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条命恐惧之泣(长向苍天泣公义——弗洛伊德之死与美国人权之殇)
半条命恐惧之泣文章列表:
- 1、长向苍天泣公义——弗洛伊德之死与美国人权之殇
- 2、从古诗十九首看游侠的悲欢离合
- 3、叙诡笔记｜古代清明祭扫，有时是个危险活儿
- 4、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5集6集未删减版剧情：龙妈屠城真相揭秘 权力的游戏8大结局剧透
- 5、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中
长向苍天泣公义——弗洛伊德之死与美国人权之殇
作者：关国平
两年前的5月25日，46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的生命，被暴力执法的美国白人警察永远定格在这一天。
9分29秒的“跪杀”画面，让怒火如浪潮一般席卷全美和世界，引发人们对美国系统性人权问题的尖锐拷问和深刻反思。
而今年5月14日，就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非裔社区超市，一名年仅18岁的白人枪手，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魔咒中，对准非裔扣动扳机，造成10死3伤。
一声声枪响，又一次击碎了所谓“人人得享不可剥夺的自由”的幻象，打破了美国人“种族主义会随着年青一代的长大逐渐消亡”的幻想。
布法罗的喋血枪声，交织起弗洛伊德“我无法呼吸”的时代悲鸣……人们满腔愤怒、痛心不已，却又能奈之若何？
回望这两年，可以透视美国246年的历史，可以透视美式人权的虚与实、表与里。一场场历史的暴风雨过后，流沙之上的美国人权堆砌，早已塌现出原形。
2021年5月25日，人们在美国纽约参加悼念弗洛伊德的守夜活动。当日是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遭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跪颈”执法致死一周年，美国多地举行悼念活动。新华社发
种族歧视：“改变”没能带来改变
“生活是如此的艰辛，但我惧怕死亡，因为我不知道，穹顶之外还有些什么。虽然已等待了很久很久，但是我知道改变会来。”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歌曲《改变即将到来》，在弗洛伊德的葬礼上响起。
改变，是反思弗洛伊德案的主旋律。
大选中的拜登曾走上街头与非洲裔美国人对话，信誓旦旦地许诺——他将从2021年1月20日开始给美国“疗伤”。
改变，真的到来了吗？疗伤，伤愈了吗？
2021年6月，弗洛伊德案涉事警察肖万被判处22年6个月监禁，被称为“有史以来警员被判最长刑期的其中一人”。
该案的肇事者看似得到了惩罚，给了群情激愤的民众一个交代。但是，被太多相似悲剧折磨得麻木的美国人，已无力喝彩。以杀人罪起诉的警察致死案中，98%的遇难者并无弗洛伊德案“特事特办”这样的“幸运”。
正如有评论指出，对弗洛伊德个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的正义，但更像是一次孤零零的胜利：鲜有前例，更难说还会有后续。这种判断并非无凭无据。
拜登曾把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纪念日作为通过涉警务改革的“乔治·弗洛伊德执法公正法案”的最后期限，但直到今天，该法案仍然进展甚微，警察体制改革依然遥遥无期。与之相对照的是，两年来，全美数十个支持共和党或倾向支持共和党的州，在地方层面总共通过了近百项限制“黑命贵”等抗议者活动的法律。
个案的正义并没有带来系统性的改善。美国种族歧视同社会不平等、枪支暴力、执法暴力、贫富差距等诸多问题相互牵扯、盘根错节，既有历史脉络的延承，也有现实利益的纠葛，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今天的美国建立在极其不堪的国内种族关系之上，自建国之初美国少数族裔的脖颈就被白人用膝盖压住了。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对黑人的奴役与隔离、排华运动与反犹主义、对拉美裔移民的种种排斥，足以折射出美国以白人为中心的深层等级制结构，种族歧视宛如附骨之疽。比如，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国会通过宪法第13修正案宣布废除奴隶制，但非裔能和白人同坐一辆公交车直到100年后才成为可能。
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一度被认为标志着美国进入了“色盲”时代——不同种族和族裔真正平等生活，种族不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因素。但是，骨感的现实一次次击碎了人们的天真。在评价弗洛伊德案时，奥巴马不得不承认：“对数百万美国人而言，因种族而被区别对待已成为一种常态，可悲的、痛苦的，也是令人愤怒的常态。”
5月12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电子屏上播放关于新冠逝者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在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说：“今天，我们纪念一个悲剧性里程碑：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新华社发
这种常态，反映在弗洛伊德挣扎求生的人生轨迹上。《华盛顿邮报》曾推出系列报道，从弗洛伊德的家庭历史开始，讲述住房、教育、医保、刑事司法和警务方面的持续不平等如何塑造了他的人生。弗洛伊德的梦想高开低走，从童年时期的最高法院法官，变为职业运动员、卡车司机，最后只是渴望在新的城市生存下来。其间，有体育、嘻哈，也有入狱、毒品、失业……
弗洛伊德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美国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际遇的一个缩影。
