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无双4帝国文章列表:

• 1、帝国时代 4中、德、蒙三国精通攻略
• 2、世界军事战争史-20419世纪末的西方军事形势下
• 3、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 4、越南第一城：西贡市，为什么改名胡志明市？
• 5、全球去美元运动华盛顿自己摧毁了自己

帝国时代 4中、德、蒙三国精通攻略

中国精通

修建物群：榜首年代局面出产15个农人，并搜集1500资源。

国家收入：第三年代朝廷命官收税金累计250黄金即可。

弩箭风暴：出产20个以上诸葛弩手击杀30个敌方单位即可。

拓宽村庄：第二年代进入宋朝，制作两座村庄并且 总人口抵达100以上即可。

朝廷监管：朝廷命官盯着兵营出产30个以上长矛兵即可。

财富同享：升第二年代时挑选翰林院，在其影响范围内制作兵营、马厩、铁匠铺等修建发生税金，用朝廷命官收取累计500黄金即可。

神灵之道：升第四年代时挑选灵道，在其影响范围内制作马厩、靶场共六个即可。靶场诸葛弩不要也罢。

钢铁加农炮：升第三代代时挑选天文钟楼，从天文钟楼出产20个攻城器击杀敌方40个单位，并且不损失超过20个攻城器即可。

雷霆攻势：手雷，火枪，火矛兵击杀50个敌人。

七个故事：明朝宝塔里放入圣物，每种资源堆集1500资源即可。

大红披风：主张多人联机速到明朝等着队友推翻AI地标成功。

德里苏丹精通

浆果丰收：榜首年代局面拖6个农人去最近的浆果丛制作磨坊，直接屈服完成。

军事工程：榜首年代局面制作兵营，出几个长矛兵制作至少10面木栅栏即可。

经济教育：升第二年代时挑选崇奉穹顶，从崇奉穹顶出产5名学者即可。

英勇成功：升第二年代时挑选成功之塔，在成功之塔范围内近战击（弓箭手不算）杀40名敌方单位即可。

宗教学：在清真寺影响范围内制作修建，并在其中研讨各种科技达20个即可。

军事办理：清真寺研讨“高效出产”科技，将学者驻扎到兵营里出产30个长矛兵即可。

石造修建：升第三年代时选看护者大院，用长矛兵城墙、城门、石墙塔总计耗费1000石料以上即可。

看护战士：升第三年代时选学苑研讨“宁静之地”科技，10个侦察兵110血直接自杀扣血，站在清真寺满血停止完成。

军事经济：制作大型箭塔并出产20个单位即可。

激升要挟：升第四年代时挑选苏丹宫殿，随意出产10头以上大象摧毁敌方十座修建即可。

口耳相传：清真寺研讨“迅捷”科技，占领圣地获得崇高成功即可。

蒙古通晓

水壶与炊烟：榜首年代局面在敖包附近打开乡镇中心，强化出产6名农人即可。

卓越机动性：榜首年代局面造马厩，出产马队击杀敌方5个单位即可。

宽广草原：敖包边上制作一圈牧场，出产30只绵羊，几分钟搞定。

火与石：敖包研讨“石料赏金”科技后，烧敌方修建获取500石头即可。

燔祭：敖包边上制作一圈马厩，出产40个马队即可。

丝绸之路：主张地图隘口，升第二年代时挑选银之树在地图旮旯边际制作，出产商人抵达地图供给的市场，依据商人往复路线建好哨站供给加成，收号地图敌人来路的口儿，等商人往复40次后即可。

一场巨大的集会：升第三年代时挑选忽里勒台，为单位治疗500点生命值即可。

狼群和雨：经常对线打的当地周围树立哨站，在哨站供给加成范围内杀30个敌方单位即可。

镝矢：汗在竞赛中不能死一次（尽管能够复活），汗使用信号箭技术加成给用蒙古突骑击杀50个敌方单位即可。

重负：升第二年代时挑选银之树并研讨“石料商业”科技，市场出产9名以上商人进行贸易，累计获得2000石料即可。

牛角与牛筋：靶场研讨“强化西哈弓臂”科技，用蒙古突骑击杀40个敌方单位即可。

世界军事战争史-20419世纪末的西方军事形势下

19世纪末的西方军事形势（下）

4.三国同盟与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出现

俄土战争之后，沙俄把它在《柏林条约》中的失败归咎于德国的背叛，这两个昔日的盟友开始相互攻讦，三皇同盟归于破裂。沙俄为报复起见，竭力扩张军备。在海军方面，由海军大臣拟定了一个20年海军发展计划，包括建造19艘一级战列舰、4艘二级战列舰、25艘巡洋舰和其他舰只。陆军则抓紧进行战后的整顿，并积极向西进军，进入波兰，迫近德国边境。俄陆军大臣米柳京声称："俄国必须准备战争"。他的话得到了大斯拉夫主义者的支持。到了1879年夏天，甚至连沙皇亚力山大也沉不住气，写信给德皇威廉控诉俾斯麦的政策，警告他"将来会造成如何恶劣的后果"。

作为对俄国这种态度的反应，德国政府通过俾斯麦的努力，于1879年10月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在缔约国一方受到俄国进攻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应"以本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给予援助，并不得单独媾和。显然，这是一个首先旨在反对俄国的秘密军事同盟。尽管它没有直接的扩张目的，是一个单纯的防御同盟，但它在导致以德国为首的国家联盟的成立和使欧洲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方面影响深远，是后来一系列类似的军事同盟条约的起点。

德奥在签订秘密军事协定的同时，表面上两国对俄的关系还都未断绝，且在俄国的主动要求之下，三者的关系一度还有所缓解。1881年，三国签订中立协定，被称为第二次"三皇同盟"。但是，德国的国际战略的真正立足点仍在于扩大它与奥匈帝国的同盟体系。为此，它通过奥匈帝国拉拢一些巴尔干国家，1881年6月，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签订同盟条约。随后，便将地中海的意大利王国接纳进德奥同盟。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

三国同盟的出现首先是意大利主动追求的产物。意大利的军事实力和潜力都很虚弱，但是它争夺北非殖民地的野心却很大，特别是在突尼斯问题上与法国矛盾尖锐，此外它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矛盾也很棘手。在这种情况下，它决计调整自己的国际战略，向德国和奥地利靠拢，以便获取强大的盟友，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德国认为意大利的这种追求符合自己的利益，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并说服与意大利曾经有过战争的奥地利也予以谅解。三国同盟终于得以成立。

三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得参加旨在反对它们之中任何一国的同盟或协定；当法国进犯意大利时，其他两个缔约国应给予意大利以军事援助；当法国进犯德国时，意大利也负有同样的义务。从实际效果看，它给三个缔约国都带来了巨大的防务利益。意大利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和力量，并可列为欧洲强国之一。奥地利则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全部军力对付东方的俄国。德国再一次孤立了法国，使它不得与意大利结盟，有利于它继续占领亚尔萨斯和洛林。

按照三国同盟条约导言的规定，三国缔约的主要目的是"为着扩大一般和平的保障"，"其唯一目的是保卫各该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免受威胁的危险"，因而是一项"保守性和自卫性"的条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缔约国开始利用这个同盟来达成其侵略性的目的，逐渐改变了条约的纯防御性。意大利利用这项同盟条约来谋求它对北非的侵略野心，并于1885年攫取了红海上的马苏河海峡。特别是后来由于领导三国同盟的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日益增长，以及三个缔约国向巴尔干和土耳其等近东、中东地区的积极渗透，同盟的攻击性和侵略性愈来愈强，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三国同盟的形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出现，并成为日后爆发欧洲大战的基础。

5.俄法同盟与两大军事集团对立之雏形

19世纪80年代初期德意奥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对法、俄两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是三国同盟的主要针对目标，而同盟三国在军备上的积极扩充政策又使它们在总体军事实力上远远超出法、俄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

