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2013正式版官方文章列表:

• 1、冲上热搜！屡屡立功的朝阳群众到底是谁？
• 2、新东方老师的下一站
• 3、我在现场·照片背后的故事丨镜头里的平凡与不平凡
• 4、七名台独顽固分子都是谁？
• 5、鲁迅说…杨绛说…张爱玲说…莫言说…原来我被骗了这么多年，怎么办

冲上热搜！屡屡立功的朝阳群众到底是谁？

原标题：热搜第一！朝阳群众又双叒叕立功了！

28日

#朝阳群众又双叒叕立功了#

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这是咋回事？

朝阳群众举报：

这处院子很诡异，事出反常必有妖

近日，有北京朝阳群众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环食药旅大队举报，说在一处已经拆迁腾退的大院里，有一栋二层小楼，近来一段时间，常有货车在大院出没。

民警发现，住在院子里的人十分警觉，只要有生面孔靠近，他们就会过来盘查。“事出反常必有妖”。经调查发现，这处平房大院，里面竟然暗藏着三处制假售假的窝点，里面有一对夫妻在勾兑洗涤灵、洗手液等日化产品，一对父子用低价白酒冒充名酒灌装出售，还有一对夫妻在制售假酒。

民警随后将6名嫌疑人当场抓获。目前，6名嫌疑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已被刑拘。

这已经不是朝阳群众第一次立下大功。得知此事的网友，为警方点赞的同时纷纷大呼：不愧是朝阳群众！

这个传说中的“民间最神秘组织”、“永远的福尔摩斯”，到底是谁？

“朝阳群众”是谁？

“他们游走在法律和犯罪的交界线，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在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这样形容他们。

他们曾参与破获多起明星吸毒等大案、要案，他们就是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网友口中的“朝阳群众”。

2013年，朝阳群众因举报微博红人嫖娼正式“出道”，江湖上从此有了关于他们的传说。2014年至今，众多名人纷纷在朝阳群众的举报下“人设”崩塌。

这些年来，朝阳群众还时刻关注身边的风吹草动，战绩赫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朝阳警方提供线索近2万条，内容涉及盗窃电动自行车、街头扒窃及涉毒类线索等。

新闻截图

网友戏称，“朝阳群众”已成为继中情局、克格勃等世界王牌情报组织之后的又一“王牌”。

朝阳群众立下的奇功不止于此。早在1974年，他们就干过一票大的。据人民日报1974年发表的《苏修间谍落网记》，朝阳群众组成的民兵与公安一起抓获了国外间谍。

人民日报数据库

人人都可以是“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的身影，其实随处可见：他们可能是商场超市里的保安，可能是路边的志愿者，又或者仅仅是晨练所见的一个个平凡的路人。

对于朝阳群众，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 这样评价：

“朝阳群众很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朝阳群众很可爱，因为他（她）们嫉恶如仇，耳聪目明。”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

人人都可以

成为你所在地区的“朝阳群众”！

来源： 中国新闻网微信公众号

新东方老师的下一站

“像是在浓雾中行进。现在雾气缓慢褪去，阳光把山川的轮廓照得透亮。”东方甄选的主播明明这样形容自己从物理教师转型为主播的这半年。

2022年6月9日，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直播间的卖货视频爆火。当天，东方甄选GMV（商品交易总额）超千万。东方甄选直播间因“双语直播”出圈，目前，粉丝数超过2000万。

6月20日，从清晨8点到次日凌晨1点，主播们的时间被分割成密不透风的日程表，接受采访，准备上播，3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播后是新一轮的采访，开会，拍摄视频，晚上回家后需要熬夜“备品”。同事帮忙买的午饭加热后又在晚饭时放凉——主播们甚至没有吃饭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这场突然的爆火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坦途，他们仍在路上，难以确定的事情还有太多。

董宇辉坐在办公室，等待接受采访，他的周围被各种拍摄设备包围。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被革新的直播间

6月20日清晨6点40分，中关村e世界新东方在线所在楼层的几百个工位还在沉睡，东南角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却亮如正午。直播间约20平方米，直拍镜头拍不到的地方，枸杞、海鸭蛋、饮料、书等商品几乎从两个4层的货架上溢出来。两台高清摄像机负责捕捉中景和特写，3名导播一动不动地盯着面前的显示屏。

两盏大功率照明灯把直播台照得通亮，主播yoyo拿起镜头外的水杯喝了口水。6点45分，“good morning，girls and boys！朋友们早上好呀！”伴随着yoyo亲切高昂的声音，直播开始了。

先用中文介绍产品，紧接着用英文再描述一遍。卖苹果时，yoyo把白板拿到屏幕前，在白板上写下“the apple of my eye”的英文表达。又拿起尤克里里弹唱起了“Apple round，apple red，apple juiced，apple sweet……”卖红枣时，yoyo在英文“red date”的基础上帮观众复习“date”的几种含义和用法，一是日期，二是约会，三是大枣。

立在yoyo正前方一块40寸的屏幕上，涌进直播间的4万网友发出的留言不断滚动：“来上早自习了”“在地铁上”。yoyo的视线在镜头和留言板上来回切换，一边保证嘴巴不停地输出，一边关照着网友提出的问题。

主播yoyo所在的东方甄选直播间，无疑是近期最火的直播间。6月10日，“新东方主播”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自称“撞脸兵马俑”的董宇辉成了东方甄选出圈的爆点，连带着新东方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在当天晚上10点冲进抖音带货榜前三。近15天内，东方甄选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3.64亿，销售额突破4亿。