两年来，向善的改变并未到来，消极的变化令人忧心。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平等日益加剧。与之相伴的是，白人至上主义日趋活跃。
美国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占美国人口多数的白人首次出现人口数量萎缩。过去50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上经济状况恶化、文化认同危机等，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焦虑和躁动。他们散布“大取代”阴谋论（声称一个精英集团正寻求用亚非拉移民来取代美国本地白人），并酝酿族群冲突，激化种族矛盾，导致美国系统性种族人权问题有增无减。
《华盛顿邮报》近日刊文总结道，回顾弗洛伊德去世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头响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呼声，对这句话的迷恋似乎成了一场仪式性的夏季狂欢。但弗洛伊德悲惨的人生和死亡并没有改变世界，只是阐明了一个艰难、复杂的美国种族故事。
“人权堡垒”：乱象戳破幻象
回顾过去的两年，诸多美国人权乱象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弗洛伊德案绵延的怒火，国会山一瞬的混乱，喀布尔时刻的恐慌，让美国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和人权困境，集中暴露在全球聚光灯下。
政治操弄导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激增，枪击事件致死人数再创新高，虚假民主践踏民众政治权利，暴力执法让移民难民的处境更加艰难，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攻击愈演愈烈——美国人权问题的系统性、长期性、全面性暴露无遗。
连美国政客自己也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民主人权危机，一方面是美国宣扬的生来平等的理想，另一方面是被种族主义、美国优先和恐惧撕裂的残酷而丑陋的现实。
乱象戳破幻象。美国精心涂抹的“人权教师爷”“人权卫士”妆容，在几番雨打风吹后凋零，露出了藏在美颜滤镜后的丑陋与不堪。
——在历史暴风雨的冲击下，所谓“人权堡垒”不攻自破。
就在5月9日的暮色中，美国国家大教堂敲响了1000下钟声，持续达90分钟，意味着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100万，是其一战、二战及越南战争阵亡者总和的两倍。
两年前的5月24日，《纽约时报》曾史无前例地用整个头版列出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龄和身份，并写道：“这仅占死者总数的1%。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名字，他们曾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这钟声是悼亡：美国民众在悼亡的钟声中百感交集。有失去至亲好友的悲痛，有面对大量弱势群体死亡的恐惧，也有20多万儿童沦为“新冠孤儿”的痛楚，更有对医疗资源最丰富的美国抗疫不力的错愕……这场不该出现的“国家悲剧”将“永远被记录在历史书上”。
这钟声是警醒：离开生命健康权这一最基本人权谈人权，无异于镜花水月。美国从超级大国沦为最大抗疫失败国的事实表明，不思抗疫之举，却沉溺于政治私利，不反躬自省，却热衷于“甩锅”推责，美国漠视生命、无视人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钟声更是拷问：枪支暴力、暴力执法、毒品泛滥、骨肉分离……美国的人权保护之路道阻且长。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未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等一批国际人权法规中销声匿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费尔南·德瓦雷纳强调，美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既不全面，也早已过时，并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在历史暴风雨的冲击下，所谓“平等样板”已然烂尾。
美国有着一套外表光鲜的话术，自我标榜“平等”“包容”，人人得享不可剥夺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称人人都能追逐和实现“美国梦”。但真相是，“人人生而平等”只存在于《独立宣言》纸面上，权利平等难以走出法律条文，机会均等依然停留在口号中。所谓美式平等，听得见，却难以感受到。
“弗洛伊德之死撕掉了美国社会看似美丽的面纱。”布法罗大学种族问题专家亨利·泰勒指出，这让人们看到真实的美国社会。
真实的美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呢？2020年3月，当被问到“富人优先核酸检测，普通人却要排长队甚至排不到”的问题时，特朗普直言：“或许这就是生活。”由此也不难理解美国穷人权益组织发布报告所指出的，美国贫困县的疫情总体死亡率几乎是富裕县的两倍，而死亡率最高的前300个县平均有45%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除了贫富有别，肤色、性别、年龄等群体的不平等待遇现象在美国日益突出，民众不得不生活在不安、不公和恐惧之中，许多人等来的不是梦圆美国，而是梦碎美国、魂断美国。