同盟三国的陆军常备军总额达112.5万人，海军舰船达49.8万吨，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都难以单独抗衡。而如果法俄两国实行结盟，则陆军常备军总额为114.9万人，海军舰船总吨位为49.9万吨，与同盟三国的陆海军实力基本相当。军力对比在客观上要求法、俄两国结成同盟，以维持欧洲大陆军事力量的均衡。

在主观上，法、俄两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缔结同盟之必要。当然，由于各国因素的制约，两国军事同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885年爆发了震惊欧洲的保加利亚危机，原来分裂的保加利亚要求实现统一，建立大保加利亚。俄与英、奥等国为争夺自己对巴尔干的控制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危机方案。危机愈演愈烈，到1886年时双方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保加利亚孕育着爆发欧洲性战争的危险。而且，它还引起了连锁反应。俾斯麦利用这场危机纵横捭阖，使局势更加混乱。他一方面鼓励英国在巴尔干与俄国对抗，另一方面又极力拉拢俄国，并怂恿它与英国争斗。而在列强把注意力纷纷投向巴尔干时，德国却在策划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以便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彻底打败法国的企图。在这关键时刻，俄国看清了俾斯麦的险恶用心，及时地避免了巴尔干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并再一次向德国政府表示俄国将不能容忍德国发动对法国的战争。俄国坚持它的既定国际战略，使法国继续赢得了和平，从而也使法、俄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为后来两国军事同盟的缔结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俄国的举动使德国政府非常气恼，但俾斯麦为了防止俄国完全倒向法国，还是做了最后的努力。俾斯麦亲自与俄国代表谈判，签订了所谓德俄"再保险条约"，但在争取俄国当德法间爆发战争时保持中立这一关键问题上还是没有取得突破。1888年后，俄国从法国取得巨额贷款，法国还替俄国制造50万支来福枪，两国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在此基础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关系渐趋密切。而在德国，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去世，新继位的威廉二世与年迈的俾斯麦在国际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两年后俾斯麦被免职。这标志着俾斯麦所一贯推行的中立俄国、孤立法国，力争与法国进行局部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的最终破产。

1891年，法国舰队应沙皇的邀请访问了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沙皇和皇后亲自来到法国海军的旗舰上，和水兵们谈话，并脱帽聆听了马赛曲，而在此之前沙皇是严格禁止演奏马赛曲的。此事曾经轰动一时。以此为契机，俄法两国政府于当年8月以交换信函的方式达成协定，规定在和平遭到危险时双方进行协商。次年8月，两国参谋部代表在法国起草的军事协定上签字。至1894年初，两国政府正式认可该军事协定。

俄法军事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的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使用它的所有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在德国支持下的奥地利进攻俄国，法国应使用其全部军力对德国作战；如果德意奥三国同盟或其中的国家之一动员了它的军队，法国和俄国亦应立即动员自己的全部军队，并将这些军队调到尽可能靠近边界的地方。条约还规定，双方陆军参谋部应经常合作和互通情报，双方不得单独媾和。

俄法协约的形成，意味着一个与三国同盟军事集团相对抗的新的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在欧洲的出现。这说明，19世纪末的欧洲国际战略格局逐渐地由多极走向两极。当然，由于英国仍然坚持其"光荣孤立"政策，两极格局还未最终形成，因此还只能说出现了两大军事集团相对立的雏形。俄法协约与三国同盟一样，标榜其防御性和自卫性。但是，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表明世界大战又向人们逼近了一步。

6.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与美西战争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了一个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的新的狂潮。

从80年代起，英、法、德三国为争夺非洲大陆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英、法两国都派遣军队入侵尼罗河流域和西非，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占领了全部尼罗河流域。在争夺东非和南非的斗争中，英国联贯南北非洲的"开普敦——开罗计划"与德国横贯东西非洲的扩张计划发生冲突。德国竭力鼓动布尔人反抗英国，并为之提供了先进的枪炮。1895年，英国派兵进攻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尔共和国，遭致惨败，德国皇帝却拍手称快。

在亚洲，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存在着四大焦点：首先是在近东为瓜分奥斯曼帝国而发生的激烈冲突，尤以英俄矛盾最为突出；其次是在中亚，争夺的目标是阿富汗、土库曼和波斯，争夺的主要对手仍是英、俄。1878年11月，英国和印度联军入侵阿富汗，爆发了英阿战争，此后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和影响明显地占据了上风。俄国则以武力兼并土库曼，并在波斯北部的阿塞拜疆、古兰和马赞德兰等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第三个焦点在远东，主要目标是中国和朝鲜，参加角逐的列强除了英、俄、法三国外，还有美国和日本；第四个焦点在东南亚，包括印度支那、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等，参加角逐的列强有英、法、美等。

到19世纪末，整个世界已被英、法、俄、德、意、日、西、比等国瓜分完毕。其中，英国在1884～1900年间共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殖民地，人口达5700万；法国共夺得360万平方英里，人口达3650万；德国夺得100万平方英里，人口1470万；比利时夺得90万平方英里，人口3000万。

在参与瓜分殖民地角逐的列强中，美国是一个后来者，它在南北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奉"门罗主义"为国策，致力于巩固它在拉丁美洲的霸主地位。但随着其内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膨胀，到19世纪末后发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呼声，并发动了第一次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

1893年美国在控制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后，就积极准备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和古巴。在美国人看来，古巴和菲律宾群岛既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又是美国分别向南美洲和亚洲进行扩张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而西班牙作为一个已经衰落的殖民帝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加上菲律宾和古巴人民的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更使西班牙穷于应付，这一切又为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创造了良机。1898年2月15日，美国派驻古巴哈瓦那港的"缅因"号军舰突然爆炸沉没，尽管爆炸原因下明，但美国还是以此为借口，于4月25日向西班牙宣战。

早在宣战前夕，美国亚洲分舰队司令G.杜威即奉命率舰队集结香港待命，并做了周密的作战准备。4月30日，杜威率部进入马尼拉湾，次日清晨发现了P.蒙托霍指挥的西班牙舰队。当时美海军舰队共6舰19098吨，而西班牙舰队只有11689吨，且在舰船航速、舰体装甲和舰炮火力等几方面美舰队都占有明显的优势。海战开始后，美舰队在西舰队前面来回兜击五次，最后将西舰队全歼。美方仅7人受伤，而西班牙伤亡达381人。8月13日，新到的美陆军在舰队的支援下于马尼拉登陆，在菲律宾起义军的配合下，迫使西班牙驻军投降。

在加勒比海地区，西班牙原在古巴等地的驻军有20余万。"缅因"号事件后，西政府令海军上将谢尔维拉率领由6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前往波多黎各，5月19日进入圣地亚哥港。美海军少将桑普森率由7艘战舰组成的北大西洋分舰队随即前往实行封锁，并要求陆军配合歼灭港内西舰队。但美国陆军第5军1.7万人在圣地亚哥以东登陆后，坚持先攻击圣地亚哥城，死伤1700余人而不克。7月3日，西舰队在撤离圣地亚哥港时被美舰队歼灭，谢尔维拉司令亦被俘。16日，驻守圣地亚哥城的西班牙陆军2.3万人在美军和古巴人民的围困下粮绝，被迫投降。

12月10日，美西于巴黎签订和约，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美国则向西班牙支付2000万美元作为抵偿。1901年，美国迫使古巴接受丧失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古巴实际沦为美国的保护国。美西战争的结果加强了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地位。这场战争，也就成为世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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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归联︱逃避、盲从到忏悔：日本战犯绘鸠毅的战争认识

王健 周桂香 白雪桦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关押了千余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1956年6-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开庭，依法对这批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对45名罪行特别严重的战犯分别判处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他千余名战犯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1964年4月最后一批服刑的战犯刑满释放回国。

