设计与拼贴花卉绘画知名的艺术家玛丽·德兰妮（Mary Delany）介绍中国植物。在老布莱克的推荐下，黄亚东后来到多塞特三世公爵的诺尔庄园做了侍从，陪侍公爵的情人，意大利芭蕾舞演员吉安妮塔·巴切利（Giannetta Baccelli），并去七橡树文法学校学习（Sevenoaks School）。这期间，公爵委托著名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为黄亚东画了肖像（De Bruijn, 2011; Sackville-West, 1922; Ching, 2017）。

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 PRA）画黄亚东（Huang Ya Dong）肖像，英国信托收藏，1776

玛丽·德兰妮，虎耳草（中文名是黄亚东告诉德兰妮），彩色纸拼贴，大英博物馆藏 ∣ Mary Delany, Saxifraga Stolonifera, Collage of coloured papers 1772-1775

黄亚东虽然考过秀才，但是他和“奇官”（Chitqua）都是商人，不属于士人阶层。和像Mauk-Sow-U一样的画师、奇官、中国普通商人和旅行者一样，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地位。他们的海内外行迹、生平和事业在中文历史中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只有和他们交往过的一些西人记录保留了他们的名字或者音译名和零碎的故事痕迹。

花地、洪商的私人花园和苗圃

花地的伍氏花园俯瞰图

花地俯瞰图，1895

伍秉鉴（洪官Houqua，Howqua，1769-1843）是广州十三行之一怡和行的行主，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使他成为当时世界首富。他在广州有两处花园，一处伍氏花园，位于珠江南岸溪峡街；一处在花地，他在那里也有一个苗圃。花地和洪商花园是当时去广州的外国人必游之处。茶叶大盗福琼、 卫理公会牧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许多人都参观过洪官花园并在回忆录中有描写。福琼在回忆录《与中国人暂居，1857》中描绘了中国人种植的紫藤、桂花、茉莉、墨兰、橘数、榕树、盆景等。对比中国和英国花园，他写道：“理解中国园艺，要从脑子里驱除漂亮的草地、宽阔的步行道和开阔的视野的想法；转而小尺度地想像一切事物：铺砌的小径、窗格装饰让人透过看景的处处矮墙，厅堂、庭轩、避暑亭、壁龛、池塘和其上的曲廊——总之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纯然中国特色。” 洪官在1843年鸦片战争之后去世。现存伍氏花园照片多为1850-1860s年代拍摄。

伍氏花园水轩

潘有度的表兄弟Consequa的花园门口

潘有度（1755-1820）又名潘绍光，祖籍福建漳州，广东十三行同文行巨贾之一。1796年，总商蔡世文经营失败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潘有度喜欢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爱和外国人讨论航海问题，并曾写下二十首《西洋杂咏》。当时潘有度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潘有度更是一度名列富商之首。后因营商环境恶劣，朝廷苛敛勒索加，1808年潘家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获准退商，自言：“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1815年潘绍光名义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 1820年底，潘有度病故，潘氏无人愿接掌第三代行商大旗，最后由有度四子潘正炜接任，不久同孚行停办。

骑兵军官费利克斯·雷诺阿德·德·圣克鲁斯（Fe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参加了一次潘绍光的宴会。在1807年12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中国花园和对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观的思考：

我高兴地看到盆景，中国人喜欢那种样子。你会觉得它们很古老；我想，对这些独特的（中国）人来说——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一个老人，苍老，失去了所有构成青春的装饰，是完美的象征。中国人不爱自然，因为艺术模仿的自然是琐碎的、衰弱的、苍老的。这些人永远不会让什么富有青春活力；它注定保持原样，过去、现在，千万年都一样……同样这些人，着迷于象征老年的盆景，也是花的崇拜者，迷人的生命的春天的形象。每个中国人都至少有一盆花，被精心照料。

西方人的观察，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清廷面临西方世界的变化，不能积极有信心地对待外部世界，而是以限制的方式与世界接触交流。西方失去对中国的幻觉，对中国文化丧失兴趣。清廷统治下的人民进入了《百年孤独》式的衰败和梦幻之中。一直到鸦片战争，发生改变。

十三行行画

约翰·汤普森攝影：中国画家在画室畫畫 ∣ John Thompson, a Chinese artist at work

18-19世纪，广州、香港、澳门地区，出现了大批受摄影和西方绘画影响，为西方趣味和需求生产的行画。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英国画家钱纳利，他是十三行画家的共同导师；另一个是画家关乔昌（啉呱、林官）（Heinrich, 2008; Low, 2013; 胡光华, 2001）。十九世纪60-70年代，英国早期摄影大师约翰·汤普森拍摄了大量中国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了一个无名行画画家在画室工作的样子。他另有两篇文字描写在香港的专为外国客商服务的画店和摄影店，细节非常丰富。其中一段这样描绘：

沿着主通道，你会注意到展示的字号，每个都用大写罗马字母闪闪发亮地写着中国画家的名字，比如肖像画家Chin-Sing、Afong、Ating，等等许多人，他们就是香港的画家和摄影家们了。有些在门口展示的摄影作品非常好，而有些则是相机能拍出的最可怕的人脸滑稽像。中国人不会拍侧面像或者三分之一正面像，他的理由是他的肖像必须显示他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并且他的脸应当面如满月。整个人物姿态要保持同样的对称；脸部要尽可能没有阴影，如果有阴影，则必须两边脸一样均衡。他们说阴影不应该存在，那是自然的意外，不应当被描绘，因为它并不表现任何脸的特征；可是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扇子遮荫，这在南方必不可少。他们没有认识到，正是阴影与光结合，才让中华帝国有生命无生命的一切事物有可见的外形。这些东一头西一头的叙述，要是忽略了殖民地肖像和微型画像画家就会不完整。他们没有人们可以去参观的艺术学院或者定期展览，因而必须去拜访他们的画室。Ating的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油画，一个房子的尽头有一堆艺术家在工作，照着不理想的小照片画大幅彩色油画。老板有助手，他的任务是在港口挨个船寻找外国海员客户。杰克想带回家访问奇异辫子和茶叶之国的纪念品，提供了苏珊或者波尔的一副照片，定制了一幅巨大的油画。作品会在两天内完成、装裱、送到，不会超过约定的四块钱，大约等于我们的一英镑。这个画店的工作，就像许多中国的事情，分工很广，可以最小劳力获得最大收益。一个艺术家画草稿，另一个画脸，第三个画手，第四个添加服饰。苏珊的照片放在画架上，罩着画有线条和方块的玻璃，这样就解决了大画框上的比例问题。画家看起来是个怪人，他刚刚从一次长眠中醒来，衣服还散发着鸦片烟的味道；他透过他的大镜片看苏珊的黑眼睛，量出她的比例然后转到大画布上——然后“她”就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直到每个细节都以前拉斐尔派的精确完成，最后一道出彩的加工完成。那让我们看看完成了的画。衣服是天蓝的，刷着绿；亮金色绕着脖子，胳膊上有手镯指头上有戒指，上面珠光闪耀。头发乌黑，皮肤珠白，面颊鲜红，嘴唇胭脂色；至于衣服，既没有斑点也没有褶皱，他的恋人会想，就像一个船首像雕刻的袍子。杰克骄傲地把画挂在他的船舱；可他有时候会对苏珊变成的那个小手小脚彩虹色调的海员女神心怀疑虑。Ating的象牙人物微雕也是同样的合作和商业的方式生产，绝对比大的好。画总是很微不足道，我在这个殖民地停留期间，只遇到一个能成功超越低劣模仿摄影的艺术家。他是自有风格的天才，但也是最成瘾的吸鸦片者；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浪子样，忙着画微型画像，喜欢呼朋唤友和高级生活，常常去维多利亚的音乐厅和赌场。他开始吸鸦片很小心，可是这习惯渐渐控制了他，该吸烟的时候，不管他在哪儿，他都马上要跑去吸鸦片，这很快就把他带进了坟墓（Thomson, 1898, 27-31）。

约翰·里夫斯与中国植物插图绘画

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15岁时在伦敦的茶叶经销商那里实习。他19岁结婚，7年后妻子去世，第二年（1811）他接受任命前往广东，担任东印度公司的助理验茶员（tea inspector）。临行中国前，皇家协会会长、博物学家班克斯爵士委托他搜集植物和有关信息。1816-17年间，里夫斯受园艺协会（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雇佣从中国搜集植物和绘画。之后几年，园艺协会陆续派园丁去中国搜集植物。班克斯书信集中收录了里夫斯1812-1821年间从广东寄给班克斯爵士的书信。内容包括：

1：很难回答班克斯对中国瓷器上人物的讯问，因为设计每年都在变；寄去中国插图书；不久会寄去一些茶苗。（1812年12月27日）

2：给班克斯夫人寄去了各种茶叶；给班克斯爵士寄去了一株茶苗和一些茶树种子；中国人有制作超薄锡箔的方法，这是英国需要的；中国人做胶水的方法是把牛血和生石灰混合，不用面粉；以及中国墨的成分。（1814年2月6日）

3：感谢班克斯爵士安排运输植物到英国；已经有一批准备好运出，列举标本种类；一个中国人帮助准备和保存渔网；7月17日观察到全日食；描绘所见景物；中国是植物学研究的好田野；机会合适的时候会告诉班克斯爵士他能在那里获得好的茶叶。（1814年10月1日）

4：准备寄给班克斯爵士奇异物品，包括，燕窝，皇室用的墨锭、驴胶……. 和各个船的船长安排了把活植物带回给班克斯爵士……下艘船会带不同种类的稻米标本。（1815年1月15日）

5：寄给班克斯爵士中国人在他们的铜灯上用的彩色牛角；描绘了染牛角灯的方法，这些灯用来装饰和庆祝平安吉祥等等；描绘了漆器镶嵌工艺，镶片用蛇皮制成；会委托两艘船带回植物……给Goodhall解释了怎么备茶，也会告诉班克斯；给一个亲戚寄了一本图绘书描绘中国人对未来的想法，正在了解他们的传统和信仰；皇室用的茶叶的一个样本……（1815年2月14日）

6：委托一个医生带去几种自然史的物种和植物插图……（1820年1月5日）

7：汉学家、翻译家、中英文学文字翻译之父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FRS, 1782-1834）在看《本草纲目》，我让他选了一些标本……包括贝壳、矿石和种子；还寄出大量从马尼拉和中国各地搜集的种子；它们中许多没有命名，因为它们大多在荚或者囊泡中……也给园艺学会和Goodhall寄去种子；从Low Fow Shang（罗浮山）找到了活的植物，包括一种新的映山红（Azalea）。（1820年3月24日）