有关调查显示，只有22%的美国人认为警察平等对待所有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分别是白人的2倍和2.3倍；非裔美国人只享有“白人73.9%的平等对待”；2021年2月至2022年2月，美国以公共健康为由驱逐了120多万名申请难民庇护者，其中不乏残障人士和健康状况堪忧者。
——在历史的暴风雨冲击下，所谓“自由灯塔”瞬间熄灭。
在弗洛伊德逝世一周年悼念活动上，一人手举弗洛伊德画像。新华社发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美国向来把“自由”二字挂在嘴边，以期占据道义高地。而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却是，“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都宣称是“为自由而战”，却以提高民主质量、确保白人自由为名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冷战期间，美国以“自由世界”首领自居，却践踏黑人权利、镇压民权运动；多年来，美国不加约束的持枪自由，对公众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美国说起“新闻自由”冠冕堂皇，却可以肆意封杀他国媒体。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马凯硕指出，如果看国际法历史会发现，最矛盾的是，美国人提供了国际法中一些最精彩的思想，但美国却做出了一些最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马凯硕所言，可谓一针见血。
民主困境：问题背后的问题
“美国的枪支暴力是一种流行病，是一种国际耻辱。”
“我对数十年来未能改革警察执法以及更广泛的刑事司法制度感到沮丧。”
“针对非裔族群的暴力很多时候来自本该服务和保护你们的人。”
…………
对于种族歧视、暴力执法、社会不公等人权问题，美国社会也不乏反思与批判。然而，高呼“美国回来了”的拜登政府，依旧无力解决枪支暴力等频发的人权问题，只能口头表态“系统性种族歧视是美国灵魂上的污点”“白人至上极端主义是美国政体的毒药”，显然无法为美国病躯“疗伤”。
可见，人权问题的背后是更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存在的长期性、系统性、全面性人权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试问，在一片政治衰败之中，美国的人权问题如何能根治？！
居于“山巅之国”的美国政客，沉醉于“美式民主优越”幻象中，认为其有着“谜一般的自我纠错能力”，习惯于俯视他国，却讳疾忌医，无视美国制度的异化和蜕变、衰退与失灵。
当前的美国，金钱政治、身份政治、政党对立、政治极化等病态尽显，政治空转、政务废弛、因循苟且等弊端丛生。显然，如此政治根本不可能推动解决长期性、系统性、全面性的人权问题。于是，人们才会看到十分吊诡的一幕：美国相关人权问题一直在被激化、被放大，却始终未得到实际改变。
当前的美国，民众只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在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毫无发言权；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被冷落。如此无视民权、无关民意、无助民生，着实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招牌蒙尘蒙羞。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网站2021年年底报道，一项针对美国18岁至29岁年轻人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尚属“健康”，有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已经“陷入困境”或“失败”。
——试问，奉行资本优先，美国的人权问题如何能根治？！
一项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模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群体，美国国会参议员的偏好更反映捐赠者的偏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指出：“美国议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人赏赐。”
在美国，资本通过提供政治献金、游说政客等方式撬动政治，是可以通天乃至逆天改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式民主早已沦为利益输送游戏，政客日益罔顾民众利益诉求，为资本优先开道，让人权问题让路。民粹主义为何会在美国勃兴？精英阶层为何声名狼藉？这不是没有其自洽逻辑的。
我们看到，与生命权密切相关的枪支暴力问题，在美国解决起来始终难有进展。美国堪称世界头号“枪国”，拥有全世界46%的枪支，枪店数量和药店一样多。今年才过去不到5个月，美国枪支暴力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去年的四分之三。但是，在枪支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过去25年美国联邦政府未能出台一项控枪法案。日前，主张控枪的人士在华盛顿放置1100多个黑色裹尸袋，组成英文短语“思念和祈祷”，讽刺政客们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表态。
我们看到，与健康权紧密相连的美国医保法案不断出现反复。2020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医疗卫生业和制药业游说费用创下历史纪录。在医药行业，通过“旋转门”进入政府的高官不顾“每5个美国人中有4人认为医疗价格太贵”的民众呼声，保护处在垄断地位的医疗利益团体、大型医药公司，使其利用专利及垄断性的医疗合同等获取高额利润。