1957年9月，释放回国后的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在之后几十年的战后日本社会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战争责任，作为战争亲历者站在“战争加害者”立场反思侵华战争，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动。虽遭受来自右翼势力的反对、攻击甚至迫害，但坚持活动直至2002年，因成员年事高，“中归联”宣布解散。其中一个支部拒绝解散，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人。部分原“中归联”成员在组织解散后也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证言活动，向世界讲述日本侵华战争真相以及中国的和平政策。如今，健在的“中归联”成员已屈指可数。

“中归联”原常任委员长绘鸠毅（1913-2015），参加侵华战争4年，后在苏联西伯利亚抑留5年，1950年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6年，1956年被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88年任“中归联”常任委员长，2002年“中归联”因成员高龄解散后，仍然坚持战争证言活动直至生命结束。

纵观绘鸠毅百余年的人生，前半生被战争所左右，从一个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普通知识分子，历经任职文部省、高中教师、侵华战争、苏联西伯利亚抑留、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从25岁到43岁的十八年间辗转三个国家，与世浮沉。后半生在赎罪中度过，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其战争认识也随着立场与境遇的改变而逐渐发生变化，经历了逃避、反省与忏悔的过程。

“皇军”士兵的四年：由知识分子到侵略者的蜕变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大正2年）3月出生在日本鸟取县一个教师家庭，至1938年（昭和13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系统完成了战前日本社会的初、中、高等教育。

绘鸠毅认为幼小时期的学校教育对其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其最高理念是“忠君爱国”，即“我大日本帝国乃天照大神子孙——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世界无比之国体，能为元首天皇陛下献身是国民之神圣义务，亦为最高荣誉”。《教育敕语》确立了日本近代教育的根本方针。大正初年（1912年），政府要求各学校供奉《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

绘鸠毅小学时每逢节日都要唱歌赞美天皇，然后向“御影”行礼致敬，学校还举办《教育敕语》的奉读式，同时伴随着激昂的军歌。1925年，日本现役军官被派到各级学校，强化学校中的军事教育。据绘鸠毅回忆，他进入初中时，学校将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旨在一旦发生战争，学生可以立即服务于战争。学生们都以此为荣。从1925-1938年，绘鸠毅在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每周两学时，接受了总计八百余学时的学校军事教育。

无处不在的皇国教育，日复一日地熏陶，少年时期的绘鸠毅就成了“天皇教的俘虏”，脑中被刻下了“天皇臣民”的烙印，“对天皇和国家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感”。“平时我们满不在乎地对其他民族使用蔑称，诸如‘清国佬’‘俄国佬’‘外国佬’之类。这也许就是长大后在战场杀害无辜的他国人民时只当做杀掉猫狗般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吧”。

这种极力灌输“皇国思想”，并且染上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近代教育，使得“神国”、“皇国”观念和日本民族优越论深植于国民的思想深处，是导致日本民众轻信与盲从侵略战争的重要原因。

1931年绘鸠毅进入旧制水户高中文科学习。在校期间他阅读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日本白桦派的文学作品以及同时期日本哲学家的著作，由此接触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开始思考“自我是什么”，思想渐渐由“忠君爱国”转向尊重人权和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水户高中曾爆发过左翼学生运动，校方借助政府之力镇压了学生运动。绘鸠毅的班级里仅有他和冈村宁次（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儿子两人没有参加抗议活动。绘鸠毅回忆说，当时是不想让父亲和家里人担心，可实际上是想逃避法西斯主义。绘鸠毅反思了高中时的思想转变，认为“那是一种对政治的无力感，缺乏实践能力的一种‘浪漫空想主义’”。绘鸠毅觉醒中的个人精神终究还是被从幼小开始深受的国粹主义、军国主义性质的教育所压制。

1934年绘鸠毅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伦理学专业，专攻“康德伦理学”，他将康德哲学中的“人格”、“道德”等尊重人权的理念视为人生指南，自称“康德学子”。

1938年绘鸠毅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文部省教育局思想科工作，该部门是战争期间监控教育界思想的大本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不断膨胀，大力推行对外扩张，对内思想管制愈发严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受到政府审查…..但凡与国体思想不一致的异端均强制地予以排除”。（[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3）绘鸠毅的工作是调查各大学思想倾向，并受命检查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河合荣治郎的著作中是否有背离“皇国思想”的内容。绘鸠毅非常敬重河合荣治郎教授，认为这种暗地“思想告发”违背了“我这个康德学子的良心”，他提出换到其他部门遭拒，终究难以忍受政府部门的氛围，一年后主动辞职，回到家中钻研哲学，以示“微弱的抵抗”。

1939年，绘鸠毅到高中任教。学校里师生和睦相处，学术氛围浓厚。绘鸠毅热爱教师工作，沉浸在恬静的校园生活中。期间，日本不断扩大战争，在国际上愈加孤立，而国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绘鸠毅感到自己的祖国处在危急存亡之际，为此而担忧。但是，包括他在内的日本很多知识分子对时局只有冷漠和袖手旁观，以探索“真理”的名义逃避到书斋中，远离现实政治，没有去阻止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1939年，高中任教时期的绘鸠毅

战后，绘鸠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后，他对战时自己缺乏社会责任感，对政治现实漠不关心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我感觉这个（教条主义）批判也是对我的观念立场的批判。促使我反省，我个人的观念是脱离了日本的现实，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中为明哲保身而筑起的一个“空中楼阁”。

“人与政治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国家中并不存在世外桃源”。（[德]雅思贝尔斯：《德国的战争罪责》，转自金寿铁：“罪责反省：克服过去的新生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15(09)：33）在疯狂扩张、推行“总体战”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绘鸠毅这一普通知识分子也是难以独善其身。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化，日本急需扩充兵力。1941年6月，28岁的绘鸠毅接到作为补充兵入伍的召集令。他心情复杂，做好了战死的心理准备，“我的人生就此结束了。曾经拥有过那么美好的生活，我死而无憾。未来不可知，唯有顺应天命”。

当时日本政府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膺惩暴支”的“圣战”，报纸和广播为排外热和军国热推波助澜，支持战争的热潮在民众中此起彼伏。（[日]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5）学校为绘鸠毅举行了壮行仪式。“虽然接受了大学的教育，但我内心深处对当时日本执政者倡导的‘圣战’和‘八紘一宇’等口号还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壮行式上宣誓：“为了祖国，为了大和民族的幸福，我将拿起枪来。”可见，绘鸠毅与当时的日本大多数民众都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出于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在军国主义思想的蛊惑下，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产生了“神圣”与“正义”的幻觉。

入伍后，绘鸠毅接受了严酷的新兵训练。他在回忆录中痛斥道：“这种训练抹去了人原有的尊严、感情和理性，使人的头脑一片空白，蜕变成上级一声令下即刻机械地执行命令的杀人机器。”不仅如此，新兵还要受到老兵的欺辱。

拿我来说，曾因被认为“态度傲慢”，被一个两年兵用橡胶鞋底打过、还被用皮腰带抽过脸。那种难耐的痛苦和憎恨，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这种私刑在日本军队中是“老兵的特权”，不受约束。新兵只有默默忍受。“上级的命令就是朕的命令”，在奉行这种信条的军队里，唯一的反抗方法就是“逃跑”或者“自杀”。

绘鸠毅在封建专制的军队中感到压抑、苦闷，却无力反抗。中队长推荐他申报军官候选生，他冒着被羞辱为“国贼”的危险，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因为士兵有回国的希望，做了军官就是职业军人，“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脱离军队这个牢狱的。或者说，任陆军少尉时作为机关枪小队长，就会死在战场”。

1942年3月绘鸠毅出征前

1942年4月，绘鸠毅编入日本侵华第43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独立步兵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第59师团的军事目的是确保山东省作为日军的军备基地，掠夺当地的矿产、农作物等物资，甚至强制性掠夺劳动力，并参与在华北地区开展的消灭八路军力量的“烬灭作战”，由于手段凶残，被中国谴责为“三光”。