弹唱英文歌曲，是yoyo曾作为小学英语教培老师信手拈来的才艺。yoyo是一名90后，以香港大学教育专业硕士的教育背景进入新东方在线。与yoyo相似，东方甄选不少主播都来自新东方在线的教师团队。他们没有电商行业的从业经历，有的甚至从没看过直播卖货。

“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的时候，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但少年，梦要你亲自实现，世界你要亲自去看。” 2016年，23岁的青年董宇辉受新东方学校委派去温哥华学习。在海边散步时，他看到海水冲刷着鹅卵石，虎鲸从水中跃起，随即消失在湛蓝的海水深处。触碰世界一隅的董宇辉写下了这些文字，在此后的从教经历中一遍又一遍地对学生谈起，激励孩子们去看大世界。

现在，他把这些讲述带到了直播间。

有九年教龄的石明32岁，被学生和网友称为“明明”，是新东方的物理老师，曾为新东方编纂了八本初中物理教辅资料。明明的物理课堂活泼生动，做主播后，更被网友称为“德云社在逃相声演员”。直播卖小南瓜时，明明从光学聊到哲学，卖榴莲干时，讲解起“物质三态”。有时还会做起实验，在干冰和热水碰撞的袅袅白烟中继续“仙气”卖货。

在直播间名为“顿顿”的主播25岁，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商务英语专业。顿顿直播的风格温文尔雅，卖桃子时，他用双语念起诗经中的句子，“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卖牛奶时，他又讲起人生哲理：“Don’t cry over spilt milk”，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这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喧杂吵闹的直播间。在这里，主播没用夸张的表情、极快的语速，也不用高分贝倒计时逼单。主播们用同样不紧不慢的语速，讲述对童年、乡村和自然的遐想，讲述对怀旧、知识和远方的向往。诸如“美好”“读书的意义”“充实精神”等词语常出现在直播间评论里。

顿顿在直播间用双语介绍猕猴桃。受访者供图

转向的新东方

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新东方以往的一些主营业务开始停止或转向，这些轨迹在新东方的多个关键时间点显现：2021年9月17日，新东方召开会议，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初中学科业务线下招生。2021年10月，新东方旗下公司新东方在线发布公告，停止经营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2021年11月7日，俞敏洪在抖音直播中表示新东方计划成立大型农业平台，将带领百名新东方的老师们一起进行助农直播。

直播带货农产品原因之一是俞敏洪本身喜欢农业。“我从1岁到18岁在农村长大，所有的农业产品只要在我家乡能种的，我全种过。我从小就喜欢看着庄稼，比如说麦苗，从地里露出来，慢慢地变得绿油油的，经过霜打过冬以后蓬勃生长，最后结出了麦穗金黄一片，那种感觉给我带来无比的大地亲近感和幸福感。”俞敏洪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

业务转向是俞敏洪和新东方的选择。转向助农赛道的同时，新东方在线的教师团队也在解散，董宇辉也开始了一场又一场潦草的告别。

高中英语部原本拥挤热闹的工位区，人一天一天减少。董宇辉这个自我评价为“脆弱、敏感、感情细腻”的人，开始陷入失眠。夜晚睡不够3、4个小时，白天，手控制不住地发抖。董宇辉说，他从小经历了太多次分别，现在他28岁，也始终没有学会和分离和解。

工作变动也带来了以往不曾面临的经济压力。扣除房租后，交完话费，给老家的爷爷奶奶打完钱，连吃饭的钱都不充裕。去年年底，董宇辉和明明在人大西门合租，出租房外有一条逼仄的窄巷，里面是几家小店。葱油饼3块钱一个，他一次买两个，凑合着当作一餐。

2016年，董宇辉23岁，那时他已经是新东方的小有名气的老师。上课时，董宇辉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学生们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他上英语课，从知识点延伸到理想国，讲李白的浪漫和杜甫的悲天悯人，又讲到莎士比亚和王尔德。有时自己讲得手舞足蹈，回过神来看向学生，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脸。

随着教培机构老师身份的剥离，职业价值感的崩塌让他陷入迷茫。当人力资源管理的同事找到他时，董宇辉告诉对方，他想要离开。

与董宇辉一样面对着价值感崩塌困境的还有新东方在线初中物理负责人明明。2013年3月，明明入职新东方西安学校。“在新东方快10年的工作，everyday都超级开心。”明明爱笑，笑起来眼镜后面的单眼皮眯成一条缝，嘴角歪扯在一旁。6年的线下课程教学，再加上2年的在线教学，明明教过将近50万名学生。手机里存的孩子们对自己表达感谢的截图超过1000张。

在大学时，明明就听过新东方老师们的演讲，他向往那种激情四射的赤诚和使命感。加入新东方后，这种想象并没有幻灭：“幸福感爆棚。同事们都单纯好玩。领导也丝毫没有架子，我们都喊他小孙或者他大名，拿他随便开玩笑。”

这种团队氛围也影响着明明的教学工作。而工作给予的意义感，在2021年7月到11月受到了动摇。

2022年6月20日，接受采访时，明明谈起直播时的趣事。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老师们的选择

即使遭遇教培行业巨变，作为新东方名师的董明辉和明明也有诸多选择。是离开新东方，继续从事教育行业，还是跟随公司一起转向，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选择。