1800年左右西人依照李时珍《本草纲目》绘制的中国植物、昆虫图策"Account of 814 Plants & Insects, Most of Which Are Reckoned Medicinal by the Chinese"- Copy based on the "Bencao Gangmu" of Li Shizhen (1518–1593), a definitive work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8：寄去一本佛教徒出版的书；提到洪商潘启官二代（Puankhequa）今天死了。（1820年11月18日）

9：中国有一种深红、一种粉色玫瑰；给Goodhall寄去六卷大地图；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对中国地理极大无知；标本和植物插图细节描绘寄出；现任两广总督出版了一本从传教士著作汇编的书（应指的是阮元编纂的《畴人传》），已寄给班克斯；他也在做统计工作；嘉靖皇帝9月2日去世，他的二儿子继承皇位；茶园的苦力中发生了瘟疫。（1820年11月14日）

这些信件内容虽然零碎博杂，却包含了植物传播知识和植物帝国网络、西人在华情况、本地生活风俗、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信息（Banks, 1958; Fu, 2013; Morrison, 1839; Starr, 1998; Townsend, 1890）。

里夫斯的植物绘画大多留有中国画家的名字。现存的他的笔记记录了中国画师的名字：Akwe, Akam, Akuat, Asung。这些画家每天能画一幅画，每幅酬劳一元，他们大多是澳门的画师。夏天茶叶季之后，在里夫斯的澳门寓所，他监督指导他们绘画，以确保所画植物的准确性，避免画师按照自己的臆想和习惯随意安排植物。园艺协会根据这些画挑选植物，从中国订购植株和种子。

里夫斯的植物绘画有两种：一种用大幅英国特制的厚水彩纸，用中西结合的画法绘画，大多遵循林奈植物图示法；另一种用小幅中国纸，主要用中国颜料和画法绘画（Bailey, 2010 & 2019）。里夫斯的植物搜集，特别是他的植物绘画，代表了19世纪初在广州和澳门欧洲人利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完整的资源网络，吸收中国本地才华、知识、资源，所能取得的最丰硕的成绩。他指导画师创作的植物插图，结合欧洲绘画视觉表现的构图特点、中国绘画传统表现物的情态的生动和细腻以及对色彩与协调的重视，是独一无二的佳作。这是泛滥的外销行画无法通过模仿而达到的艺术水准。

里夫斯带回英国的中国动植物图谱有数千幅，仅大英博物馆收藏就超过了2000件。这里选择了一些富有中国特色和部分结合西方植物图谱视觉表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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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

1843年7月，苏格兰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受伦敦园艺学会（the 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雇佣前往中国，首次抵达香港。在其后的近20年间，福琼数次前往中国，从广东沿海岸线北上，一直到上海周边地区活动，去过厦门、泉州湾、舟山群岛、上海、宁波、苏州、普陀山、安徽屯溪、杭州、武夷山等地。他主要的行程包括：1843-1845年东南沿海；1848-1851和1853-1856受东印度公司委托盗取茶苗；1858-1859受美国林农局委托给美国南方引进茶苗；最后在1861年往日本途中短停中国。

福琼第一次漫游期间，已经留心观察到印度喜马拉雅山脚的气候和中国南方茶叶种植地区的气候比较相似，适合种植茶叶。在1848-1852年的漫游中，他带著华登1829年发明的长途运输育苗箱（Nathaniel Bagshaw Ward），从武夷山偷运茶苗，寄到印度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东印度公司就此开始在喜马拉雅山下和锡兰培育茶叶，彻底改变了中英贸易的格局。

福琼每次旅行都要写游记或日记，里面记录了很多有趣的事。比如说他写到在浙江慈溪和一个退隐的古富商家欣赏花园，承认自己即使有英国人对中国的偏见，也不得不赞叹这位商人的花园非常令人愉悦，品味极好，花木优美，种植安排合宜。他还去过宁波天童寺和苏州花园；也留意到中国南方沿路的坟墓和弃婴。（Fortune, 1847, 1852 & 1853; Watt, 2017; Rose, 2011; Liu, van Driem, 2019; 2010 & 2020）。

寄往英国皇家花园Kew的华登箱（Wardian Case）

马克·狄恩：移动生物类型—丛林Mark DION, Mobile Bio Type - Jungl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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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植物猎人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之后，西方植物猎人逐渐进入中国内地，被誉为“中国植物猎取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Era of plant hunting in China）就此开始了。数以百计的各国西方植物猎人蜂拥而至，比如：福琼、 埃米尔·布雷施奈德（Emil Bretschneider）、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让·玛里·德拉瓦神父 （Père Jean Marie Delavay）、 阿曼·戴维（Armand David）、奥古斯丁·亨利（Augustine Henry）、 埃米尔·玛里·博迪尼尔（émile-Marie Bodinier）、保罗·纪尧姆·法格神父（Père Paul Guillaume Farge）、让·安德烈·苏利埃 （Jean-André Soulié）、朱塞佩·吉拉尔迪（Giuseppe Giraldi）、弗兰克·迈耶（Frank N. Meyer）、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威廉·普度（William Purdom）、 傅礼士（George Forrest）、海因里希·冯·汉德尔-马泽蒂（Heinrich von Handel-Mazzetti）、 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等。其中德国植物学家汉德尔-马泽蒂在云南、四川、西藏搜集植物时，恰逢一战爆发，整个战争期间被迫留在云南，也因此他在中国度过了一段孤独、平静而富有生活的时光。这个时期的植物猎人会地毯式地搜寻他们所在的区域。他们之间也相互竞争，比如傅礼士曾经警告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离他的云南地盘远一些。黄金时代之前的植物猎取主要在广东周围和东南沿海，以及北方传教士和使节可到达的地方。而黄金时代以来，他们更多穿透内地，特别是进入西南。在云南，一个植物猎人在短时期内就可找到五千多种植物（Swain, 2011; Bretschneider, 2002; Wilson, 1913, 1927 & 1971; Handel-Mazzetti & Winstanley, 1996）。

这个时期，在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四川、西藏地区活动的植物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接触比和汉人的接触更深入广泛。当时是巨变和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的时代。清廷与外国的紧张关系，满汉地区普遍的衰败和腐败，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边疆政治冲突和内地王朝政治动荡等原因，使得很多植物猎人在西南地区有和在其他中国地区非常不同的体验。处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他们更容易和少数民族建立长久的友谊。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建立了 “纳西学” （Rock, 1948; Goullart, 1957; Wagner, 1992; Woodhead. 2018; Sutton, 1974; Mueggler, 2011） ；邓明德神父（Father Paul Vial）在四川北部帮助萨尼族建立学校和教堂，并通过买地支持萨尼族人自耕自足建立社区的实践，培育了对当地汉族大地主盘剥控制有抵抗能力的小生态社区（Cordier, Vial., et. al., 2011; Swain, 2011）。他们帮助整理当地民族的语言、音乐、文化和宗教，这些植物猎人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在中国从事人类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宗教、当地文化研究与保存的人。

洛克搜集的纳西文：向最高神祗祭祀 ∣ NZA079: [Sacrifices to the Highest Deity]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elections from the Naxi Manuscript Collection: Joseph Rock. http://international.loc.gov/intldl/naxihtml/rock.html

另一个新的变化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摄影的发展和迅速商业化，使得植物猎人不再需要雇佣专门的画家来绘制植物插图，他们可以自己拍摄记录植物和其生长环境。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1910年代在中国就开始使用相机拍摄植物和植物探险中所见（Dietrich & Dietrich, 2019; Howard, 1980）。

威尔逊：台湾百合，1910年7月14日拍摄∣ Wilson, E.H., Lilium formosum China, July 14, 1910

威尔逊：茂州北部？，1910年8月30日∣ Wilson, E.H., North of Mao-chou, August 30, 1910

洛克在20年底搜集记录植物的时候，也为美国农业部和史密斯学院拍照。采用摄影记录植物，可以真实反映植物生长的土壤和环境，以及一个地区的植被、气候、水文、地质情况（Joseph Rock's Images: http://pratyeka.org/rock/ ）。

【洛克拍摄】洛克的12个纳西助手Gansu (Cho-ni). Arnold Arboretum Expedition - the twelve Naxi assistants. (ca. 1924-1927)

【洛克拍摄】麦冬Meconopsis integrifolia. China, Gansu (Kadja Ku Valley). (1925-06-11)

【洛克拍摄】杜鹃Rhododendron rufum. China, Gansu (Koang-kei Shan). (1925-06-12)

【洛克拍摄】威尔逊冷杉Abies faxoniana Rehd. & Wils. China, Gansu (Djrakana)

【洛克拍摄】左：云杉Picea asperata. China, Gansu (Djrakana). (1925-08-03)

在拍摄高大树木或者森林时，洛克会让助手站在树前或者林下，反映人与树木的尺度关系。

【洛克拍摄】以威尔逊命名的甘肃山楂Crataegus kansuensis Wilson. China, Gansu. (1926-10-20)

【洛克拍摄】柠条植被Caragana jubata Poiret. China, Gansu (Kadja Ku Valley). (1926-01-11)

【洛克拍摄】乳突拟耧斗菜 Paraquilegia anemonoides (Willd.) Ulbrick. Tibet. (1926-06-03)

【洛克拍摄】四川Sichuan (Huang-kiang). Our houseboat at Huang-kiang. (1925-01-25)

【洛克拍摄】甘肃，村民来听留声机Gansu (Ch'ing-shui). Natives listening to a phonograph. (1925-04-11)

18

鸦片战争之后：李善兰与植物学

鸦片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进京之后，清朝内部开始变化。在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成为从朝廷到士人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1862年7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面创办了同文馆，选派满族学生学习外语、天文、算学等。同文馆也设有印刷厂，翻译出版数、理、化和历史、语文（外语）等书籍，对新知识的早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863年李鸿章奏准设立上海广方言馆，也主要从事翻译出版。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聘请外国人、传教士、汉学家和中国人一起翻译西学书籍，并特别注重研究西方概念在汉语中的传达。根据多伦多大学孟悦教授统计，在1880至1885年间，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共翻译了78部著作，其中43部（55%）是自然科学类（Meng, 1999）。

李善兰与学生

艾约瑟

韦廉臣

1858 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和两个传教士兼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编译了林德利（John Lindley）的数本植物学知识普及著作，合成一册《植物学》，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在西方自然科学体制化开始的时候，他们把植物学知识介绍到了中国。参与翻译的两个西人都是传教士，因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抱有保守观念，强调宗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比如韦廉臣撰写了一本《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当时他们翻译介绍的自然科学著作经过了传教士的神学思想处理和过滤。到19世纪最后20年，一些被传教士遮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包括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群学（后来的社会学）等思想和知识才大量进入中国。