手持杀人武器进入中国领土，彼时的绘鸠毅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侵略者，他写道“我部进驻山东新泰地区后，衣食住方面皆与日本国内的兵营相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用着”。

由于文化程度高，绘鸠毅被安排到大队部工作，主要负责附近村庄的宣传和治安。他可以到军营以外的县城和村子活动，还有机会去济南出差。他对陌生的土地感到了“旅行者”般的新奇。他记录下中国独特的自然风光、风俗习惯。他乐此不疲，自诩为“大陆风土记”，并写到每天都要寄出的家书中。他也目睹了旧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新泰地区）大多数孩子都没有上过学，而是以捡拾马粪或给小摊贩打工为生；青黄不接时，食不果腹的老妇们会将树叶磨成粉末充饥；我们征用的中国苦力则会跑到炊事班的炉台前，争先恐后地抢食我们的残羹剩饭”。对此，绘鸠毅无动于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既不关心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原因，更没对日本政府鼓吹的‘圣战’产生过怀疑。”

绘鸠毅战时给家里寄回的军用明信片

绘鸠毅一直在大队部工作，很少直接参战。但为数不多的几次作战经历足以使他蜕变成残暴的日本士兵、忠实执行命令的战争机器。绘鸠毅在中国关押期间的笔供显示，他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参与虐待和残杀俘虏、抢劫平民财物、强奸妇女等多种战争罪行。其中较为严重的是1945年他参与的第59师团第111大队在山东省索格庄残忍杀害4名中国农民的非人道罪行。

日军为使新兵尽快适应战场，经常使用俘虏活体刺杀训练新兵，称之为“试胆训练”，认为这是对新兵“最为快捷高效”的训练方式。（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1辑（1）中华书局，2015：281-282）当时绘鸠毅担任机关枪中队的新兵教育助理，接到加强新兵的“刺杀训练”的命令后，他将分配给其中队的四名“俘虏”（实为未来得及逃跑而被抓获的农民）带到现场。

他们（俘虏）异口同声地哀求我说“我是老百姓，救救我吧”。其中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紧紧地抓着我不放，哀求道：“家里只有俺娘一个人，她在等我回去，求你放我回家吧”。

少年的哀求让绘鸠毅想起孤身一人、盼望他回家的母亲。他感到了良心的极度不安，内心产生了动摇，残存的人性在战场上做着最后的抗争。然而“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抗拒执行命令意味着自己被处决。为了自保，天皇的命令战胜了人的道德伦理，自称康德学子的绘鸠毅背叛了内心的理念，下达刺杀命令前，绘鸠毅以“战争是非人道的”“这是战争，没办法”为自己寻找合理的借口，自我辩护，逃避责任。

1945年7月第59师团北上执行对苏防御，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绘鸠毅随部队在朝鲜咸镜南道被苏军俘获解除武装。此时的绘鸠毅认为“战争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场令人厌恶的噩梦。从今以后，无论是我们还是祖国都将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吧……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急于摆脱战争的阴影，却没有反思战争以及他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绘鸠毅所在侵华日军第59师团（衣师团）相关地图

绘鸠毅在日本政府大力推行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应召入伍，被动参战，从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变为残暴的侵略士兵。他因无法接续哲学研究而痛苦，他厌恶反人性的日本军队，对战争持消极态度。但这只是基于自身的受害体验产生出的厌战情绪，本能地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想逃避战争，并不是否定战争本身，更谈不上反战。正如绘鸠毅回忆的那样“我们中绝大部分的军人，不仅认为卢沟桥事变是为祖国存亡而进行的战争，更将其理解为是为了东洋的和平而进行的‘正义之战’。为此，我们拿起了武器，为‘荣誉’而战，同时更是履行效忠天皇的‘国民的义务’”。

明治时期后，天皇制成为国家权力和伦理道德的顶点。日本民众将“国民的义务”与“效忠天皇”混为一谈，国家的政治道德取代了个人的道德判断。士兵以“天皇的士兵”、“大和民族的一员”的名义作恶，并将责任推诿给抽象的国家、军队。

鲍曼在分析二战时期众多普通德国人参与屠杀犹太人的恶行时，悲愤地写道：“最令人心痛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11：220）战时的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直至日本战败投降，绘鸠毅为代表的日本侵华士兵仍始终未能感知战争的非正义性进而同情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毫无战争加害者的意识。

西伯利亚的五年：民主运动的反抗者

1945年8月，绘鸠毅在其所属第59师团被苏军解除武装后，随其他被苏俘虏日军抑留在尚未开发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进行劳动改造。日本战俘主要从事采矿、伐木、修路建筑等野外作业。

战后初期，苏联国内粮食和生活物资短缺，战俘营住房不足，战俘缺少必需的衣物、食品和药品。日本战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营养不良，加之生产事故频发，导致死亡率和患病率偏高。之后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苏联经济状况好转，战俘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总体上日本战俘的待遇水平偏低，一些基本人权无法保证。

“极寒、慢性饥饿、重体力劳动，人际关系失信”是绘鸠毅等大多数日本战俘对西伯利亚劳动改造的共同记忆。绘鸠毅在西伯利亚的五年间，先后被移送到卡缅雷博洛夫、伏罗希洛夫、哈巴罗夫斯克（又称“伯力”）等五个收容所，对他而言“是一段人间地狱般的体验”。

日本战俘不仅要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重体力劳动，还要参加苏联政府开展的旨在思想改造的“民主运动”。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重心是：通过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使战俘认清自己的侵略罪行，并通过积极劳动弥补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培养战俘对苏联的好感，同时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战俘中培养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使他们归国后积极改造本国政治。可见，苏联的思想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入的目的。为了刺激战俘积极参与配合民主运动，表现积极的战俘往往在居住、饮食、劳动环境、报酬、遣返等方面受到优待。这种利益诱导的方式使得很多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日军战俘伪装成“积极分子”，或者充当告密者，以换取生存环境的改善或争取早日回国，战俘营内利己主义横行，人际关系崩坏。

对战犯的清查工作也是民主运动的内容之一。1948年绘鸠毅在伏罗希洛夫战俘营期间，苏联战俘管理局发起针对日本战俘的“揭发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活动，以遣返回国为条件，鼓励战俘间相互揭发、告发战争罪行。

很快绘鸠毅被告发，接受审查。战俘营的政治委员让他交代1945年在山东训练新兵时，下令刺杀中国平民的罪行。“我将杀害四名中国俘虏的整个过程以及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等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想着大队长应该负全责，而我没有任何责任，所以真是一点保留都没有”。可见绘鸠毅虽然交代了犯罪事实，思想却止步于“执行上级命令”。在他看来，他只是履行军人职责，不认为自己有罪，对于杀戮平民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他早已淡忘了当年目睹死于新兵刺刀下的中国农民的惨状后内心的煎熬。

无论是亲手杀人的士兵，还是直接下达命令的我，那一夜都无法入眠。我的眼前依旧能浮现出最后那令人恐惧的悲惨场景。后来在西伯利亚的困苦艰难中，我彻底地把那段记忆从脑海中抹掉了，就连做梦也一次没有梦到过。

绘鸠毅之所以忘记那个曾经无法摆脱的梦魇，主要原因是在远离中国的遥远土地上，他的加害对象——中国的战争被害者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而使他从加害体验中解放出来。加之在西伯利亚严酷的环境中，时常面临生存危机，他也无暇回顾那场毫无留恋的战争。