如何留下老师们，消解这些曾经的老师们对吆喝卖货的耻感，也变成了新东方在线CEO、东方甄选负责人孙东旭的第一个难题。

孙东旭曾任新东方西安学校校长。他说，当老师们的工作场景和工作内容都超出他们想象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赋予农产品带货这件事意义。“直播卖农产品不是营销或顺应眼球经济。转型农业或许没有金融或房地产光鲜亮丽，但总得有人做，无论是出于使命感或是认识到其社会价值，背后的商业价值。”他这么劝说老师们。

“年底那段时间我和董宇辉合租，冬天孙东旭怕我们冷，每天开着他那辆‘破车’送我俩回家，请我们吃饭。”明明说。直播间以助农而非赚钱为目的，这种意义打动了明明。明明成长于陕西商洛秦岭以南的小村庄。村庄贫瘠荒凉，地势崎岖，没有可大面积种植的粮食或经济作物，村民们靠种些核桃维持生计。读小学时，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间土坯房教室里，老师上完一二年级的，再上三年级的。

“学得可扎实了，一年级的时候就把二三年级的课都听过了。”明明笑着说。冬天朔风凛冽，从蒙着塑料布的窗户里呼啸穿过。老师带着学生们捡柴火，点燃后在操场里围火取暖。明明调皮，往火里扔几块石头，等火熄灭后抱着暖和起来的石头上课。

白天上课，放学后就喂猪放牛，村里的孩子大多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长大，潦草地上几年学，等初中后就去南方的工厂打工，每年带回家几千块钱。“如果不读书，就会回到山岭之中的村庄继续种地、喂猪，想到就觉得难过，觉得接受不了。”这种模糊的绝望推着明明向前走，直到他作为村庄里的第二个大学生离开，走得越来越远。

出身农村的明明知晓销售端的顺畅对农民和农业的意义，在这种意义驱使下，他内心接受了转型做助农主播。

对董宇辉，孙东旭则使用了“激将法”。董宇辉同样记得三人同行的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大家经济状况都不好，只能点三碗加肉不到30块钱的牛肉面，边吃边聊。除了苦闷日子里的陪伴和慰藉，最令他振聋发聩的，是孙东旭严肃地问他，“你以前不是告诉学生要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吗？你不是鼓励学生看更大的世界吗？你教学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接受生活所加重他的一切苦难，你做到了吗？”

董宇辉被击中了，“我特别害怕。我不想在学生眼中，我只是一个夸夸其谈，停留在自己舒适区，不敢重新出发的人。”

他决定留下来。

董宇辉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侧身望向窗外。几分钟前，他刚接受了一家媒体的专访。据现场工作人员提示，5分钟后他还要接受三家媒体的访谈。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从课堂到直播间

2021年12月28日晚，俞敏洪在“东方甄选”的首次助农直播，拿下了500余万的销售额数据，其中460万是由俞敏洪个人账号卖出去的。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没了俞敏洪导流，东方甄选直播间开了40多场直播，累计销售额只有1000万元出头。

新东方的老师们接受身份转变的现实，也只是一个开始。董宇辉和yoyo曾在视频中说，很长时间内，直播间只有5、6个人，两个是yoyo的爸妈，还有两个是董宇辉的爸妈，也都是主播们的父母下两单。

直播间低迷的那段时间，董宇辉的失眠愈发严重。迷茫，怀疑，不确定感，是所有主播们共通的情绪。“到后来观看人数到了400、500人，也不算多，你从发展的方向上寻找它的意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明明回忆那时自己的感受。

流量低的压力和转型的不适只能在一场又一场的直播里纾解。每场直播下来，孙东旭会和主播们进行复盘讨论。团队也在不断调整直播间的风格。从两个人直播，穿着汉服直播，脱口秀，到有才艺的老师表演唱歌舞蹈，主播团队还曾尝试着追随行业的直播方式提高语速。

转型做电商主播，曾经的老师们也在调适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不是不认可这份工作，而是不认可做不好这份工作的自己。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作为主播的价值。”董宇辉说。没有镜头前好的形象，想法不够敏捷，说话的语调不够慷慨激昂，他觉得自己在直播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优势。模拟带货的几次培训，他每次走上主播台都会紧张，不到两分钟就被替换下来。在前期，董宇辉一直是团队里被开导、被教经验的那个人。

董宇辉微笑着谈到目前的工作状态：“现在很好”。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2022年1月中旬到2月底，明明有同样的无所适从。直播前一晚，明明往往顶着压力熬夜备品。他用的是曾经备课的思路，讲一个知识点，从引入到延伸，调动观众的兴趣点。与英语老师的双语讲解不同，物理老师需要调动先前储存的知识，为了严谨，也需要查阅大量资料。

卖南美厄瓜多尔的虾时，明明延伸到它的地理位置，渔场的信息。有次为卖鱼备品时，明明想讲鱼的上浮和下沉，多数鱼通过鱼鳔控制浮沉，有时也会通过摆动鳍和尾往上浮。腹鳍会协助背鳍、臀鳍维持鱼体平衡和辅助鱼体升降拐弯。那没有鱼鳍的泥鳅之类呢？思维不断发散，涉及的专业术语和需要推导的公式越来越多。直到发现这个知识点不再适合在直播间讲，便只能放弃。念头兜兜转转，一件商品需要花费20分钟甚至更久的时间准备。

即使做了相对充足的准备，站在直播台前，照明灯的亮光照向自己时，明明常觉大脑一片空白，四肢也变得僵硬不自在。一同直播的同事把话茬投向他，他往往接不上，同事也只好拾起继续讲。3个小时下来，自己仿佛是个木讷的背景板，沉默着站完整场直播。