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植物学的作品，在中国科学史以及东西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学》东传日本以后，对近代日本植物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探讨了“植物学”术语的由来，指出日本所习用的这个词正是来自李善兰等人所译的这本《植物学》（邢鑫, 2015）。

《植物学》扉页

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林德利肖像和关于他的文章

植物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介绍传播之外，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最先在澳门、香港和台湾，之后在辽宁营口，陆续出现了外国人办的植物园和自然博物馆，向公众提供娱乐休闲和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1905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博物苑，也设有苗圃，培育植物，开设植物学和生物学课程。1905到1949年间，中国一共出现了30多个植物园。而受西方完整科学训练培养的自然科学家也在20世纪出现，譬如胡先骕等人。

结语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帝国的压力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和权威在种种矛盾和纠结中投入了现代化进程，信仰科学革命是现代化的必由之途。但是这种科学信仰，更多基于急切之用，忽视了科学精神本身和西方近代产生的科学信仰自身的局限（Elman, 2006 & 2006; Needham, 1986, 2000 & 2005）。中国人对植物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不管是实用的草药、经济、装饰之用，还是作为文化和美学的情感与象征符号，渐渐面目模糊。而现代植物学知识，因为其教育和传播自上而下、专业分科的特点，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本地文化传统不能充分结合，这就使得现代人面临与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双重间隔的处境。

以植物猎人和植物传播为一个切口，进入历史复杂的地层，没有哪一种理论、哪些概念、或者单一和复数的视角，可以给予一个整体性、概括性的解释。这样的历史，更像是因陀罗网的世界，它由无数互相组织起来的镜片构成，每个镜片都是或显著或隐微的历史事件，而人们只能从部分镜片中看到部分镜像的互相映照。它们中有推动引导历史的强势动力，也有主动与被动的参与者。但它们全都彼此折射，共同存在，构成一个个连续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数的历史，从植物传播的切面来看，留下痕迹和影子的大多是欧洲人的记录。中国本地参与到这四百年交流史中的人物，只有个别有名有姓有事迹可考，而绝大多数参与者的痕迹都已经抹去，或者只留下暧昧模糊的虚影。

本文虽借用福柯异托邦的术语，但是它只是个路牌，并非道路，更不是一个完全的阐释。异托邦是基于中心与边缘、分类与可知性而对世界的认识。这种认识脱离不开用概念、理论和语言的诠释和掌握。对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他者，是异域；对中国来说，欧洲是异域，是他者；而在中国内部，又有无数的他者和异域，特别是那些不能进入书写和正史的人与事。

目前关于植物猎人和中国近代科学意识发展的研究，大多从文明冲突和后殖民批判的角度入手，将中西作为比较和对立面处理。而我认为，这两个世界并不能简单作为彼此的对立面来看待，它们早已千丝万缕的交织在一起。西方植物猎人带著他们的帝国殖民世界的确定性知识来到陌生的土地，很快与异质文化的历史、经验和所有存在相遭遇。陌生土地上的“社会性存在”（social being）包含可知和不可知、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的知识和感性。作为物和知识传播的植物，也承载、参与着不可预期的人与地方的转变。通过重新翻开历史，希望我们能找回新鲜而友善的眼睛，看到万物和所有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

关于作者：周琰是策展人、译者、文学艺术批评写作者，多伦多大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当代艺术与社会、信息网络。

【本文最初系MOKIK课堂的两次讲座（2020年6月27日、7月18日），由CP整理、Amber刘琥珀编辑；讲座后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由作者重新调整并增加内容，于2020年8月25日-9月3日之间修订完成。】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张艳

什么才是打开呼啸山庄的正确方式

来源标题：这并非一部可以用现实主义去度量的名作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盘点文学史，在《呼啸山庄》之后都很难找到在任何方面模仿它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神迹，一座奇妙的孤峰，它的风格是如此特别，你找不到化用于其他文本的方式，你连一丁点皮毛都学不到。

“可是希克厉先生跟他的居处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从模样来说，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从服装、举止来说，又像一位绅士。”打开《呼啸山庄》，迎面而来的就是这样奇特的、极度不和谐的对比，处处都是构成尖锐矛盾的画面。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每个元素都在拽着你往下看，但你总觉得它们被错位放置，终于彼此交缠，难以分割。

整个故事涉及两个山庄的两户人家的两代成员，真正的时间跨度有三十多年。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从头讲起。实际上，在小说文本的起点——1801年，两个山庄已经经历过生死剧变。小说完全没有交代两座山庄的具体位置，你只是依稀知道这是两个英国的乡间农场，从环境描写看多半在北部，离利物浦不远。哪怕读完全书，你也很难找到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或与时代风俗、历史变迁直接相关的细节。甚至，你对这两个地方的面积、人口、结构的概念都会比较模糊，规模似乎可大可小。也就是说，这样的时空是抽象的，是高度虚构化的，所以有人把《呼啸山庄》当作寓言甚至幻想小说看，虽并不准确，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从书里的描写来看，英国古典文学另两个重要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也好，《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好，在傲慢和矜持上或许与希克厉有一点相通之处，但显然远不及希克厉阴郁和暴戾。对此，借住在山庄的外来客洛克乌的评价很生动：“他爱，他恨，全都搁在他心里，而且认为假使再要让人家爱他，恨他，那就分明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儿。”周边环境也在不断烘托这个自闭的暴君形象，山庄里总是风雪交加。

呼啸山庄里其他几个人物彼此的关系也显得奇特而紧张：比如，两个在外形和气质上形成鲜明对比、但都被周围压抑的环境苦苦折磨的青年男女；一个粗鲁无情的老男仆。至此，诡异的气氛全开，悬念推着洛克乌和读者往前走。洛克乌发现，惟一可以成为突破口的是女管家纳莉，她从卡瑟琳和希克厉的童年起就在这家里帮佣。在洛克乌的追问下，她终于从第四章开始，原原本本地叙述起这两个山庄的故事。

由此，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由外围旁观者洛克乌转为纳莉。在她的叙述中，不时需要插入故事中人物的叙述，或他们的来往书信，所有这些信息拼接在一起，才构成这个故事的全貌。因此，《呼啸山庄》的整个叙事采取了三重框架，很多段落都宛若多声部合唱。这种结构在后现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在古典小说里显得很超前，以至于小说发表后，结构成了被诟病的一重理由。评论者们认为，小说写得“七拼八凑，不成体统。”

将近半个世纪后，随着20世纪的到来，《呼啸山庄》在评论界受到的推崇越来越多。小说问世之初面临的尴尬境地，有了戏剧性的反转。当初对艾米莉的非议，成了“神化”女作家的依据。人们很难想象，一个“除了上教堂或者到山上去散步”之外很少跨出门槛的年轻女子，哪来如此丰富和不羁的想象力；一部在结构、手法、风格上完全找不到其他作品可以比附、可以借鉴的作品，究竟是怎样横空出世的。甚至，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盘点文学史，在《呼啸山庄》之后都很难找到在任何方面模仿它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神迹，一座奇妙的孤峰，它的风格是如此特别，你找不到化用于其他文本的方式，你连一丁点皮毛都学不到。

回到女管家纳莉。我们很快从她的叙述中看到了故事核心的轮廓：欧肖家族的女儿卡瑟琳与老欧肖在利物浦街头捡来的流浪儿希克厉之间，有一段刻骨铭心却又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望的爱情。老欧肖的辞世，长子亨德莱的薄情，让这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成了相依为命的伙伴，跟荒原上的野草一起野蛮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卡瑟琳带给希克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平等自由的幻象。卡瑟琳左右了希克厉所有的喜怒哀乐。在希克厉看来，征服卡瑟琳就是征服全世界，反过来，失去卡瑟琳就意味着万劫不复。不过，人们通常会惊叹《呼啸山庄》里卡瑟琳和希克厉的情感联结是如此强韧不息，却往往会忽略，林敦以及他代表的生活方式，对卡瑟琳同样有强大的诱惑力。而这种诱惑，早在希克厉与卡瑟琳少年时代一起误闯画眉田庄就开始了。

那一夜，展现在两个少年眼前的是跟呼啸山庄迥然不同的面貌：房间里铺着地毯，天花板上有玻璃吊灯，环境洁净、宁谧、富有，没有“奇怪的对比”，惟有无趣的和谐。这一段的插叙是通过希克厉的视角展开的，他看到了屋里的兄妹俩在为无聊的事情温和地争吵，就好像代入某种千篇一律的公式。他一眼就在这温馨祥和的画面中看到了他们的精致、脆弱和缺乏生气，于是发出感叹：哪怕给我一千条生命，我都不愿意跟埃德加·林敦在画眉田庄的境况交换。我们从情节后来的走向可以得知，刚才这一幕，如果视角换成卡瑟琳，那一定是另一种样子。在她眼里，画眉田庄代表着安全、文明、井然有序，他们的生活方式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未来还有另一种可能。我们可以感知，在卡瑟琳心中，两股力量，两种人生，两个“天堂”开始撕扯她。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呼啸山庄》里的情感冲突，从一开始就没停留在世俗层面。卡瑟琳的选择困境并不仅仅是阶层差距或现实需求，同时也包含着她对自我、对本性的认识。究竟是顺应还是压抑本性，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选择。为了接受林敦的求婚，卡瑟琳也编织了自圆其说的理由。她告诉纳莉，如果嫁给希克厉，那么他们两个只能去讨饭；但如果嫁给林敦，那她可以用丈夫的钱帮希克厉翻身，使其不再受她哥哥的欺凌。

是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女管家纳莉了。她在叙述中的情感倾向很有意思，像墙头草，时而同情希克厉，时而站在林敦的立场上，时而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卡瑟琳评头论足，时而还作为两个山庄之间的中介改变事情的进程。她的态度不仅始终摇摆不定，而且其见识和口吻似乎也不像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女仆。

或许，我们可以把纳莉看成是一个集体视角——集世俗观点之大成。在这部充满极端人物的小说中，惟有纳莉是我们熟悉的普通人，是凡尘俗世的中间色调。纳莉在某种程度上是替读者发声，我们通过她对整个故事的议论，通过她的反复改变立场，也能审视我们自己的态度，进而体会到世俗的评判与小说展示的灵魂冲撞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落差。当小说让我们产生越来越强的代入感时，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和纳莉一样，既无权也无力作出评判。