不久绘鸠毅又被传唤，政治委员让他交待另外一个战俘的罪行。那个战俘是他在战俘营结识的好友，该战俘战争期间做过警察。由于警察、宪兵比普通士兵的罪行更严重，会受到严惩，所以这类战俘都会隐瞒以前的身份。绘鸠毅认为好友是出于信任，才将身份告诉他，他不能出卖朋友，便谎说不知情。接着，对方下令让他调查该战俘的真实身份。他深知“违抗命令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或许就此不能回国了”。短暂的犹豫后，绘鸠毅表示不接受命令。对方进一步提出，如果服从命令，可以遣返他回国。绘鸠毅仍然拒绝。政治委员被激怒，当即说道：“你再别想回日本了！”

绘鸠毅认为苏联的做法是“卑鄙”的，告密者是“出卖同胞的道德败坏者”。他从不参加民主活动，成了战俘营仅有的几个“落后分子”之一。在批斗大会上，面对其他战俘对他“反动言论”的揭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拒不认错，最终被送到100公里之外专门收容“反动分子”的“惩戒营”。

绘鸠毅受到致命的打击，支撑他活下去的回国梦破灭了，他陷入了孤独和绝望。康德的思想在他心中复活，他反复回味着康德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寻求自我认同。“我听从了人之为人的良心的声音”。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他把思绪寄托于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经常在梦中回到日本。

在这里所有人都微笑着亲切地迎接我。大家同样慰劳我的辛苦。爱的纽带完全没有改变，也没有出卖耶稣的犹大。我被这些人包围，得到了无尽的安乐，尽情地沉醉于“神之国”的荣光之中。

强制的思想改造是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不顺应就要受到惩罚。惩罚激发了绘鸠毅的自负心和反抗意识，他没有反思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陷入悲惨境遇的原因是什么，而自认为牺牲自我、包庇同胞是坚守了内心的“道德准则”，是“人格”的体现。诚然，比起那些为了私利而摇身变为“积极分子”、“告密者”的战俘，绘鸠毅确实更具道德自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优越感的作祟下，他将其他民族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只在日本人之间讲道德，对他国人民无人性，对自身的战争罪行道德麻木。这也是日本大量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回忆录的共性——向社会披露他们在苏联战俘营的悲惨境遇，充斥着战俘的被害，而缺失战争加害者意识，没有丝毫反省战争的态度。

对此，“中归联”曾强调，如果他们不被移交中国而是从西伯利亚直接遣返回国的话，也写不出《三光》等揭露侵华战争罪行的回忆录的。（[日]富永正三「田辺敏雄氏、藤岡信勝教授の挑戦に応える」，季刊『中帰連』，Vol.1，1997）

这表明对于大部分战俘而言，苏联的思想教育，虽在遣返前确实规范了其行为、利于战俘营的稳定运行，但在脱离战俘营的思想环境后，且没有强制要求或利益诱惑后，所灌输的“共产主义精神”未产生较大或较深远的影响。（[日]長勢了治，《シベリア抑留全史》，原書房，2013：352.转自刘语佳，“二战后在苏日本战俘遣返与补偿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22：11）

季刊《中归联》封面 第28期

抚顺战犯管理所六年：正视加害责任的忏悔者

1950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将绘鸠毅等九百余名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入所初期，战犯们情绪很不稳定。在苏期间目送过一批批的战俘回国，唯独他们被移交给中国，他们认为受到了苏联方面不公平的对待。其次，“战犯”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他们的神经。在他们的意识中“战犯”是下达战争命令的人，而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的无名兵卒，怎么会是战犯？绘鸠毅也认为是由于告发者的杜撰，或苏联凭空捏造出很多“战犯”，并送往中国。

入所初期，大部分战犯打监闹监，气势嚣张，不服从中方的管理。“他们把自己的暴力性情，对他人的不信任、权威主义等都投射给中方，又反过来侵扰着他们自己。被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包围着，深信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报复。”（[日]野田正彰：《戦争と罪責》，岩波書店，1998：99）尽管如此，新中国政府克服困难，对战犯实施基于国际惯例的人道主义待遇，战犯们终于摆脱了此前的慢性饥饿和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绘鸠毅“想起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天堂’一般。我们从饥饿的痛苦之中被解放出来了”，体会到了作为“人”的尊严。

绘鸠毅曾患有高血压，管理所将其安排到专门收治高血压战犯的监房，“在饮食方面给提供特别的小灶，运动时间也增加了”；来中国第一个新年，工作人员送来了日本的年糕，绘鸠毅激动不已：“令人怀念的父母兄弟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我们从心底感谢中国人，是他们的温暖让我们记起了这些味道。”

他们（工作人员）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对待我们这些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始终坚持了施之以尊重“人格”的“人道主义待遇”。在他们“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低下了头。我反省自己以前蔑视中国人的态度。

中国政府是始终将战犯当作“人”来对待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始终将中国人的自律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融入到工作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当中。而对于一向蔑视中国人民、曾在中国犯下过非人性罪行，如今被关押在异国他乡监狱里的战犯来说，两者之间的反差必然极为强烈。

管理所时期的绘鸠毅

由于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等国内外事件的影响，最初的两年多时间，战犯的侦讯工作未能如期开展。战犯们没有重体力劳动，时间充裕，每天一起游戏、聊天。在交流中，西伯利亚期间形成的疏离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修复。“我们彼此关系融洽，有了人情的冷暖……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恢复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了”。战犯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逐渐稳定下来，一些人开始产生学习的愿望，迫切地想了解监狱外的“新的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还希望了解什么是正确的知识”。

1953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因势利导展开了监房为单位的集体学习，各个监房自行决定每天的作息时间，主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主席著作以及国际法。通过理论学习和结合个人体验的讨论，战犯们对战争的认识开始变化，逐渐认识到了战争的侵略性、崇拜天皇的思想对自己的毒害。

1954年3月，最高检察院派“东北工作团”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启对战犯的侦讯工作。东北工作团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的战争犯罪证据。同时在管理所内部对战犯开展了“认罪教育”，要求战犯交代个人罪行。战犯们对此心绪不安，担心坦白罪行后会面临惩罚。但战犯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想法：

战争中我们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人道上也是不可原谅的。尽管如此，中国人民一直以来对我们实行如此宽大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作为回报，我们应该把我们犯下的罪恶都写下来交给管理所来谢罪。

管理所以战时归属为单位将战犯划分为若干小组，在小组内部开展认罪学习。首先由本人说出所犯罪行，然后谈谈对罪行的看法，也就是“自我批评”。然后其他人对其进行“批评”。评判标准是坦白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自我批评的深刻性。

绘鸠毅的认罪始于东北工作团侦讯期间对战犯开展悔罪教育之后，彼时大部分战犯已经完成了罪行供述。绘鸠毅在同伴认罪接近尾声时提交了包含索格庄活体刺杀中国农民在内的四桩罪行，后附上一句“做了很抱歉的事”。随后有几个战犯批评他还有“军国主义思想残渣”，东北工作团的指导员也认为他发言不合格，让他做进一步的思考。他又做了第二次认罪发言，还是不合格。绘鸠毅深受打击，“我没有隐瞒任何罪行”，“难道又有人捏造了我不知道的罪行，检举了我？”

此时从北京来的一位谭姓指导员和他谈了话。在绘鸠毅的记忆中，这位和蔼、具有学者风度的指导员建议他“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反省你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来到中国的侵略行为”，绘鸠毅受到启发，开始认真反思。

对这段刻骨铭心的认罪经历，绘鸠毅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述：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在当时的军队机构中属于不得已的事情”。但如果他们是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兄弟，我绝不会采取这种“旁观者的态度”。哪怕豁出自己的性命也要把他们救出来的吧。想到这，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被我们杀害的四名中国人的家人们会说：“‘如你所说，战争是伴随非人道的，只能如此。你不过是听从大队长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允许你这么做’吗？不，他们肯定不会这样说。他们一定会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把那些家伙绑在柱子上，我们一起刺死他们’。我原本就没有理解到被害者的心情。”