在直播间出现的几个失误也打击着明明的自信心。有一次和董宇辉搭档讲解枸杞时，明明玩心起来，突然开玩笑，“我们讲解了好几天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枸杞是什么。宇辉你站起来。”对着屏幕，明明笑着说，“大家看，这就是枸杞（狗，起）。”因为这个段子，明明被孙东旭批评了好几天，“这个不好玩又太低级，观众不会觉得这是幽默，这是在侮辱董宇辉的人格，就这还是有文化的直播间吗！”

在直播间说了不恰当的话，明明觉得懊悔，更加不敢开口，变得谨小慎微。每次上播前希望能够播得精彩，得到认可，越是有这样的期待，就越紧张。

相比董宇辉和明明，25岁的顿顿更加自然地拥抱了这种转向。2022年2月，顿顿参与了公司内部的面试。面试前后有5天，录了视频，筛选过简历后，在会议室搭起的简易直播背景板前，举行了8人的群体面试，每个人轮流上去用一个主题演讲，展示自己的才艺。

顿顿记得长达4个小时的面试后，面试官问所有面试者，如果暂时上不了播，你们愿意做人力、财务、品牌公关之类的幕后工作吗？其他7个人都回答可以，只有顿顿一个人坚决地拒绝，“如果不做主播，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我很适合镜头。”在顿顿看来，主播和教师两种职业间的屏障并不大，都需要密集性的输出，也需要很广的知识面以吸引学生或者观众的注意力。

看到曙光

直播间的第一次突破发生在5月21日。当天下午，东方甄选接到物业的通知，中关村提级管控之后，直播间所在的办公楼需按照防疫要求封控。孙东旭和团队临时决定晚上9点半提前下播，并紧急联系到了通州的一家各方面条件都合规、允许使用的酒店，团队成员回家快速地收拾好行李，带着直播间布景、六个冰柜、大屏幕和所有能带的摄像机中控台，把直播间搬到了酒店。

或许是因为新环境，也或许是因为受疫情影响的变动，孙东旭感到团队久违的士气高涨。更意外的是，那天他们创下了俞敏洪不在直播间时的最高销售纪录142万元。

“我们在那天重新看到了曙光。那之后，每天销售额在100万以上就成了常态。”场均观看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几百人，快速增长到20万，80万，直到6月9日董宇辉主播时，超过200万用户点进了直播间。直播间每天的销售额记录也在一直攀升。直播间被更多人支持，此前诸如“卖货就卖货，说这么多干吗”，对主播长相的攻击等质疑声也被褒奖的声音盖过。主播们的表现愈发松弛，开始坦然地回忆过往人生，讲英语，讲诗歌，讲哲学。“终于放松做了自己。”明明说。

他们停留在一件商品上的时间少则5分钟，多则15分钟甚至更久。有时主播们说得兴起，在导播的提醒下才想起来自己还在卖货，“一号链接拍一拍，大家想买的记得下单啊。”话音未落又补一句，“大家需要再买。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要通过消费实现快乐。”

2022年6月20日下午，直播间内主播们正在直播。新京报记者 赵亢 摄

在多数直播间内，主播能看到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实时销量、累积成交金额和实时观看人数、累积观看人数。这些数字的涨跌刺激着主播保持情绪高涨，也要求主播看着数字调整自己的讲解方式，揣摩观众对某个产品的接受度。直播行业默认的卖货流程是紧凑的：介绍商品，倒计时，上架，售罄后追加，直到彻底卖空。在这种促销方式下，观众沉浸在肾上腺素激增的抢购情绪中。

但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内，主播们看到的不是实时销量升降的一串数字，而是观众的评论和自己在直播时的样子。“我们的主播不必承担GMV（商品交易总额）这些管理层需要承担的经营压力。如果有了业绩目标的压力，他们可能就着急了，这样我们安静的。有文化的，能展示自己底蕴的直播调性可能就守不住了。”孙东旭说。

“像迪士尼那样的造梦或许谈不上。我们希望购物的过程能带给大家一些舒适、愉悦的精神体验，有治愈挫折的力量。想激发大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为这种美好赋予意义。农业连结着青山绿水、大江大河、日月山川，直播时对具体物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介绍，会让这种美好具体化，不再遥不可及。另外，在全球陷入隔离的当下，我们讲述世界各地的景色，这也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孙东旭说。

董宇辉的私信里藏着来自陌生人的种种倾诉，有丈夫投资生意失败后跳楼的妻子，有在北漂撑不下去的年轻人，有经历团队解散苦苦挣扎的人。“大家来看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出身平凡，但是不甘平凡，折腾了很多年，受尽了苦难但是初心不改。”董宇辉说。有些私信，他看到流泪。

董宇辉出生在陕西潼关的一个村庄。年轻人离开它，年老的人守着它走进黄土。讲樱桃时，董宇辉回忆起外婆家院子里的樱桃树，风一刮樱桃散落一地，满地的樱桃，like star scattered（像星星一样散落），像外婆一样，是掉落进他生命的一颗星。卖苹果时，他讲起奶奶的苹果园。4月粉白色的苹果花缀满枝头，收花后要摘去多余的小果，接着是套袋、采摘。枝桠乱横的果树下，奶奶保持着佝偻的姿态锄草，扶正脆弱的苹果。

2005年夏天，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和冰雹落在果园。还未熟透的青涩果子被砸落，掉进冰融化后的泥泞里。奶奶一个一个捡起掉落的果实，擦拭干净，装满袋子又背回来。酸涩的果子只能喂牲口，她也不想糟蹋，在后院里找了几个罐子，把苹果洗净后捂起捆好。直到这些果实变成一碗碗的苹果醋。