通过纳莉我们看到，两个山庄两代成员的名字、亲缘关系以及性格特征，都紧紧缠绕在一起。希克厉的儿子以他的情敌林敦的姓氏来命名，林敦的女儿则与母亲卡瑟琳的名字相同，而亨德莱的儿子哈里顿的性格和境遇，明显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希克厉。所有这些爱人、仇人，其实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如此重叠和错位，显然是作者刻意为之，直接效果是：这仿佛写成了一个循环发生的故事，两个山庄的第二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上一代的故事。将近百年之后，我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安排，家族里几代人物的名字犬牙交错，命运循环往复。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呼啸山庄》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严格的现实主义规则去度量的作品。推敲其与现实对应的细节是否符合生活逻辑，并不是阅读这部小说的正确方式。它的故事框架很容易被概括成穷小子与富家女的爱情悲剧——穷小子因爱生恨，进而报复社会。因此，如果我们在其中看到尖锐的阶级矛盾，是顺理成章的。但仅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促使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的灵感并非来自于她自身的痛苦，她的眼里看到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却有能力在书中把它统一起来。如果我们顺着伍尔夫的指引，就会发现艾米莉·勃朗特实际上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生活中很多折中的、暧昧的、半真半假的部分，留下色彩最鲜明的部分，形成最强烈的对照。小说凭借这样的架构，在荒原上搭建起了人类情感的微缩景观。

然而，比这种对照更惊心动魄的，是挣扎在其中的人和人性。卡瑟琳的理智完全屈服于社会秩序的同时，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和情感与希克厉同在，与荒原同在，最终不惜用生命呼应了来自它们的召唤。她在一个世界里越清醒，在另一个世界里就越疯狂。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不仅存于她身外，更常驻她内心。强烈的情感从地下渗透到地上，从文字里散发到文字外。与情感表达的饱和度相比，与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无可言说的神性与诗性之美相比，文本的结构、技术上的特点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来源：文汇报

涂鸦艺术的永久性并不重要，其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永恒 | 3月沪京展览推荐

记者 | 陈佳靖 林子人

编辑 | 林子人

【上海】

水之域

展览时间：2月28日-6月5日

展览地点：浦东美术馆

门票：130-200元单人单次通票/260-400元家庭（2大1小）单次通票

浦东美术馆2022年度首个全新大展“水之域”为上海观众带来来自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和弗朗索瓦·施耐德基金会的100余件珍贵馆藏。凯布朗利博物馆是法国第四大博物馆，以收藏和展示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艺术闻名。此次展览围绕生“水”这一主题，展出从古至今各大洲艺术家与匠人创作的考古学物品、仪式面具、神像、雨披、土耳其浴用具、渔具、当代艺术等，展现生命之源如何塑造、影响人们的生活、信仰与关切。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是浦东美术馆第一次呈现历史文物，部分展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比如一件出土于墨西哥，距今已有1700年丽水的赤土陶器——它是一件阿兹特克文明中的洛克雨神雕塑。

奈良美智

展览时间：3月5日-9月4日

展览地点：余德耀美术馆

门票：200元

此次展览由余德耀美术馆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ACMA）策划，并与奈良美智和策展人吉竹美香紧密合作，呈现70多件绘画、雕塑、陶瓷、装置以及700多幅纸上作品，包含大量首次展出的手稿，全面回顾艺术家跨越37年的艺术生涯。这不仅是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日本艺术家在中国大陆的首次个展，也是他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回顾巡展。

展览从追溯奈良美智早年的生活开始，进入首个展厅，首先印入观众眼帘的是布满整面墙壁的音乐专辑封面，暗示了音乐对艺术家的重要影响。事实上，音乐、文学、童年记忆以及在德国的求学和生活经历（1988-2000年）都给予了奈良美智无尽的创作灵感。回顾奈良美智的艺术生涯，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创作中的种种变化。从最早期的涂鸦到逐渐其标志性形象的斜眼大头女孩，从画在展开瓦楞纸箱上的纸本作品到雕塑、陶瓷和装置，从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到疫情期间糅合了多种色彩、朦胧如梦境般的大尺寸画作，奈良美智在不断挑战新的创作媒介、技巧，并对变动不居的世界做出回应。

在当下观看奈良美智的作品，反战与反核元素或许特别值得注意。奈良美智从小就感到自己与战争贴得很近并因此梳理了鲜明的反战态度。在创作于2017-2019年期间的“广告牌”绘画系列中有一幅题为《和平女孩》的作品，女孩踩在希特勒的头颅上，面露狰狞。奈良美智对此的解释是，““站在二十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独裁者身上，为什么和平女孩的脸上看起来有一种恶意？你越去思考和平是如何形成的，它似乎就变得越复杂。”

曾孝濂：画与相

展览时间：3月5日-5月22日

展览地点：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门票：30元

曾孝濂，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植物画第一人”。1997年退休后，曾孝濂全情投入植物画创作，他曾说过，“信手涂鸦一顽童，机缘巧合入画途，以腊叶标本为依据，为植物志画插图。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得味道足。既要坐得冷板凳，也要登得大山头。时而心猿意马闯深山老林，领略狂野之壮美；时而呆若木鸡静观花开花落，澄怀味象，感悟生命之真谛。动静之间寻觅灵感之沃土。以勤补拙，死抠硬磨，练就无法之法。凝花鸟树木于笔端，哄慰自己，也给观者留下些许回味。随意而安，尽力而为，平平淡淡，自得其乐。”

此次展览展出曾孝濂的40幅代表作。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举办植物画展览别有一层深意——绘画与摄影的关系究竟为何？照片能够取代静音绘制的图画吗？曾孝濂的绘画笔触细腻写实，近乎复刻般将植物与动物付诸笔端。在摄影技术还未发明的时代，绘画是动植物学家记录、研究的重要媒介。而到了今天，即使摄影纪实技术日臻完美，植物科学画家们的勤勉与技巧依然值得钦佩。除了曾孝濂的作品以外，此次展览还展出荒木经惟、刘野、乔瓦尼·欧祖拉（Giovanni Ozzola）等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

想象与真实——十九世纪欧洲铜版画中的晚清帝国

展览时间：3月8日-4月5日

展览地点：上海鲁迅纪念馆

门票：免费

1792-1794年，马葛尔尼伯爵率领使团，首次代表英国访华，欲与大清帝国建立外交关系、开放贸易。使团雇佣了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作为制图员随行，在华期间他绘制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插画。此后，随着中国向西方缓缓打开大门，以及画报、杂志在西方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画下他们看到或想象的中国，这些图像由此构成西方人对晚清帝国的视觉印象。

此次展览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共同举办，展出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所藏1843年出版的托马斯·阿罗姆铜板画集《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中的90件铜版画，以及上海鲁迅纪念馆馆藏鲁迅相关欧洲铜版画书籍9册。这批铜版画囊括了诸多中国的标志性场景，例如北京圆明园、长城、北京西直门、端午龙舟会、定海妈祖庙、运河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中国美术事业特别是新兴木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次展览因此也是对鲁迅大力提倡新兴木刻运动的回顾与传承。鲁迅早年埋头阅读《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临摹插图；后来费劲心力收集了欧洲和日本等国的版画作品，并将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欧洲优秀版画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认为他们的作品“是很值得美术学生和爱好美术者研究的”。

注：目前上述场馆都暂时关闭，重新开放时间待定。

【北京】

奥斯汀·李：人间乐园

展览时间：2月13日-5月8日

展览地点：木木美术馆（798馆）

门票：100元

美国艺术家奥斯汀·李代表了一种新的艺术实践方式：他首先在虚拟现实软件中进行创作，随后将其以实体的形式呈现为绘画、装置和雕塑。他认为，艺术与科技交汇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人类擅长使用工具，而数字技术不过是新的工具。他希望可以运用这些工具来更好地理解他人，与他们产生共鸣。

在虚拟与现实的交融和转化中，展览深入探究了贯穿于艺术家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我们如何通过数字科技来诠释人类情感，而科技的进步又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感情深度？这在《哭泣宝贝》（2021）和《火车眼泪2》（2021）等作品中得到了诠释。“成长”作为本次展览的核心主题，不仅体现在奥斯汀的作品之中，也贯穿于整个展期内。他将在展览期间持续创作新的动画作品，并在展厅内循环播放。

遇见凯斯·哈林：后波普时代潮流艺术展

展览时间：3月13日-6月13日

展览地点：遇见博物馆·in Space

门票：128元

凯斯·哈林是活跃于1980年代的美国街头绘画艺术家和社会运动者，他的作涂鸦品带有浓厚的波普艺术风格，多为粗轮廓线，单色、空心的抽象人、动物等图案。1982年，他在纽约曼哈顿区休斯敦街的废弃墙面上创作了第一幅著名大型壁画，随后，他的涂鸦遍布全球。无论是德国乌尔姆敏斯特大教堂旁边的“吠犬”、柏林墙上手脚串联在一起的空心人，意大利圣安多尼修道院墙面上的《全世界》，还是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红色线条涂鸦，如今都已成为游客必去的打卡地。

然而，随着哈林的公共壁画作品被逐一拍卖，人们能够亲眼见到真迹并打卡的机会越来越少。目前在纽约、比萨、乌尔姆、巴黎等地，散落着他仅剩的10余幅公共壁画，尽管在哈林看来，涂鸦艺术的永久性并不重要，其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是永恒。

好奇女孩爱丽丝

展览时间：2月28日–6月11日

展览地点：U2美术馆

门票：158元

“好奇女孩爱丽丝”由英国V&A博物馆与U2美术馆联合呈现。展览通过近300件作品首次完整梳理了“爱丽丝”的文化价值。15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午后，牛津大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带着同事亨利·里德尔一家的3个小女儿在泰晤士河上泛舟。看着沿岸的风光和不时出现的小动物，道奇森灵光乍现，闪现出一个小女孩跟随会说话的白兔子掉入地下仙境，开启奇幻冒险的故事。后来，他以里德尔家二女儿的名字为故事的主人公命名，即“爱丽丝”。

1865年冬，查尔斯以笔名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首次出版奇幻小说《爱丽丝梦游仙境》。至今，爱丽丝的故事已被翻译成170多种语言，制作了数百部影视娱乐作品，激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本次展览跨越表演、时尚、艺术、音乐等领域，其中包括萨尔瓦多·达利为《爱丽丝梦游仙境》创作的一系列插画，重现奇诡绚目的“地下世界”；“波点女王”草间弥生以爱丽丝为创作源泉，启发人们用爱看待世界；前卫艺术家小野洋子创造的棋盘装置，展现爱丽丝从“棋子”转变为真正的“仙境女王”的过程……展览还将通过多媒体手段再现爱丽丝故事中的著名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