绘鸠毅联想起如果自己的家人面临无辜杀戮时，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当他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反思罪行时，产生的不仅仅是对被害者“怜悯”，而是思想上实现了与被害者“感情共有”，与不甘死去的被害者及其家人共同感受愤怒、悲苦等人类共有的情感；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意识到了自己的残忍，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认识到作为日本侵略集团的一分子，是战争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不能以任何借口来回避个人的战争责任。

1954年8月21日，绘鸠毅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罪行供述书。他不再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开脱。与第一次的供述相比，绘鸠毅最后提交的笔供中记述了其参与的杀人（253人）、密谋（2件次）、放火（八路军兵工厂1处，民宅232户）、殴打拷问（40人含妇女2人）、强奸（11人次含中国妇女6人朝鲜妇女5人）、逮捕（21人）、拘禁（1人1个月）、酷使（19件3593人）、掠夺（武器·粮棉布匹等悉数记录）等在内的16开纸大小42页的供述，并将责任具体到“自己”“下命”“受命”“集体”，实施犯罪的方式也细化为“虐杀”“刺杀”“斩杀”“炮杀”“碾杀”“毒杀”“爆杀”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第2辑（94），中华书局，445-486）战争责任意识清晰可见。可见管理所方面谋求的认罪不单是表面屈服和供述罪行，还需要战争加害者厘清自己的犯罪思想。

如果说绘鸠毅之前坦白罪行，主要是出于对管理所的人道主义对待的感恩心理，那么此后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换位思考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产生同理心，反省个人战争责任，则说明他恢复了人的良知和人类之间的同情心。

无论是在从军期间还是在西伯利亚劳动改造时，绘鸠毅经常表现出对人性和人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渴念，也曾为自己与同胞的人性堕落而感到羞耻，这也是他可以从鬼变成人的积极因素。在战犯管理所尊重人、尊重人性的教育情境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这些品格特点又强烈体现出来。绘鸠毅在与工作人员、与其他战犯的人性连带中获取力量，勇敢与天皇制的思想、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决裂，否定过去的自己，否定曾视为“正义之举”的战争，从万事“唯上”的“奴仆”变成人格独立、具有人类良知的“公民”。

在战犯艰难曲折的认罪过程中，外部因素对他反省战争也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在管理所期间，战犯可以经常阅读报纸，收听广播，了解中国以及世界的形势。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彻底击碎了战犯们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我清楚地看到，和平的浪潮在势不可挡地席卷当今世界。朝鲜战争的结束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打击。看来，世界即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长期以来裹在身上的法西斯主义斗篷似乎也要落后于时代了。

战后的新中国实现了独立和发展、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类对和平的渴望成了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想、这样的时代背景无疑对绘鸠毅有巨大影响力。人道主义的感化、个人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外部因素的促进作用使绘鸠毅逐渐走向进步，反省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中归联：反对侵略战争，日中世代友好

1997年绘鸠毅就战争认识问题接受采访时说：“刚进管理所的时候，我认为那是大队长的罪，是天皇的罪。经过了四五年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是自己的罪。在供述书中，我已经认罪了。但是真正的认罪是需要具体的实际行动的，四十年来的活动就是我的实际行动。”（步平：《跨越战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42）可见绘鸠毅的思想转变是根本性的，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绘鸠毅1956年获释回国后在中学教书，因其向学生讲述日本侵华战争被解雇，一度赋闲在家。在山东作战时绘鸠毅经常给家里寄明信片。战时明信片是要经过军队审查的。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编成密码记在明信片上。退休后开始整理战时明信片，解码撰写回忆录。

2010年3月16日值绘鸠毅97岁生日，抚顺奇迹继承会神奈川支部发行绘鸠毅回忆录《抚顺战犯管理所的6年——监狱是自我改造的学校》（『撫順戦犯管理所の６年 監獄は自己改造の学校であった』），之后相继推出《西伯利亚抑留的5年——强制劳动、慢性饥饿、极寒、信任缺失的世界》（『シベリア抑留の５年 ～強制労働、慢性飢餓、極寒、人間不信の世界』）和《皇军士兵的4年——康德学子沦为战犯》（『皇軍兵士４年 ～カント学徒戦犯に堕つ』）。日本学者石田隆至将上述“三部曲”整理成书《皇军士兵、西伯利亚抑留、抚顺战犯管理所：康德学子再生记》（『皇軍兵士、シベリア抑留、撫順戦犯管理所：カント学徒、再生の記』日本：花伝社：共栄書房，2017），实现了绘鸠毅的夙愿。

我们首先应该作为加害者向这些国家的人深深谢罪，然后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这一理想而努力。日本绝不可再次成为军事大国。

唯有和平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这是2010年8月15日，绘鸠毅自费出版的自传《西伯利亚抑留的五年——强制劳动、慢性饥饿、极寒、信任缺失的世界》中结尾处的感想。97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近百年战争与和平的风风雨雨，给他深深热爱的祖国日本留下肺腑之言。

绘鸠毅回忆录

受害者选择宽恕加害者，“是‘不计’前嫌，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帮助建立新的正义的社会关系”。 和解与宽恕只有在施害者选择悔过时才有意义。（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6）绘鸠毅等在新中国改造的侵华战犯是以对战争的彻底反省、自我清算和真诚忏悔为前提，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宽恕，率先为战后日本提供了道德救赎，心灵更新的范例，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也将永远拷问着那些不能正视自身罪责的战争加害者的灵魂。

绘鸠毅三部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日本战犯认罪反省进程透视中国共产党对日战犯教育经验研究”（21BDJ075）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健为大连理工大学讲师，通讯作者周桂香为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白雪桦为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越南第一城：西贡市，为什么改名胡志明市？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端，国土狭长像一个哑铃，中间细、两头粗，南北方向跨越1600多公里，东西方向最窄处仅50公里。

红河与湄公河两个三角洲构成了哑铃的两端，孕育出两个核心城市——河内与胡志明市。

北方，红河三角洲的河内是越南首都；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胡志明市则是越南第一大城市，用9.3%的人口（917万）创造了15.6%的GDP（565亿美元），在越南独占鳌头。

▲哑铃状国土注定越南一南一北各有核心城市

然而，“胡志明市”并不是这座城市的本名，从17世纪末到1976年一直叫“西贡”。

1975年越南统一后才改用越南国父“胡志明”的名字。

▲胡志明雕像

用政治人物来命名城市在国际上并不罕见，一般多用于首都，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已更改回阿斯塔纳）。

越南却为什么把威望崇高的“胡志明”给了西贡，而不是首都河内呢？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繁华的经济中心

一、越南扩张

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是百越族后人。从秦汉开始，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仅限于越南北部，即以河内为核心的红河流域，因而这一带两千年来始终是越南的政治中心。

胡志明市所在的湄公河流域，当时属于柬埔寨的前身之一真腊王国，居民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人。

从公元初到10世纪，高棉人称霸东南亚半岛东部上千年，在湄公河口建有一座港口叫“普利安哥”。

▲汉武帝时期中国疆域深入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

北宋初期的968年，越南的丁朝正式脱离中国自立，并成为中国的藩属国。

1010年，取代丁朝的李朝迁都于河内，使此城从此成为越南的千年古都。无论丁都、李朝，以及后来的历代越南王族，都有相当程度的华裔血统，越南贵族和平民中也有很多华裔。

独立以后的越南逐渐强大起来，积极向南方拓展。13世纪中期，素可泰王朝在泰国崛起，开始入侵柬埔寨。

受到越南与泰国夹击的柬埔寨越来越衰落，被迫在14世纪中期臣服于泰国，对湄公河流域的控制大为减弱。

▲柬埔寨在10世纪前后是东南亚强国之一

16至17世纪，越南内战打了两百多年，大批京族难民逃入湄公河三角洲，柬埔寨无力阻止，只好把他们就地安置，使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