丰收有时，饥馑有时，在很小的年纪，董宇辉就知晓了这种无可挽回的失去。奶奶捡着落果，背着苹果摔倒在泥地里的样子他一直记得。初中初学英语时，他不会正确地拼读，只能笨拙地付出更多。下晚自习后，同学们都回宿舍睡觉。他蹲坐在教室外的楼道里，凑着昏黄的声控灯背英语。楼道飘散着老式垃圾道酸腐的臭味，声控灯几分钟就会变暗，他只能一边背，一边鼓掌似的拍手。

很多同事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直播间销售额低迷的时候，失意时，董宇辉更频繁地想起奶奶，也会想起曾经在楼道里背英语的瘦弱男孩。每天下播后的深夜，董宇辉回家时会经过一座桥，桥下的桥洞里随意摆放着一排共享单车，单车的间隙，蜷缩着无家可归的人。

董宇辉也曾经像这人一样蜷缩在风里。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书时，他勤工俭学当导游养活自己。有时回校太晚，大门已经关闭，只好从学校走到市区。实在累极了，就在肯德基里凑活着睡一会儿。他的父亲，他的亲人，也都受过这样的苦。失眠的夜里，他想起桥洞里的人，想着不能就这么放弃。一夜又一夜，经过桥洞时，董宇辉放轻脚步走过去，不打扰那人梦中的呼吸。

新京报记者 杨柳 石润乔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吴兴发

我在现场·照片背后的故事丨镜头里的平凡与不平凡

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从2019年开始，我们开设了“我在现场”栏目，以新华社记者“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的珍贵采访经历为内容，讲述他们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想。

2021年，他们践行“四力”，从中共一大会址到建党百年庆祝大会的现场；从城市抗疫一线到海外疫情中心；从暴雨淹没的农田到风雪围困的城市；从棉花丰收的天山脚下，到雪域高原的牧民家中……

他们凝固新闻的瞬间，记录历史。

从2022年1月3日起，“我在现场”栏目陆续播发多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在2021年的精品力作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他们的作品和讲述，能带给您希望与力量。

12月的岭南，粉红色的异木棉花在蔚蓝天空下显得格外娇艳。没有了严寒的提醒，温暖舒适的温度让人在无冬的季节转换中一时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回望2021，我想几个浓缩的词语可以代表这即将过去的我的本命年，探索、隔离、归来……

溪沟丛林里的鳄蜥探索

鳄蜥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动物，是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老爬行类动物，有着“活化石”的美誉。中国是鳄蜥的主要分布区，由于种群数量稀少，鳄蜥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021年5月13日在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鳄蜥研究中心拍摄的鳄蜥。

5月，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进入潮湿多雨季节，我和同事一起来到了地处粤北山区的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地保护管理部门建立了鳄蜥野外巡护专业队伍，进行网格化巡查，开展鳄蜥人工繁育及野外放归试验研究。

在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中心，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鳄蜥。成年的鳄蜥大概40厘米长，身体和尾巴极像鳄鱼，而脑袋则非常像“霸王龙”，出生不久的幼仔仅有10厘米左右。

↑2021年5月13日在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鳄蜥研究中心拍摄的鳄蜥头部特写。

沿着隐藏在深山密林中一条叫作“庙背冲”的小溪沟上行三四百米，在科研人员的指引下，我们幸运地见到了两只野生鳄蜥，其中一只还是去年出生的亚成体。

在罗坑自然保护区内，还有约50个与庙背冲溪沟一样生活着野生鳄蜥的小溪沟。科研人员在2020年进行的野外种群调查中，发现了121只鳄蜥实体，依据概率学统计方法，估算整个保护区的鳄蜥数量约为770—887只，这比2012年增长了30%多。

↑2021年5月13日在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庙背冲溪沟拍摄的野生鳄蜥亚成体。

罗坑自然保护区原是保护森林生态的，自2001年科研人员首次在这里发现野生鳄蜥后，这里的主要保护对象调整为鳄蜥及其栖息地，并在2013年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较成熟的鳄蜥人工繁育基地。

广州疫情风暴眼中的隔离亲历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所在的街道会变成疫情高风险地区，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居家隔离长达一个月。从5月下旬广州发现确诊病例到两个街道升级为高风险地区，再到6月中下旬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直至完全解封。我作为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经历了从疫情突然发生的新闻“遭遇战”演变为既要遵守隔离要求又要坚持报道的“持久战”全过程。

借助专业相机、口袋相机、智能手机等各种装备，我抓住一切机会进行采访拍摄。我拍摄的图片多次被报纸在头版刊登，有的还被新华社微博转载后登上新闻热搜榜，并进而被很多电视台、平面媒体和社交平台转发。

20多天不出隔离区，劳动量一点不比日常工作轻松，体重也下降了六斤。在这段特殊的采访时间里，我收获了难得的疫情核心区体验，以及在突发公共事件挑战面前的媒体报道转型的探索体会。

我所在的新华社广东分社从疫情一开始就成立了报道小组，工作联络群里不断提示我和同事要挖掘抗疫当中的群众故事。于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用镜头记录下身边的医务人员、警察、以及那些在危急时刻站出来主动承担的志愿者，他们传递出的正能量被定格成一幅幅照片，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也不断激励着我和我身边的人。

↑2021年5月27日，在广州荔湾区广钢新城核酸临时采集点，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2021年5月27日，在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道一小区检测点，荔湾区骨伤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给换班下来的同事喷洒消毒液。