蜷川实花展：虚构与现实之间

展览时间：3月19日-6月19日

展览地点：北京时代美术馆

门票：148元

日本艺术家兼导演蜷川实花曾获得日本摄影界权威奖项之一“木村伊兵卫摄影奖”，执导电影《恶女花魁》（2007）、《狼狈》（2012）、《杀手食堂》（2019）以及《人间失格》（2019）等。“花”一直是她的标志，也是她创作路上永远的主题，她拍摄的花朵色彩绚丽且梦幻，激烈地表达着内心的精神世界。

本次展览以“虚构与现实之间”为主题，共有12个展示区域，展出近700件艺术作品。其中包括蜷川实花一贯色彩斑斓风格的《永远的花》与《樱》，拍摄了许多名人与运动选手的人像摄影作品《Portraits of the Time》，跨出新领域的《美丽的日子》，海外首次展出的高人气区域Imaginary Garden等系列作品，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现蜷川实花镜头下的无限可能。

安东到丹东：鸭绿江上的木筏、断桥与过客

展览时间：3月13日 - 6月5日

展览地点: 十点睡觉艺术空间

门票：72元

辽宁丹东位于东北亚中心地带，是一个由旧城（或旧聚集地）、铁路附属地（南满的满铁附属地与北满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和商埠地（由开埠通商而划定的“原住民”与“外来者”进行自由贸易的区域）三部分组成的典型东北城市。从1965年前的“安东”到1965年后的“丹东”，这座城市起初以贸易、丝绸等手工业为先导，后成为轻工业明星城市，现在则作为网红旅游城市崛起。

此次展览聚焦于丹东的历史与当下，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作者们基于丹东进行的小说、诗歌、绘画、摄影、影像、装置等创作。丰富的历史文脉使得丹东不仅成为进入东北的切口，也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多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边界要塞。在展览中，观众将通过作者们各自独特的视角，拼合、重构、复现出一个个“地方景观”。另外，展览也将鸭绿江的空间地理微缩于展厅之中，尝试探讨地方研究与空间叙事的新可能。

年轻人看不懂康德？没关系，王国维也看不懂

康德被称作想要学习哲学就必须通过的一座桥梁，而且要跨越这座桥梁实在是难度很大。每一门学科都有学科发展史，有时候，在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门学科采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会给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带来阅读困难，康德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人物，又是我们应该有所了解的。

王国维与康德

康德的著作一向是以难读而著名的，他的很多皇皇巨著是以18世纪后期的德文写就的。那时候的文风本来就比较晦涩，喜欢用长句。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读康德的著作，主要的困难来自手指头太少，因为读了一个从句按下去一个手指头，再读一个从句再按下去一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下去了，一个句子还没完。读他的著作，碰到的仿佛是超过人的生理极限的困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的一些基本的思想，也许又是我们可以接触、可以有所了解的。如果读他的某些著作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换一些相对容易的著作来读。我们读这样的书，如果开始时感觉有一点困难的话，千万不要因此而丧失信心，从而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怀疑。

我们都知道王国维，在清华校园里有一块他的纪念碑——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王国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天才，在很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研究当时刚刚发现的甲骨文，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来他研究戏曲史，写了《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他介绍、研究西方的哲学，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写文学评论，《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人间词话》提出了“三境界”说等等，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说他是天才应该不算夸张。

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王国维早年的思想受康德的影响非常大，而他自述读康德著作的经历，好像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读简直觉得读不懂，后来再读有点明白了，但还是不太清楚，就去读叔本华。他受叔本华的影响也很大，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采用叔本华那一套悲观主义的哲学来写的。王国维读完叔本华以后，再回头读康德，反复数次，豁然贯通。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中间还有一点别别扭扭的地方，也许那是康德思想里边本身就别扭的地方。

如果王国维这样的天才人物读康德都会碰到这么严重的困难，那么我们一般人也碰到这样的困难时，犯不着因此对自己产生深刻的怀疑。当然，时代的背景不同了，王国维读康德碰到困难，也许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的素养。而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是有这个素养的。再有，那时候西学传入不久，对西方哲学一些基本范畴、观念的了解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从康德哲学的基本立场入手，然后我们主要就他的“道德哲学”，就他的伦理学来做一番解说和评论。还是从王国维说起。

王国维是自杀而死，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自杀了，人们对他的死因总会有探求的好奇心，王国维的自杀成了很多论文的研究题目。关于他的死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人说他是“殉清”，他留下的遗书，以及他一直不肯剪辫子等行为，好像表明对已经故去的大清王朝十分眷恋。但是这种说法不是十分靠得住，他虽然还留着辫子，表示了一些眷恋，但是也许犹如给他写碑文的陈寅恪所说，他更加留恋的是和那个王朝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他开始无比悲哀深沉地感受到了这个文化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宿命。也许他实际上是要为这个文化殉葬。关于他的死我们不多探究。总之，这个人是哲学的天才、文学的天才——之所以被视为天才，起码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面对人生的困惑，他比我们寻常人更敏感。

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畔

王国维一直是处在思想的探索和不断的困惑之中。他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但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之间来回地转换，也表明他碰到的精神困顿，以及不断地在寻找出口。后来他曾经这样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所碰到的冲突：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他说，哲学上的学说，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我们会觉得稍微有点费解。因为哲学应该是一门概念思维的学科，哲学应该是诉诸人的理智，诉诸人的推理能力，诉诸人类思辨的能力，为什么会出现“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情形？

这有时候也很难说。比如曾经深刻影响过小密尔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这位具有哲学家气质的诗人，曾经有句名言：“有人生而为柏拉图派，有人生而为亚里士多德派。”我们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是师徒关系，但是他们基本的哲学立场很不相同。要说有人生而为柏拉图派，有人生而为亚里士多德派，就好像是认定了一个人最终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不是由理性来论证的，而是被天生的倾向注定的。有很多人有类似的看法。所以有一种极端的说法是，哲学就是找到一套理由，来相信你早已经相信了的东西。的确，任何一个学说体系都有其理性辩论的成分，你可以对它从理论逻辑上进行检验。但是它也有基本的前提，同意这个前提，你可以跟着走，不同意这个前提，那样一种体系也许对你就是无效的。所以可信和可爱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某一种学说的境界非常吸引我，但是在理论上、逻辑上不能说服我；而别的学说，在理论上、逻辑上让我觉得无懈可击，然而在情感上完全没有吸引力，丝毫没有魅力可言。这样的情形也许真的是存在的。

我们回到王国维的话。他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就是他在情感上深深地喜爱的，属于他说的“可爱者”之列。而“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在理智上能让他信服的，恰恰是这样一些相对立的理论立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所以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和矛盾，“可信”与“可爱”这二者之间发生了分裂，造成了王国维思想紧张的，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以这个为引子是想说，王国维所列举的，可爱者不可信的那前三者，他所“酷嗜”的“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实际上就都是康德的学说。而相反的“可信者不可爱”的那三者中，“伦理学上之快乐论”可以说就是功利主义及其变种。我们也可以说直到今天为止，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形成相互对立的两极的，很多情形下，还是王国维所列举的这两组立场。当然，对于他来说可爱而不可信的，对于我们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但也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借此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位天才人物的内心里面，那些可爱而不可信的基本观念究竟是怎样的，那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来奠定基本的立场和逻辑的。

康德的生平

康德的生平也非常简单：出生，思考，写作，死亡。但我们还是得多说几句，不多说几句好像配不上这个伟大的人物。康德1724年出生在哥尼斯堡，1746年离开大学，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这个小城。他是日常生活高度规律的一个人，外在的生平极其单调，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极少有人会像康德这样，生活单调乏味到了极其有趣的地步。康德有一个习惯，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思考、写作、上课，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散步——他要是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在当时人均寿命很低的情形下，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八十岁。他每天散步的时间都很准时，准得像教堂的钟声，以至于一条街的人都以康德的散步为标准来校正时间，结果有一次康德好几天没有出来散步，弄得大家都以为教堂的钟坏了。这不是苹果砸到牛顿头上的那种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实有其事。有意思的是，后来各种各样的材料表明，打破康德教授日常作息规律的是卢梭的《爱弥儿》——他那几天正在读《爱弥儿》，读得太投入了。卢梭对他的确有着深刻的影响。

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

与这样单调乏味的人生相伴随的，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时代，这个外在生平看似没有任何波澜的人，内心却把整个时代的巨变都以自己高度思辨的方式反映出来了。康德有一篇著名的论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他在这里面说，启蒙就是要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要使理性摆脱受监护的状态。什么是受监护的状态？那就是盲从于权威的状态，由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想，应该怎么做。要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也就是康德所总结的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

他受牛顿的影响也很大，早年的康德对自然科学非常有兴趣，而且很有成就。1755年他匿名发表了《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这是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本书，运用牛顿力学基本原理提出了宇宙起源的星云假说，和后来的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一起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这是有关宇宙形成直到现在都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论，康德在这里面曾经做出这样的论断：“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但在他早年自然科学的研究里面，就已经表现出来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向，他不仅关注自然科学，尤其关注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种种哲学问题，或者说他高度关注的是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基本哲学立场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以王国维当时的知识背景，要了解他基本的哲学立场，的确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

卢梭是康德后来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物。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大致意思是说，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儿无非就是要尽可能地了解这个世界。这一点让我们想起笛卡尔、《形而上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甚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对他们而言，一个人天然的使命就是要求知。康德接着说，后来是卢梭教会了他，使他懂得了要尊重人，使他觉得一种哲学，如果不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康德眼里的卢梭是一个自由和尊严的真诚维护者，这是对卢梭的一种捍卫和解说。这和我们以前提到的很多人对卢梭的理解，有非常大的不同。

康德最重要的著作“三大批判”，是他六十岁左右才陆续出版的。当然，他着手写这些著作，并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他的思想才成熟了，而是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发生来不及写下来人就没了的悲剧，所以很快地写了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三大批判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用最简单因而不免有所歪曲的方式来说，《纯粹理性批判》主要研究的是认识论的问题，是讨论人怎么来认识外在世界的，这种认识有没有它的限制。也可以说，它研究的是“知”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可以说主要研究的是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的问题，“善”是什么，正当的道德律令是什么样的。《判断力批判》要解决的，更多的是和目的论、和“美”有关的问题，美的性质是什么。人们通常会说，美有不同的范畴，比如人们一般区分崇高与优美，这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比如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显然和“小桥流水人家”“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不同的，但是这两类不同的东西都具有审美的价值，那么它们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又比如说，大自然创造出大千世界，万千物种，尤其创造出来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那么整个大自然本身有没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存在呢？这些和美、和目的相关的问题，就是《判断力批判》所要解决的问题。三大批判构成了康德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著作，它们都有相应的篇幅比较小的类似于改写本的著作。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很大程度上就是《实践理性批判》的一个改写本。