1698年，越南内战的一方后黎王朝出兵占领湄公河三角洲，使今天越南的版图基本成型。

而柬埔寨的宗主国泰国正陷入与缅甸之间的长期战争，再加上湄公河三角洲已有大量京族人定居，使越南有机会把对此地的统治稳固下来。

▲越南最早的丁朝仅局限于红河三角洲

当时中国正值明亡清兴的朝代交替，很多明朝子民不愿意接受满清统治，纷纷下南洋避难。其中有不少人来到湄公河流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大大加快了这里的开发。

鄚玖是明朝遗民中的佼佼者，他率人兴建了河仙镇和富国岛，励精图治，吸纳了大量柬埔寨和越南流民，使河仙镇成为当地最繁华的商埠和港口。

▲越南经过一千年的扩张才有了今天版图

1708年，鄚玖归顺越南，使越南在湄公河流域的扩张达到顶端，河仙镇和富国岛因而成为越南版图的最南端，以及与柬埔寨的交界处。可以说，华人对越南开拓湄公河流域贡献良多。

越南人私下将湄公河口的港口普利安哥称为“西贡”，据传说这是某个越南人的名字，但已无法考证。1831年，越南末代王朝阮朝将全国划分为30个省，西贡是其中嘉定省的省会。

▲越南疆域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

阮朝内部的封建势力较强，湄公河三角洲的实际统治权力掌握在地方封建领主手中，越南朝廷的控制能力相对较为薄弱。而越南南部港口众多，海上贸易又不够发达，因此西贡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并不突出。

19世纪初期，越南的阮氏王朝出兵攻占柬埔寨，与泰国不断争夺老挝，疆域达到鼎盛。从10世纪建国以来，河内始终是越南的核心。

西贡只是越南版图上一座毫不起眼的年轻城市，法国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二、越南亡国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东亚以清朝为核心的宗藩体制，西方列强开始大举向中国周边地区进军。

1858年，法国殖民者首先在岘港登陆，越南的阮朝完全无力抵御法军，很快丢掉了南方各省。

在西方殖民者的武力逼迫下，越南分别在1862年和1874年签订两次《西贡条约》，1883年又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一步步沦为法国殖民地，阮朝皇帝变成了地道的傀儡。

▲镇南关大捷阻止了法国对中国的侵略，却无法挽救越南

与此同时，法国人进一步占领了柬埔寨和老挝，与越南一同组成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更重要的是，法国人打算以此为跳板，向中国南方渗透其势力。

1884年，法国殖民军进攻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企图蚕食中国领土，从而遭到了以冯子材为首清军的迎头痛击。

清朝虽然取得镇南关大捷，成功阻止法军在陆地上的侵略，却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中法战争后法国完全吞并越南建立法属印支殖民地

湄公河三角洲一向是越南朝廷统治的薄弱环节，归属越南的时间又不长，加上有便利的出海口，促使法国人把殖民总督府设在了西贡。

然后投入巨资将其打造为法属印支最繁华的港口兼城市，西贡市的崛起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到20世纪初，西贡的人口超过50万，已经成为越南第一大城市，当时河内不足40万人。

华人不仅达到西贡人口的三、四成，而且掌握着经济命脉，到处都可以见到华人开设的店铺。从富豪到苦力，华人完全融入了西贡这个小社会。

▲欧洲汽车和越南人力车构成殖民时代西贡的两个面

随着经济上跃居越南首位，西贡的政治影响力也超出了嘉定省省会，仅次于河内，成为南方的核心城市。

西贡街头充斥着法式建筑，大量法国人或其他欧洲人在这里寻求冒险和财富。号称“东方巴黎”的西贡市，甚至被认为是法国殖民越南的头号象征。

也正是在法国殖民时期，以胡志明为首、谋求民族解放的越南共产党逐渐成长起来。胡志明是越共的主要创始人，早年还参与过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

▲法国人在当年西贡建造的圣母大教堂

1939年二战爆发，法国很快战败，投降纳粹德国的维希政府变成了法西斯的盟友，并继承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1940年9月，垂涎已久的日本出兵越南，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共管”越南，阮朝皇帝作为傀儡被保留了下来。

三、越南独立

1941年，胡志明出任由越共改组而来的“越盟”主席，始终领导着越南民族解放运动，是当之无愧的“越南国父”。

经过数十年与法国殖民者、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斗争，越南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被唤醒，渴望迎来国家独立和解放。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投降前夕，在越盟的领导下，越南爆发“八月革命”。日本一宣布投降，起义者从南到北席卷全国，推翻了阮朝皇帝傀儡政权。

▲八月革命是现代越南独立的标志性事件

9月2日，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意味着长达80年的殖民统治和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已经结束，越南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一个独立国家。

然而，法国人没有忘记昔日在越南的荣光，尽管本土被纳粹占领，也签了正式的投降书，但法国人认为自己是战胜国，打算恢复二战前的殖民帝国，不允许越南、阿尔及利亚这些殖民地走向独立。

▲法军没有向日本法西斯开过一枪，却要回来接收越南

9月23日法军占领当年殖民统治的象征——西贡，代表法国已经重返越南。鉴于越南人民的独立热潮，法国没有马上宣布取缔越盟及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是与胡志明等人进行磋商，越南因此进入了一个暂时的和平期。

1946年8月，“八月革命”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在西贡活动的越盟第一次提出了将“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

这既是对胡志明这位国父的尊崇，也是为了向法国人及全世界表明，越盟绝不向殖民者屈服。

▲阮朝末代保大皇帝总是担当着傀儡角色

直到这一刻，胡志明仍然在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希望能够和平实现越南独立，但是被拒绝了。法国人要求继续保持越南的殖民地位，将来成为法兰西联邦的一员。

法兰西联邦是一个类似于英联邦，宗主国在前殖民地国家享有特殊地位的组织。这场谈判其实是法国人进行战争准备的缓兵之计，以便调集更多法军到越南。

▲胡志明是越共创始人和最高领袖

胡志明等越盟领导人只能抛弃对殖民者的幻想，选择用武力来争取本民族的独立解放。从此，越盟方面的报刊广播开始以“胡志明市”称呼西贡，以示与殖民者的决裂，要洗刷殖民者加诸在这座城市上的耻辱。

在优势法军的进攻下，越盟武装损失惨重，大部分国土沦丧，胡志明等人退守北部山区。1949年，法国重新扶植八月革命时已宣布退位的阮朝皇帝，以西贡为首都成立“越南国”，以代表法国殖民体系下的越南。

四、艰难革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胡志明闻讯后步行穿越原始密林，前往中国求援。

有了中国的援助，胡志明及越盟在短短四年内便取得一系列战役胜利，尤其1954年的奠边府大捷，歼灭一万多法军精锐部队，迫使法国人回到了谈判桌前。

1954年7月，法国与由越盟恢复而来的越共签订《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北方属于越南民主共和国，通常被称为“北越”；南方属于阮朝皇帝的“越南国”，法国为其提供保护，并享有特殊地位。

▲在奠边府被歼的1.5万伞兵是驻越法军最精锐兵力

《日内瓦协议》事实上结束了法国对越南的军事占领，为了镇压对法国来说更加重要的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法国决定从越南撤军，集中兵力于阿尔及利亚。

法国人的失败，让美国人看到了机会。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战，美国人决定插手越南事务，防止胡志明领导的越共统一越南。

1955年，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阮朝皇帝，自任总统，将“越南国”改为“越南共和国”，也被称为“南越”。

▲1954年日内瓦会议决定了越南未来20年的走向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恐怕是最为艰难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先后打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尤其是后者，是二战后经济最发达、军力最强大的国家。

先后在法美两国政府及资本的扶植下，西贡不但没有遭受到破坏，反而愈发繁荣起来，1950年代的人口便已突破百万，远远超过了河内（40万）。

▲美军给西贡带来畸形的繁荣

西贡既是南越政府的首都，又是南越最主要的对外港口，经济上完全由西方资本控制，几十万驻越美军、美国官员以及他们家属带来的消费，无数战争物资的转运，使西贡充满一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气氛。