在我家居住的广州市荔湾区芳村片区被封闭管理后，因为防疫规定的限制，居民不能到其他地区活动，我只好借着一切可以正常出门的机会在隔离区里拍摄。每次核酸检测，不论是上门在楼道里，还是在小区外，白天或者晚上，我都随时带着相机。渐渐地，物管和业主们都知道了有个邻居是新华社记者，一直向我滚动报道疫情见闻。

6月12日，借助物业赠送的防护服，我用口袋相机拍摄了一个行进式的VLOG。设备是之前准备出差时用的，没成想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广州的夏天穿上防护服真是感觉闷在桑拿房里一样，随时都能感受到汗珠在顺着手臂和身体流淌。穿着防护服总共约一个小时，脱下后，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上衣和短裤都完全被汗水浸透了，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可想而知那些必须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工作的医务和防疫人员，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有多大。

↑2021年6月12日，新华社记者邓华身穿防护服在采访时的工作照。

和编辑部沟通后，6月13日，我完成了以《广州打响白鹤洞街疫情防控攻坚战》为题的视频、图片融媒体稿件。

↑2021年6月12日，在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广钢新城，医务人员在进行核酸检测工作。

↑2021年6月19日，在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广钢新城，居民在公交移动超市购物。

6月24日，广州市宣布荔湾区芳村片区（鹤园小区除外）在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从即日起恢复对外人员和交通通行。人们用欢呼呐喊和悬挂国旗的方式来庆祝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硬仗的胜利。

报道不断，收获的感动也不断。“医务人员原来这样辛苦，为他们点赞”、“向物业员工和志愿者们致敬”、“新华社记者辛苦了，祝好”……网友在我的报道后面附上的评论让我感受到了人们对记者工作的认同，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记者这一职业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孟晚舟顺利归来

2021年9月25日晚，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在社总编室的指挥下，广东分社第一时间组织全媒体报道团队，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高质量地完成此次报道任务，获得强烈社会反响。

采访的前一天下午我刚刚从深圳返回，当天一早接到通知又赶往深圳。9月25日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与总社摄影部同事金立旺会合后，我们根据停机坪情况初步商议了大致的拍摄思路。

当晚7时左右，报道人员已在深圳机场停机坪就位。对现场情况熟悉后，我们两位摄影记者进行了位置上的分工，对报道顺利完成有了更进一步的底气。

经过大概3个小时的等待，21时48分传来了飞机落地的消息，现场的欢迎人群开始向灯光闪烁的远方瞭望着。在地勤车辆的引导下，绘有五星红旗的国航班机缓缓驶入停机位，地面上的人们望向出舱口方向，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有人打出了“欢迎孟晚舟女士回家”的红色条幅。

我的位置在欢迎红毯左侧，几乎正对出舱口。看到孟晚舟一袭红裙出舱，我调整好呼吸节奏，记录下了她挥手致意的画面。待到她在红毯站定后，我绕到欢迎人群身后，登上事先放置在那里的梯子，拍摄了她致辞的正面照，以及长期佩戴电子镣铐后脚踝上的淤痕特写。

↑2021年9月25日晚，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顺利回到祖国。

实际上整个拍摄过程十分短暂，随后我们就坐在停机坪水泥地上开始向编辑部传送照片。

这组照片记录了孟晚舟回到祖国、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历史瞬间。一袭红裙，与五星红旗形成呼应，凸显日益强大的祖国是每个公民最坚强的后盾这一深刻内涵，鼓舞国人、凝聚人心。

写下这些记忆，看到一个个记录下来的瞬间，回望2021，获得的不仅有工作上的收获，还有内心的更加从容。

2022已经来临，我依然会继续行走在采访的路上。愿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记录历史、记录时代的进程当中，也愿疫情早日过去，愿天下安好！

监制：兰红光

统筹：鱼澜 费茂华 周大庆 刘金海

记者：邓华

编辑：徐金泉 韩旭 刘梦琪

七名台独顽固分子都是谁？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在美官员窜访台湾的背景下，大陆16日公布新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包括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和王定宇以及“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加上已公布的“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已有10人列入名单。这些人是如何走上顽固“台独”的绝路呢？

无限谄媚美官员

佩洛西窜台让不少民进党高官都暴露出嘴脸，如本次名单中的萧美琴和蔡其昌，都在这前后不断刷“存在感”。蔡其昌1969年4月出生在台中，现任“立法院副院长”和中华职棒大联盟会长。他在早年间较为低调，甚至曾在2005年左右赞成推动两岸经贸发展，还在2012年成为首个开通新浪微博的民进党籍公职人员。然而，这些没有改变他的“台独”立场。2019年9月，赖清德抛出所谓的“务实台独论”后，蔡其昌为他辩解称，赖清德具体阐述“维持现状”的内涵，“这也是台湾最大公约数”。身为游锡堃的副手，蔡其昌在岛内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萧美琴（图片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

佩洛西2日窜访台湾后，蔡其昌与其会面。他自荐要带佩洛西游台中，并特别准备了珍珠奶茶，“希望总是戴着珍珠项链的她访台时也能留下台中印象”。蔡其昌还极力吹嘘佩洛西“是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者”，让他很感动。有岛内媒体嘲讽说，蔡其昌就像一个小丑，其谄媚的样子似乎完全忘记了正是佩洛西给台湾带来恶果。