《纯粹理性批判》1794年版扉页

康德的生平因为这几大批判，而被分为“前批判期”和“后批判期”。这个“批判”，当然和我们中文语境中的常用意义不太一样，在这里就是严格的反思。比如《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要考察人类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认识能力，如果有认识能力，这种认识能力是无限的还是有限制的等等。也可以说，批判就是这样一种反思精神。

康德的基本理论立场

我们再简单地来解说一下康德的基本理论立场。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会说，康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综合，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综合，也可以说是对这两派的一个超越。我们说过，现代哲学一开始就以认识论作为最基本的问题。人类的认识从哪儿来？人类的认识功能究竟有无限制？如果人类能够认识真理，真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认识论的主要问题，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带有英国和欧洲大陆地域色彩的哲学立场，就成了现代哲学的两个相互交流往还而又相互对立辩驳的流派。康德受这两派的影响都非常大。

我们可以设想，康德作为一个对现代自然科学充满热情而且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很自然地会将这样一个问题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现代科学的普遍有效性来自哪里？自然科学，尤其是牛顿的那一套经典力学体系，是适用于整个现象世界的，是能够有效地解释和回答与各种自然现象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它的普遍有效性在哪里？这是康德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人的理性的认识能力或者说天赋的观念，乃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有天赋的观念，我有天赋的理性的认识能力，那么，新的知识从哪儿来？如果一切都是天赋的，一切都是我内在就有的，那么我如何能够得到新知？可是，自然科学是在源源不断地给人们提供新的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的。然而如果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经验虽然可以源源不断提供新的东西，但其中也有问题。我们说到过，如果经验主义的前提推到其逻辑的极端，走到休谟那个地步，那么规律、必然联系这些就成了人类心理联想的习惯，没有什么客观性，没有什么普遍的有效性。康德早年是生活在理性主义的气氛之内的，他后来说，是休谟打碎了他教条主义的迷梦。也就是说，他读休谟，感到休谟对于因果、对于必然联系这些观念的破坏；如果你承认他的前提的话，他在逻辑上就是无懈可击的。休谟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何给现代自然科学确立哲学基础。康德所做的努力，的确可以说是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一种综合和超越。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下他的基本哲学立场，有两本著作值得看看，一本是北大张世英老先生的讲稿《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还有一本是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知道李泽厚，即使是清华的工科学生，宿舍里面也一定会摆着一本他的书。

康德手稿

人的知识从哪儿来？理性主义认定，知识来自人类天赋的观念，是天赋的理性功能的产物。经验主义认为，人的感官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刺激，各种各样的感觉、知觉不断地累积、加工、整理、提升，就形成了人的知识。前者强调的是人这个认识主体的功能或者说天赋观念，而后者强调的是外界对于人的感官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在康德看来，知识既包括了来自外界的客体的要素，也包括了来自人这一认识主体的要素。也就是说，知识是客体和主体相遇、相接触、相互激发的产物，没有客体的存在，没有外在世界的存在，没有外在世界对人的知觉产生的作用，人不可能有知识。然而，人或者说认识的主体，并不像洛克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块白板，是完全被动地、消极地去接受外来的刺激；相反，它有着主观的认识的功能、范畴、形式，去主动地、积极地整理、加工、建构认识对象。知识就是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比如，康德提出，时间和空间是认识主体本身内在就具有的认识外在世界的形式。时间和空间是具有物理学的意味也最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奥古斯丁就感慨过，时间是什么？你不来问我，我还清楚，一问我，我反倒糊涂了。一直到牛顿的时代，人们总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外在事物存在的形式，空间就像一个大桶一样，所有的外物都存放在空间里面，时间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容器，只不过容纳的是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康德提出，时空不是外在的，时空是我们认识主体所固有的认识外界的形式。换言之，我们说，万事万物都在时空之中，这点没错。但是一般认为，万事万物都在时空之中，是因为外在的时空容纳了万事万物；而康德的说法是，就因为我们必定是带着时间、空间这样的认识形式，去认识外在世界的，所以万事万物对我们来说，就一定是在时空之中。也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在时空之中”这句话要成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事件，都是存在于外在的时空之中。而康德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思路：外物本身无所谓时空，之所以万事万物都在时空之中，是因为人不是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外物刺激的，他本身具有加工、整理、容纳外物的形式和范畴，时空就是人类去认识、接纳外在世界时所固有的形式。所以，万事万物莫不在时空之中，是对于人来说，而不是对于外在事物本身来说的。

王国维画像

那么，除了时空之外在康德看来，像因果这样的范畴和观念，是人这个认识主体本身就具有的认识外界的范畴。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所有的认识主体都是以时空的形式、因果的范畴来认识外在世界的，那么，一方面没有外在的感官经验我们就没有知识；另一方面，既然认识的主体——所有的人，都是以时空、因果这些形式和范畴去加工、整理、接受、容纳外来刺激的。所以，人类的科学知识因为不断地容纳各种经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知；又因为是以普遍有效的形式和范畴，去加工和整理经验，所以它就是普遍有效的，对于所有人就都能够成立。这是康德的一个最基本的哲学立场，这些立场我们尽可能简单地讲了这么多，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相关的书。

由这样一种哲学立场，马上就出来一个问题：在这种哲学立场的视野下，世界是一个还是两个？在康德这里，当然是两个，有一个物自体的或者说本体的世界，也有一个现象的世界。什么是物自体，什么是现象世界？外在的世界、外在的事物本身无所谓时空，无所谓因果，它本身的样子就是本体，就是物自体，英文中称为thing-in-itself。但是人能够认识到这样的本体或者物自体吗？不可能，因为我们在了解、认识、感受外在世界的时候，就已经不可避免地加工、整理，使得它带上了我们认识主体的范畴和形式。

我们说，外物无所谓时空，但是我们所观察的万事万物无不在时空之中。其实，这样的观念，乍一看好像和我们的常识有很大的不同，但也并不是非常难理解。举个例子，我们每个人的视觉色彩感知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体检的时候就不会有色弱或者色盲这一项，即使我们未必色弱或者说色盲，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检测标准，我们就可以相信，每个人对颜色的感知肯定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人眼中的这个桌子的颜色，都不会是它本来所是的那个颜色，是不是这样？这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不恰切的比喻，来说明这样一种哲学立场。由这样一种哲学立场，就有了本体和现象两个世界。

由这样一种思路出发，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康德所谓“人为自然立法”的命题。按照常识的观点，自然规律是人的头脑对于外界客观所存在的铁的法则的一种揭示和反映。但是如果从康德的立场来看，人类或者说认识的主体，不是单纯消极地反映大自然的，而是以自己的认识的形式和范畴去整理、加工、建构外在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为自然立法。所以康德不无自豪地说，他在哲学上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整个中心变了。在康德之前，可以说，通行的看法是，知识就是人的认识与外在的对象相符合。而从康德开始，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说，知识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认识主体，来考问大自然，是人为自然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在哲学上的确是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们花了一点篇幅，来谈康德基本的哲学立场。从这个基本的哲学立场当然就会导出这样的推论：人的认识有没有界限？有，为什么？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比如说因果、必然、时空等等这样一些形式和范畴，它只能施加于现象世界。因为，只有能够成为经验的对象的东西，我们才可能产生认识。作为整体的宇宙或者世界是我能够认识的吗？不是，因为那不是我的经验所能及的。上帝是否存在，人是不是有灵魂，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些东西就不是科学知识所能够了解和认识的，因为人们无法经验。所以，康德是给科学知识的成立提供了哲学基础，提供了一种哲学的论证，但他也给科学知识的范围划了一个界限。还有那么多涉及人生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是在科学知识范围之外而人们又期望能够有所了解的。这是康德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层面，也是我们不能把《纯粹理性批判》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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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深入浅出，逻辑清晰，在旁征博引中拓展了现实维度。本次修订，除了进行必要的精简和补充，又提炼出更为细致的要点与目录，以便读者阅读与思考。

稿件初审：陈 悦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布罗姆维奇谈身份政治的困境

大卫·布罗姆维奇（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近日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进行了多场演讲。他在研究教学之外，对美国政治亦十分关心，时常为《伦敦书评》《纽约书评》等刊物撰写时政评论。借他造访思南书局之际，《上海书评》请他深入分析了身份政治陷入的困境及其对美国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

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新书《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痛批了身份政治，您在很多年前就讨论过身份政治导致的困惑，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马克·里拉：《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

布罗姆维奇：已经有好几个编辑找我写马克·里拉这本书的书评，但我对身份政治已经说得够多了。里拉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事实很简单：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能胜出，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白人身份政治。而白人身份政治本身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的一种反应或抵抗。所谓一般意义的身份政治，说的是某些人群所具有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这些人根据各种牢固的行为习惯，根据那些他们认为与生俱来的特点，或者说他们共同接受的特点而联合在了一起。民主党试图把少数人群的身份认同叠加以形成一个占多数的身份认同。比如黑人身份政治声称，只有黑人之间才能互相传达黑人体验的本质，而这种体验在黑人群体之外是无法交流的。现在，白人身份政治对白人也是如此；特朗普无需阐明就高效利用了这一点。

你总能在美国左翼文化的著述中找到一连串少数人群的名单——拉丁裔、非裔、男同、女同、跨性别者、残疾人等等。在一般的政治讨论中，这些人总聚在一起，又形成一个个利益群体。民主党大致认为美国的人口构成在未来将以非白人为主，所以只要不断提身份政治就能保持优势。

现实证明，那些认为靠人口结构就能保证自由左派占据主流的想法是错误的：比如认为拉丁裔全都支持移民，所以会为非法移民提供更便捷的入籍服务；华人会认同黑人因为他们都是有色人种等等。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说，硅谷的中国员工们聚在一起，集资购买了一架专机，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摇摆州为特朗普拉票。他的消息很可靠，我也相信这是真的。所以并不是所有亚裔都自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亚裔选票会分流，女性选票也不是铁板一块。许多白人女性两次投票给奥巴马，这次却投给了特朗普。所以，政治上的亲缘和忠诚度要比身份政治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