与之相对比的是，数以百万计的越南平民因战争而死亡，整个国家满目疮痍，河内等北方城市被美国轰炸机炸成一片废墟，美军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的毒害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

▲河内等越北地区遭到美军B-52轰炸机的地毯式轰炸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西贡才是最能代表越南的城市，完全与西方接轨，西方人在这里享有特权。而河内处在越共统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理所当然遭到了西方人的敌视。

战争期间，北越的媒体同时使用“西贡”和“胡志明市”，对国际上用“西贡”更多一些，对内宣传及越共内部则喜欢称呼“胡志明市”，统一全国是越共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目标。

▲直到今天仍能发现当年美军留下的废弃军火和未爆弹

1969年9月2日，即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日的24周年庆那天，胡志明病逝于河内。对于越共来说，“胡志明市”这个名称变得更有纪念意义了。

二战以后，又经过近30年持之以恒的斗争，胡志明一手创立的越共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73年1月，北越与美国签订《巴黎协定》，美国停止了这场看不到希望和尽头的战争。

▲美军撤离越南时带走大批越南人

不过，美国并没有完全抛弃南越，大力扶植南越军队，希望能够以北纬17度为界维持南北分治，也就是回到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的状况。

五、南北统一

美国人撤走了，战争却没有结束。南越自恃有全副美制武器的百万大军，想与北越分庭抗礼。没想到，从1974年底北越军队开始进攻，到坦克开进南越首都西贡，这一切仅仅用了五个月。

4月30日，南越总统杨文明宣布投降，越南统一的速度快得出乎所有人意料。就在这一天，北越的报纸统一称“西贡”为“胡志明”。

不过，接收城市的北越军政部门仍然在使用“西贡”，越共总部也没有下达正式改名的命令。

▲北越坦克冲进南越总统府

大批南越军政官员及民众逃离西贡，有的能跟着美国人撤走，更多的人只能自行离开，形成一股巨大的难民潮。海外越南人群体就是从那时期开始形成的，在美国和东南亚都有不小的规模。

西贡解放的12天后，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将这座城市标注为“胡志明市”，代表着美国人对越南统一的看法，不再纠结于过去，承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

▲革新开放使胡志明市（西贡）又一次崛起

1976年7月，越南国会正式决定将“西贡市”改名为“胡志明市”。最早提议改名的就是西贡革命者，为了让这座城市告别作为越南近百年屈辱史的象征。

所以，这个光荣的名字落到了西贡头上，而不是首都河内。

比起北方的首都河内，这里的政治气氛淡薄，民众的商业化意识和开放程度较高，能够很快接受新思想和新制度。

1987年越南开始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胡志明市得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30多年后又一次遥遥领先，成为越南的经济中心。

▲胡志明市民众务实而又重商，不纠结于历史

现在的越南人对“西贡”改名没有太多的看法，官方层面当然叫“胡志明市”，当地人经常两者混用，官方也没有禁止使用“西贡”这个词本身。

胡志明市最繁华的老城区被私下称为西贡区，西贡牌啤酒占据着当地相当大的市场份额，高档酒店也喜欢冠以“西贡”之名，比如西贡飞天大酒店、西贡河滨万麗酒店等。

全球去美元运动华盛顿自己摧毁了自己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与俄政府官员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表示，西方对俄发动的经济闪电战并未奏效，俄罗斯正自信地应对西方的金融和技术侵略，没有让经济出现急剧下滑，通胀水平也迅速稳定下来。

他强调，为确保经济在当前条件下实现“安全缓冲”，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去美元化”进程已经不可避免。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截图

俄罗斯的经济表现，让美西方试图通过加码制裁彻底削弱俄罗斯的算盘落了空。

而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去美元化”浪潮，恐怕更是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料。

“对俄制裁变成了西方的乌龙球”

俄罗斯的“去美元化”完全是美国逼的，而且早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就开始了。

从那时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发起多轮制裁，试图将俄孤立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则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和美元资产，同时不断增加黄金储备。

根据俄央行数据，与2014年时相比，俄罗斯现有外汇储备中的美元等外币占比已大幅下降。

巴基斯坦《国家报》：2013年至2020年期间，俄罗斯央行将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削减了一半以上。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大幅升级对俄制裁措施，不仅冻结俄央行等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海外资产，更是将俄部分银行踢出美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支付系统（SWIFT）。

作为回应，俄罗斯使用早已着手开发的本土版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来部分替代SWIFT的功能。

截至今年6月，已有12个国家的70家金融机构接入SPFS系统。

印度“共和世界”新闻网：缅甸成为最新一个考虑接入SPFS系统的国家。

与此相应地，俄罗斯迅速出台“卢布结算令”，使卢布对美元汇率在西方制裁下不降反升。

同时，大部分俄罗斯原油在亚洲找到了新的买家。而伊朗、土耳其、印度等担心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也积极与俄方合作，共同加紧推进使用非美元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印度《商业标准报》评论称，美国切断俄罗斯与SWIFT的联系只会让人们重新关注全球贸易“去美元化”的必要性。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新的战略联盟的形成和地区市场体系的发展，是印度等东方国家获得正当利益的先决条件。”

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截图

印度“新闻点击”网站发文指出，对俄制裁之所以变成了西方的“乌龙球”，是因为制裁是建立在误判的基础之上。

“它们（美西方）原以为制裁会迅速让俄罗斯屈服，甚至有人在谈论俄罗斯的政权更迭问题，但这一切已经证明完全不现实。”

印度“新闻点击”网站报道截图

去美元化：方兴未艾的全球运动

靠着二战后建立起的霸权，美元从一种普通的支付、结算和投资载体，渐渐变成了美国的政治讹诈和胁迫工具。

利用这个工具，美国不仅可以任意对他国滥施单边制裁，更可以通过利率升降转嫁自身风险、收割全球财富。

为了抑制本国40年不遇的高通胀，美联储今年以来已经连续四次加息，并放风说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实施更大幅度的加息。

《纽约时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3％。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再度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的预期。

受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推动，美元指数连创近20年来新高，多国货币对美元剧烈贬值。

由于约70％的全球贸易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不仅会增加众多国家的进口成本，同时会让需要用美元偿还债务、特别是外汇不足的经济体陷入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在追踪73个高负债国家的经济走势，并估计其中约有60％的国家正处于或正面临债务危机。

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元作为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和遏制其他国家崛起的工具，“美元信用”也在日益遭到反噬。

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放弃将美元作为主要贸易货币，摆脱美元霸权的束缚。

各国“去美元化”行动加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包括一些美国盟友在内的多国已经减持美债，并开始追求本国外汇储备多样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央行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已降至58．81％，创下26年以来的新低。

IMF图表

用美国《国际银行家》杂志评论文章的话说，“我们正在见证一轮全球去美元化热潮”。

文章认为，考虑到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美国制裁的直接影响，“世界各地的去美元化势头加剧或许不应令人感到意外”。

美国《国际银行家》杂志报道截图

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保罗·克雷格·罗伯茨近日接受采访时指出，俄乌冲突已持续半年有余，美国的制裁让俄罗斯最终认清了西方的真面目，转而寻找真正的合作伙伴，加快脱离美西方控制的国际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领导的白宫“重振了克里姆林宫，摧毁了华盛顿的欧洲帝国”。

罗伯茨直言，二战后的美国霸权一直依赖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而在拜登政府的制裁开始让世界远离美元之后，这种特权已不再安全。

“一旦美元变成只是又一种纸币，美国的实力就会崩溃”，实际上，正是“华盛顿自己摧毁了自己的霸权”。

《亚洲时报》报道截图（题图为保罗·克雷格·罗伯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