“外省二代”变成深绿

顾立雄是蔡英文倚重的政客。他1958年10月出生在基隆，父亲是江苏南通人，母亲为上海人，是典型的外省人第二代。顾立雄中学时加入国民党，自称当完兵后就把党证剪掉退出。他曾是陈水扁家族的“御用律师”，处理过陈水扁女婿赵建铭涉及的“台开案”。2016年，顾立雄获民进党提名任不分区“立委”，同年8月出任“不当党产委员会”首任主委、“金管会主委”，2020年5月就任“国安会秘书长”。

有分析称，顾立雄任“党产会主委”时，对切断国民党金脉的狠劲与斗劲，让他得到蔡英文的赏识，也让国民党至今难以翻身。随后他接任“金管会主委”，对于资金的流动有了更深入的掌握。这样的背景有助于他强化台湾“反渗透安全网”。果然，这几年顾立雄一直忙着把这张网织得更密，不仅严控两岸互动，而且帮助蔡英文大搞所谓的“认知作战”。正是由于顾大打“反中牌”，岛内盛传他将在年底“九合一”选举后的“内阁”改组中出任“国防部长”。

顾立雄多次妄言支持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同时还媚日。据台媒此前披露，他与身为“经济部长”的妻子王美花2020年12月偷偷到“日本交流协会”代表泉裕泰隐避在阳明山的私宅赴宴。宴会结束后，他们发生一起车祸，这场密会才被曝光。当时台媒分析认为，他们应该是和日方人士秘密讨论进口“核食”事宜。

顾立雄的政治立场引发母亲的强烈反对，一度离家出走。有岛内统派人士称，台湾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外省人后代反而变成深绿，这是因为这些人在国民党内找不到位置，自身权力欲望又很强，于是就会否定自己身上的中国元素，甚至不惜出卖灵魂。

与顾立雄一样，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是外省二代。他1969年3月出生于桃园，父亲是海南人。2005年连战出访大陆，登机前后，蓝绿双方支持群众各有上千人到场互相对抗，鸡蛋、棍棒、石块齐飞，场面混乱，王定宇正是绿营背后的煽动者。2006年他被判处4个月刑期、减刑2个月并罚款。2008年10月，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以厦门大学教授身份扺台进行学术交流，王定宇在电台节目中鼓动支持者在台南县市包围张铭清。结果在台南孔庙，场面失控，张铭清被推倒，腰部受伤。台南市警方依妨害秩序、强制、伤害罪移送王定宇等7人。

2016年当选“立委”后，王定宇在两岸关系方面的言论相当激进。他在2017年12月的一个政论节目中鼓吹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声称“如果一个阿兵哥可以背起摧毁一台坦克车的武器，就算大陆拥有多许多重型坦克，依然可以获胜”，言论引发两岸网民群嘲。

上蹿下跳的“急独”分子

另一些“台独”顽固分子，可谓已经大举“台独”旗帜到处宣传，柯建铭便是其中一员。他于1951年9月出生在新竹，其父柯子余精通汉文与古诗词，“2·28事件”中为逃避逮捕避居山中，此后对国民党非常反感，进而影响柯建铭的政治立场。柯建铭早期从事牙医，1986年成为民进党创党成员，也是“立法院”最资深的“立委”，一共连任九届。

2013年12月，身为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的柯建铭建议冻结“台独党纲”，2017年6月他再度提出修改党纲。但事实上，他此举并不是为了两岸交流，而是认为“台湾主权独立已是事实，没什么好争辩的”。

除了“台独”论调引发质疑外，柯建铭在岛内也相当有争议。2013年，他被爆与四海帮、竹联帮、天道盟的关系密切，是名副其实的“黑道教父”。正是在他的牵线下，不少黑道分子加入民进党，形成新的“黑金政治”。

还有一些“台独”分子妄图拉拢“港独”。1988年5月出生的林飞帆的父亲是铁杆支持民进党的台商，常年涉足地方政治。林飞帆是靠反对两岸经贸交流发家的，2014年3月因煽动组织“太阳花学运”受到关注，同年5月组织“岛国前进”，以推动“公投法”修正、通过“两岸监督条例”等为目标。2019年7月，他加入民进党担任副秘书长。本月3日，大陆宣布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时，点名“台湾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而林正是“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

2013年4月，林飞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我主张台湾独立”，这段视频在“太阳花学运”期间被曝光。他还曾在2014年妄称，香港民主一直被“一国两制”制度打压，“香港不只要普选，香港要独立！”林飞帆还一直与乱港组织“香港众志”保持联系，并曾接受香港非法“占中”头目戴耀廷的邀请赴港“交流”。

在本次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中，“台独”小党“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是唯一一名不属于民进党的人士。陈椒华1959年10月出生在新北，曾任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副教授，投入环保运动20多年，2020年成为“时代力量”的不分区“立委”，同年11月当选党主席。当上“立委”以来，陈椒华一直煽动“华航更名”，企图消除岛内的“中国”印记。今年3月，她又提出，岛内一本获得“第32次中小学生读物选介”的成语辞典，里面有大量“保卫亲爱的祖国”等大陆用语，要求当局对此严管，企图搞“文化台独”，割裂两岸的文化联系。

鲁迅说…杨绛说…张爱玲说…莫言说…原来我被骗了这么多年，怎么办

来源：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挂在我名下的作品，其实都不是我写的。”近日，中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发了篇名为《莫言：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包括《酒色赋》《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莫言说》等在内的一些网络热转诗词金句均非其所写。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还收到过《你若懂我，该有多好》被选入某大学教材后出版社寄来的400余元稿费。

莫言并非被伪名言傍上的第一位名人，近年来，鲁迅、杨绛、张爱玲、白岩松等一大批名人频频“中招”。

近日，多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伪名人名言”大行其道，其危害不容小觑，应多管齐下，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公众法律意识、强化平台注意义务、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伪名人名言”现象的发生。