我不记得马克·里拉是否表达了这一点，但我认为身份政治起源于学术界，比如性别研究、种族与移民研究等。这是身份政治思考方式的最大资源，它已经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里拉说自己是自由派（a liberal）。可从任何角度看，他都是个文化保守派。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里拉在过去并不算以政治自由派著称；然而他在书中却自称“我们自由派”。今天还有人自称自由派是比较奇特的，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的意思。现在连民主党的左翼都不用自由派了，他们自称“进步分子”（progressive），这个词在政治上很含混，但它最常用也最讨人喜欢。真正的自由多元主义是讲宽容的，而不是各群人各自划分地盘。

您刚才提到身份政治起源于学术界，能具体说一下吗？

查尔斯·泰勒等：《多元文化主义：检视承认的政治》

布罗姆维奇：身份政治从美国学术界发生，同时也来自加拿大的文化多元主义，尤其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有着自己的认识论与伦理基础。它认为我们作为个体，仅仅凭着个体思维，无法找到自我或在社会中的意义。（他们说）启蒙运动构建了一种空虚。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他第一本反罗尔斯自由主义的书中谈到了“无负担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的错觉。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自我独自思考；相反，我是由我在其中长大的各个社群所组成的。查尔斯·泰勒和许多美国学者都支持这种思想。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Sandel）写了一系列文章捍卫“部落主义”，认为群体身份是人们思考自我的天然方式。他们认同自己生长于兹的社会群体。诚然，你会有自己的个性色彩；但在道德和想象层面，正是这些群体因素浸润了你，才使得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于是此类隐喻变得有机起来，几近德国浪漫主义，而这是我不相信的。依照这种说法，是你的有机“根系”（roots）造就了你。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足以对人们产生巨大影响，毋须大学训练的理论家的帮助。想想英语中的常见用法吧：人们谈起“我的根”的时候，永远是好的。同理，人们说“我的家庭”时，“家庭”也总是好的。但我们知道现实中有非常不幸的家庭，肯定也会有一些我们想摆脱的丑陋的根。

如果说种族、宗教、文化不能定义我们是谁，那我们该由什么来定义呢？

布罗姆维奇：首先，定义我们是谁并没有那么重要。到底有多少人会边走边说：“先让我定义我是谁，然后我才能根据我的身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先让我定义我是谁，然后我才知道要坐什么样的出租车，读什么小说。”当然，如果你深信身份文化，你会去读关于身份的小说，你也会去坐符合你身份认同的出租车，诸如此类。但我认为，我们无需通过大量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智识辩护，也能拥有丰富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识。很多人真心害怕的是，如果我在这世上无根无基，就会灰心丧气，就会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左翼社群主义及其身份政治的卖点即是：社会能让你感到有家，这就好比基督教说教堂就是教徒的家。还有什么可以抵挡沮丧？还有什么能让你在一个不错的世界中感受到心安理得的幸福？其实我们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是运气，而运气是无法量化的。如果你不来自于一个贫困家庭，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可怕而不幸的婚姻，如果你没上过骗子的当，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生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那你的运气已经相当不错了。

作为一个人，还有什么组成了我？我认为社群主义者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友谊。生活中一些对我最有意义的事来自于我与朋友的关联，朋友的支持，只能和朋友开的玩笑，过去共同的感受，或者只是彼此的心理认同。这很重要。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友谊是能够超越身份群体的，除非你执意留在其中。我是犹太人，在一个不算特别正统保守的犹太社区里长大，可那确实是我成长的环境。但我后来娶了一个非犹太人为妻，她来自政治上很保守的家庭，自幼的习惯和教养和我完全不同。这是我拥有的最伟大的友谊，我还有很多其他朋友，他们也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认为友谊也能帮助我们应对生活的挑战。身份认同的叙事只是赋予自我一种严格限制（一个自由人不情愿听命的那种限制）的方式罢了。

布罗姆维奇：《政治的其他方式：高等教育与群体思考》

您如何看待美国校园里的“自由派恶霸”？比如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L）的英语教师欺负一个正在为右翼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招募新成员的低年级学生（骂学生是新法西斯并朝她竖中指）？

布罗姆维奇：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式狗血情节。这个年轻的保守学生完全有权在校园里招新，那位英语教师因为这件尴尬事已经被剥夺了一些特权。她骂粗话恐吓这名学生，还试图把她赶走——她的行为已经越过了底线。这超出了学术环境中任何人的尊严所能承受的程度。

如果我是那里的管理层，我会做什么？肯定要训诫那个老师，但不会特别尖刻。我只会说（并附带处罚条件）：你的行为很不合适。那个保守派学生有权发表她的意见，你也有权和她争论。她身处在公共场所。你也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你可以再摆一张桌子说“我的想法比她好”，但请不要骂粗话。

但是在内布拉斯加州，这变成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小型竞争，引起了州立法机构的反响，并且使人们担忧起学校中的审查制度。我站在那些想表达自己意见的人那一边。然而，这位年轻的保守派学生不应该上电视，把这扩大成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她很年轻，碰到这种事很容易成为焦点人物，不管你是左是右。想想那些一被校园警察叫停就立即开始录像的有色人种学生。我并不是在谈论黑人遭到警察殴打或射杀这种可怕和暴力的遭遇；而是现在遇到很小的一点摩擦，就会有人把它录下来然后上电视，想把它变成一个联邦级别的案子。部分来说，这种情况是由真人秀、社交媒体和人们能够制造并消费此类故事的速度导致的。

内布拉斯加州事件是个以小见大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保守派观点在大多数的校园里——不管是大型州立大学、常青藤盟校还是其他许多私立学院和大学——是格格不入的。除非在有宗教信仰或者以保守主义著称的大学，在美国校园中公开发表保守主义言论，要比发表左翼或自由主义言论难得多。美国校园里的政治言论和辩论的情况让我很担忧，因为很少见到公开的讨论。演讲只出现在特定的论坛上，而嘉宾都是受邀而来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这样迎合左翼大众的人，或者像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这样取悦右翼大众的人来演讲，他们吸引的都是像他们一样的人群。而整日忙于学习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觉得谈论政治很棘手，所以不如不谈政治。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喜剧演员抱怨讲笑话越来越难了，容易动气的玻璃心实在太多了。您觉得幽默这门艺术在目前的环境下是否处境艰难？

布罗姆维奇：有个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就说他不会再去大学表演了，因为学生总担心哪里笑得不对。现在受欢迎的幽默好像都是那种极端粗俗的，而且明显是面向这类那类特定人群的。你得说些惊世骇俗的东西才能让人发笑，而即便此时，那笑声也是尴尬的。举个最近的例子：米歇尔·沃尔夫（Michelle Wolf）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的长篇表演。

怎样的幽默才算到位？ 如果你的文化中有一套既定的规范、陈规、自满，以及固定的观念能给喜剧演员提供素材，或颠覆或惊吓，都能惹人发笑——在此类场景中，喜剧才有可能。但目前的美国，我觉得整体上的情绪是错乱的。人们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规范是什么，他们想要笑话敌人，但现在要笑话敌人只能人身攻击，诽谤中伤，怎么丑陋怎么来。诚然，幽默本来也包括一些带侮辱性的内容，但必定有智慧，有微妙之处。这意味着你要羞辱的对象拥有一些社会地位，而你要去颠覆之。现在像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或吉米·坎摩尔（Jimmy Kimmel）之类的喜剧人好像喜欢用一种彻底的、无底线的猛攻去反对特朗普及他所代表的文化。那是纯粹的羞辱。我不看脱口秀，但偶尔点开视频，看几眼台词，它们并不好笑。有些人肯定会觉得很发泄：“噢现在我也能说这个了！”但不，它们不好笑。

笑话关乎一个社会中需要被暴露的那些矛盾，我们暴露矛盾时的笨拙引人发笑。在校园场景中，你不能开种族的玩笑。那不好笑，或者你得假装它不好笑。现在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学生们会感到一直在被记录，也使得他们不敢乱开玩笑乱说话。你胡说八道的时候，别人说不定在录音呢。你不想被别人发现自己对不该发笑的事情发笑。所以要笑，可真得有点自我无意识才行。这很遗憾。

特朗普

美国媒体简直痴迷于特朗普（大部分痴迷于讥笑他）。您觉得这是媒体和政府之间制衡关系的健康表现，还是传统媒体在后真相世界失去方向的表现？

布罗姆维奇：这很病态，而且必须怪媒体不好。特朗普靠每天发发推特、说些引人义愤的怪话就能占据新闻头条：今天威胁炒掉司法副部长，明天威胁轰炸朝鲜，后天晒他和内塔尼亚胡亲切握手，反正每天都有新花样。当然这是一种表演技巧。特朗普是真人秀明星，他很懂得这一套。在许多其他方面他相当无知，但在吸引眼球上他相当懂经。

美国的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客》、CNN等拥有一定社会信誉的报刊、电视新闻，的确对特朗普痴迷不已。比如电视新闻网，除了CNN还有别家，特朗普为它们带来了巨额收益。只要它们报道特朗普，就能增加付费订户和收视率。这简直像每天都有劫机事件和辛普森案审判可以报道。这底下是一种不老实，那些对此有贡献的记者也都心知肚明，虽然他们拼命谴责特朗普，嘲笑他，揶揄他和他的家人，说到底还是为了收视率。收视率好了钱包才能鼓起来。他们要是不报道特朗普了会怎样？假设《纽约时报》每天在头版报道：一、气候变化；二、美国参与的战争：帮助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干的那些勾当，帮助一些伊斯兰教徒在叙利亚干的勾当，以及依然还在阿富汗干的勾当。今天深入报道这个选题，明天深入报道气候变化，只有特朗普真有大新闻时才能上头版。《纽约时报》的订阅会一落千丈，无利可图，记者会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脑子里每天只有特朗普。

主流媒体必须要为特朗普主导美国政治文化负主要责任。它们比特朗普本人还要卖力地将他拱到中心。你可以说这是从希拉里·克林顿开始的，她竞选时以特朗普的对立面出现，而这也几乎是她唯一讨喜的地方。有两个记者乔纳森·艾伦（Jonathan Allen）和艾米·帕恩斯（Amie Parnes）写了一本《破碎》（Shattered），是研究希拉里竞选的比较好的读物，其中提到希拉里的团队在2016年费了很大的劲儿去想选她当总统的理由。他们差点儿就用了“因为该轮到她了”的竞选标语。相比之下，特朗普则把以下几点牢牢烙进了人们的脑海：我怀疑移民，反对移民；我会结束战争；我会给你们工作，百万计的工作，通过叫停“糟糕的贸易协定”。希拉里基本上在说特朗普是个怪物，而我不是特朗普。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媒体也是这个调调，但我们需要些别的东西。我希望反特朗普阵营能够想出点办法来。

《破碎》

近年来的美国和英国大选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根本没有招人喜欢的候选人，很多人想投票都无从投起……

布罗姆维奇：这是民主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大问题。这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只能大致猜测一下。好像真正有才能的领导人才不像过去那样愿意走从政路线了，他们更愿意去金融、科技或商业领域，在幕后发光。从政要求你生活在公众的注视下，这已经不再吸引人才。现在的民主党里，大家最常讨论的是拜登、沃伦和桑德斯。我比较喜欢桑德斯，他脑子清楚，提倡的政策清晰合理。但有个朋友伤感地指出，这些人的年龄加起来已经有两百十九岁了。年轻人才在哪里？特朗普也很老了，但他对特定人群来说是个热情的魅力领袖。我希望有新人能够出现，让美国远离战争，强调气候变化，让已经贵得离谱的教育回归公众价值，在经济上能像小罗斯福一样有勇有谋、有想象力，但我不知道这人在哪里。唯一的安慰大概是共和党也没什么像样的人选。

特朗普是局外的独立人士。要知道，1990年代他还想过以民主党身份参选呢。远在参与出生地运动和茶党之前，他就有政治野心了。他没有思想，没有原则，不需要党派，是个彻底的投机者，但他却成了美国多数党里最重要的人物。

现在看来，如果通俄门调查没有实锤，特朗普参加连任选举的话，很可能会再度胜出。虽然有一半的美国人不喜欢他，但他的支持率还是比别的人要高。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他的铁杆支持者，不管他干什么蠢事说什么怪话。他们如此喜欢他的原因，是他们如此恨另一边。特朗普曾经说过：“我就算在第五大道上开枪打人，他们还是会选我。”好像的确如此。

我们如果诚实的话，就得承认：美国每一百年才出一位伟大的总统。在以华盛顿为首的修宪诸君之后，只有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配得上伟大。他们两人都有真思想，从踏上政坛其就关注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成为总统后依然如此。对林肯来说，重大问题是奴隶制。他深思熟虑后，帮助成立了一个新党派表明立场：要废除奴隶制。罗斯福的大问题是大萧条。他的表述很简单，让人们明白最基本的需求，然后动用国家力量制造就业，减轻痛苦，同时要避免法西斯主义等极端解决方案。林肯和罗斯福懂得如何向普通百姓解释他们要推行的政策，并引导美国度过了分裂时期。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领袖，因为全球化，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给了美国领导人穷兵黩武的借口，因为全球性的新经济环境和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然而没有人提出一份可操作的政策方案，能够被清楚明了地解释，并有自信去开始执行。

特朗普当然不解释。他没有那种解释事情的脑力，但他很会喊口号和给人起外号。他能赢得共和党提名，部分原因是他给人起的外号颇有些粗俗的智慧，让人过目不忘。十六位候选人根本没办法去回应他起的那些外号。想在大选中击败这样的人，你得拥有两样武器：一，你得有特朗普没有的清晰头脑和智性；二，你得有幽默感，能够拆解他张口就来的辱骂。

从2016年总统大选到#MeToo运动，厌女症（misogyny）成了关键词。您觉得这是被希拉里滥用的夸大之词，还是女性有不快经历的普遍性依然被远远低估了？

希拉里·克林顿

布罗姆维奇：2016年之前，大部分人从来没听说过“厌女症”这个词。这是个希腊语单词。希拉里·克林顿喜欢甩这些大词，比如另一个希腊语单词“恐外的”（xenophobic）。“恐同”（homophobic）是近年出现的美式希腊词。

我觉得许多人喜欢女性，但并不喜欢希拉里。其中的差异很明显。为什么人们不喜欢希拉里？其中包括了那些觉得比尔·克林顿是个无赖但还是忍不住有点儿喜欢他的人。比尔·克林顿颇有政治天赋，这点人人都能明白。他绝对不会满口抛厌女症、恐外之类的词。他走进屋子，将目光集中在你身上，决定了他即将征服你。他能让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哪怕五分钟。你绝不会忘记那种经历。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简直为政治而生。希拉里不是这样。她是那种头脑清楚的精英管理者——比比尔·克林顿脑子清楚得多。她也有幽默感，但是那种文雅的、反讽的、嘲叽叽的幽默感，既不暖心也不随和。希拉里说的话不会让一个德克萨斯人在酒吧里开心大笑，那不是她的胜场。不喜欢她的人说她精于算计、易怒、傲慢；跟她相熟的人说她不是这样，我也相信他们。

回到厌女症。今天的女性要比以往处境更危险、承受更多仇恨女人导致的暴力吗？绝对不是。在美国，女性的地位、得到的工作机会一直在稳步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还不够快。工作关系中高频率发生的滥用权力事件（尤其是演艺圈和新闻圈）显示我们还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MeToo运动的一些宣传令人不安，比如社交网络里黑名单满天飞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后果：有人会因此丢掉工作，没有机会辩解或是与当事人对质。

这不是法律程序，也不是能保证公平的程序。这是一种道德恐慌——之前也发生过。1990年代初有针对弗罗里达、加州、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儿童诊所的虐童指控，有无辜的男女被判入狱多年，因为有人说他们对小孩做了令人发指的事情；证据在哪里呢？小孩会乱说话，当时还有雇来的治疗师诱导孩子说涉及性侵的话。

美国人很容易陷入道德恐慌，这是我们清教主义传统的遗留，这涉及政治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有类似的地方。我成长的年代已是麦卡锡主义强弩之末，还记得那种气氛。如果有人觉得你说话的方式不太对，他们会说你在读共产主义垃圾。这将你置于防御状态，且一路上坡，很难再回到理性讨论上来。

如果真的有这么普遍的厌女症，那么是不是应该有同等普遍的厌男症，只是没有说出来？

布罗姆维奇：如果有隐蔽的厌男症，我还没听说——而且也不会有人告诉我，是不是？不过整个社会似乎还没有到那么极端的反对男性的程度。

现在有针对某些类型男人的黑名单，说他们都是有性骚扰风险的。我看到的一份名单里有摇滚明星，也有大学里的运动员——所以假如你是个女大学生，在跟任何音乐人或运动员出去喝一杯之前都要三思。也许这已经接近系统化的厌男了。

在我成长的年代里，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现在随便找一部195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看，性别歧视简直扑面而来。再看现如今的电影，变化真是太大了。

布罗姆维奇：《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

您写了《爱德蒙·伯克思想传记》，能为不熟悉伯克思想的中国读者解释一下他为何重要吗？

布罗姆维奇：伯克的思想对今天的社会和国家依然重要，因为他作为政治写作者和思想家的洞见，他对政治行为中权力和审慎的敏锐分析。某种程度上说，他最大的课题是政治代表（representation）。一个社会如何产生出一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准则，能够保持社会稳定，过去与现在的连贯性，还要为将来的理性判断铺平道路？这是他一直在追问的问题。

伯克的解决方案不是民主。而是一种“混合宪政”，既能够表达如他本人那样的熟悉政治和当前问题的代表的需求，也能够表达贵族恩主及其代表的需求——已经占有权力和大量财产的那些人。归纳起来的话，伯克的作品是对代议政府的高政治（the high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ce government）的捍卫。他的思考跟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等美国宪法缔造者的思考离得并不远，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捍卫了代议政府，也就是一种混合宪政体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分离，并互相制衡。伯克是这种设计的早期铁杆拥趸。他还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滥用权力进行了批判。他一直很警惕滥用权力的危险。在南北战争中，他通过批评北方政权来尝试提供一种宪法反对派的正确范例，接着是1780年代末到1790年代中期对东印度公司及英属印度总督沃伦·黑丝廷斯的检控。

我对伯克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他对大众心理的敏锐分析。有序的政治让位于大众情绪，这意味着什么？这种退化的进程令伯克恐惧，他成为1790年代初大众情绪发泄的灾难的思考者，特别是他写法国大革命的文字。七八年前我完成伯克思想传记第一卷的时候，依然觉得那些文字要比写印度的文字更陌生一些，但现在，你看支持特朗普的群氓和反对特朗普的群氓，他们各自的发言人每天在小报、电视、社交媒体上叫骂，有时候甚至有肢体冲突，比如2017年的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这跟伯克在1790年代初看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时没有多少不同。

确切来说，伯克不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他没有霍布斯那种系统化的政治理论。他更像是心理学家，好比莎士比亚可以被看成一个心理学家那样。他能看到人们行动的普遍动机和重要人物进行公众表演背后的动机和潜在的暗示。他能给你线索。

布罗姆维奇：《道德想象：文集》

“道德想象”（moral imagination，语出自伯克《反思法国大革命》，以“同情”为其基础）是您最近一部文集的标题，也是您的座右铭。鉴于如是经验与十九世纪小说、19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十八世纪的道德哲学相关联，为什么它在今天仍有意义？您如何回应对其不足以标识一种批判立场的质疑？

布罗姆维奇：我援引这些例证的原因只是为了声明原创性不在我而已。我想表达的是，道德想象这一理念不是我生造的。所以我从乔治·艾略特这样的作家那里找例子，或者回到雷诺阿、奥菲尔斯、伯格曼、费里尼、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的特定场景中去。

我认为，任何时候，当一个人能够切身体会别人或一群人的困难，或是与自己的处境截然不同的情境，道德想象的价值就变得醒目。以库切的《耻》为例，那是一部强烈的令人不安的关于宽恕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文雅的学者，不太考虑对或错的问题；他不是清教徒式的古板，只是道德懒惰而已；但他想体面地对待他人。他的女儿在南非被一群黑人强奸了。他该怎么办？这个故事问了一个关乎道德想象的问题。这个例子尤其典型，其困难在于如何放弃强有力的公正概念，放弃强奸罪必应被惩罚的想法。小说的结尾并不确定，因为女儿自己不想复仇。她被深深伤害了，可能终生无法痊愈，但她不想复仇。

要宽恕很难。忘记可能容易些。有意识的宽容在这部小说里更复杂了，因为此处没有基督教背景，也就等于没有既定的道德体系。于是也没有明显的宽恕。她不想去喜欢这些人，但她也不想把他们想象成复仇的对象，或是公正审判的对象。其中有种思想在。我觉得道德想象在构思这样一部小说时起了作用。

我在《道德想象》一文中引用了甘地在《印度自治》里的话，那段对话讲的是，要向来你家里打劫的人妥协。这既关乎宽恕，也关乎更多的东西。我没法从道德想象里申发出什么政治蓝图，只是想继续提倡这类对个人思考和感受的保护。它很难描述，但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当我们看到它，就会立刻认出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