虚假语录层出不穷

破坏网络传播秩序

网上那些“伪名人名言”，鲁迅先生“被署名”的尤其多，由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调侃的表情包。“网上95%的名人名言都是瞎掰，包括这句——鲁迅”“如果拿不准一句名言是谁说的，就说是鲁迅说的”……2019年，“鲁迅说过的话”检索系统上线，不少人去验证后大呼：“原来我被骗了这么多年”。

2013年杨绛先生即将迎来102岁生日之际，《杨绛百岁感言》在网络上被热传，一时间不少人信以为真，杨绛作品版权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问询杨绛本人之后在官微辟谣。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之后，同款语录再次热传，不过这次是手写体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时间澄清：不管是文字内容还是笔迹，都不是出自于杨绛。

资深媒体人白岩松曾表示，网上流传着不少署名为“白岩松”的言论甚至语录，大部分都不是自己说的。他的著作《白说》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没开微博，也没用微信。只能确定这本书里所有的话，都是我说的。”

实际上，这也并非莫言第一次打假。此前，对于一些冒名作品他曾多次发微博澄清。但让人无奈的是，这些伪金句、假语录当下仍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在呼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今天，为何有那么多人如此“慷慨”，将自己的作品署上他人名字？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晓青分析说：这个现象从实质来讲，是有人要蹭名人知名度。普通人发表观点、文章很难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度，于是有些人去模仿名人作品的风格或手法，以假乱真，进而博取眼球，获得流量、经济利益等。他认为，这种行为违背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破坏了文化秩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黄玉烨教授告诉记者，被虚假署名的人往往是社会名流，或者说在某一领域有影响的人。如今，不少人有迷信名人的心理，在网上看到某句话是某某所说，可能会随手转发，以讹传讹。进一步来说，“伪名言”的存在也危害了网络传播秩序。

打假不能仅靠声讨

多个主体应当担责

“伪名人名言”常常给名人本人带来很大困扰。

莫言说：“诸如《我只对两种人负责——我生的与生我的》等名言警句，均非我作，但有些人据此批评我的三观，对此我只有哭笑并叹息了。”

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伪名人名言”的打假也是如此。对于这些时不时在网络上冒出的“伪名人名言”，除舆论声讨外，冒名人、网络平台、出版社等主体是否该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呢？

北京元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亚西律师认为，冒用名家的名字杜撰“名人名言”或编造作品，是一种冒名行为，侵犯了被冒名人的权利。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因此，擅自使用他人的姓名发表言论或作品，可能侵犯被冒名人的姓名权。

黄玉烨告诉记者，假借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传播作品，背后通常是利益的驱使。这种行为违背被署名人的真实意愿，在著作权法上来说，侵犯了其署名权，对其声誉也可能造成损害。比如说有人根据“伪名言”指责名人，如果说“伪名言”的内容违法违纪，对名人的影响会更大，还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需要停止侵权、恢复影响、赔偿损失等。

“在网上假借他人名义发布作品的行为，以及在现实中制作虚假语录并且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行为，违反了著作权法规定，根据其情节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黄玉烨说。

至于说网络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冯晓青说，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网络平台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平台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但如果是很明显的侵权，则还要适用“红旗标准”。冯晓青解释说，所谓“红旗标准”，是指当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却采取“鸵鸟政策”，假装不知，则同样能够认定其至少“应当知晓”侵权行为的存在。

黄玉烨说，对于网络平台来说，逐一去审查海量信息的真实性、作者是否有授权很困难，所以才有“通知—删除”规则，在平台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提供“避风港”。但对于出版社来说，一直都要求其履行严格的审查义务。

关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涉及假冒他人作品，出版社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冯晓青说：“通常来说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是一种法律上的许可关系，二者之间有合同，其中明确规定作者要保证自己是提供给出版社作品的权利人；如果因为出版该作品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或其他民事权利，由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但即便如此，出版社仍然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否则仍要承担法律责任。”

权利人可起诉维权

平台应尽注意义务

现实中，一些“被署名”的作者已经去世，这也使得编造者肆无忌惮。

冯晓青提到，对人格权的保护是永久性的，继承人无法继承人格权，但可以对其进行维护。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

民法典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王亚西说，因此，已故名人的近亲属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冒名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也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那么，如何有效防范“伪名人名言”这一问题发生呢？

冯晓青建议多元共治，多管齐下避免“伪名人名言”现象的发生。在法律制度层面，完善司法解释，增加可操作性。从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可以对相应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公布影响较大的典型案件，尤其强化对名人署名权等权益保护，开展版权执法等专项行动。对于权利人来说，不能放任这种现象发生，及时固定证据并起诉侵权行为。

黄玉烨认为，目前立法上还是比较全面的，未来预防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方面是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要得到保护，权利人被侵权后去法院起诉维权，其合理诉求应该得到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对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审判结果的宣传，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让尊重他人的姓名权、著作权等合法权益成为自觉。

此外，平台也要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对于重复侵权行为，要主动采用技术过滤措施，避免同样的侵权行为再次发生。

“署名权的核心在于建立作品与作者之间的‘溯源性’，此前鲁迅博物馆建立的“鲁迅说过的话”检索系统不失为一种保护署名权、遏制冒名行为的方式。”王亚西说，要强化出版社、平台等的责任边界，加强其合规意识，对发表、出版的作品进行权利清洁性检查，发现侵权及时下架，避免损害的发生或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