我们看到，与发展权密不可分的贫富鸿沟在美国不仅一直难以逾越，且日益扩大。美国近年经济政策的真正受益人只是少数富人群体。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2020年3月至2021年1月，美国收入排名前20%人口的财富增加约2万亿美元，而排名后20%人口的财富减少逾1800亿美元。还有调查显示，一些美国顶级富翁可以享受3.4%的实际税率，甚至几年不交所得税，而同期中位数收入家庭的税率为14%。
——试问，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人权问题如何能根治？！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说，在西方殖民高峰时代建立的美国，实质上是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国家身份认同”的特性与核心。
这揭开了美国社会所谓“大熔炉”的盖子。美国在形式上是多种族、多文化汇聚而成的移民国家，实际上不过是将有色人种的多元文化熔于白人文化之中，任何相异者都会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美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度，甚至以一己私利为重、不以侵犯人权为恶。
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攻击越发肆无忌惮，公开化明面化。特朗普是典型代表，他称疫情为“中国病毒”“功夫流感”，激起反亚裔仇恨；他指责墨西哥人带来了毒品、犯罪、强奸；他诬称拉丁裔人口的涌入是一种“入侵”。美国政客对毒化美国社会、加剧种族族裔歧视仇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外来移民排斥越来越走向极端，缺乏基本人道主义。美国边境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日益增加，臭名昭著的骨肉分离政策并未终结，移民儿童被超期羁押与虐待的事件依然发生，大量羁押移民的私营拘留所设施条件恶劣、管理混乱，不少移民成为美国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的受害者。2021财年，美国南部边境有高达557名移民死亡，创下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人权判官”：以人权之名践踏世界人权
人们忘不了两年前的那一幕：从伦敦到布鲁塞尔，从多伦多到惠灵顿，从开普敦到里约热内卢，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全球愤怒情绪，“我们要正义！我们要呼吸！”等口号响彻世界。
这是为弗洛伊德鸣冤，也是对美国劣迹斑斑人权外交的怒与火。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用“他们制造荒凉，却称其为和平”来讽刺“罗马治下的和平”，这句话套用在美国的人权外交上，分毫不差。
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以本国的标准为唯一准绳，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把人权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用以干涉别国内政，为维护自身霸权和利益服务。
美国一些政客完全无视本国触目惊心的人权劣迹，反而以所谓“人权楷模”的优越感对他国人权指指点点。美国每年发布国别人权报告，以自己的政治私利为判断标准，以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坐标，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赤裸裸地政治打压和恶意丑化他国。美国堪称“世界人权事业的最大歪曲者”。
美国动辄挥舞人权大棒打压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为对他国滥用制裁和武力寻找借口。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插手叙利亚内战，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于战乱，数百万平民沦为难民、流离失所，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美国无视联合国大会连续29次通过的呼吁美国终止对古巴长达50年的经济封锁的决议，在古巴面临疫情威胁时仍继续实施禁运和制裁……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来维护自身霸权，美国堪称“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破坏者”。
美国对国际人权规则一向是合则用、不合则弃。成立于2006年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各国设计了平等、包容、建设性、对话而非对抗的国际人权监督机制。而美国认为这不符合其意愿，在2018年甚至一度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还曾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干扰胁迫世界卫生组织，频频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出威胁，严重破坏了全球人权治理大局。美国堪称“世界人权事业最大的分裂者”。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白人至上主义已经不仅是强调白人在美国国内占有主导性，还扩大到国际关系中，主张维护基于白人制定的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指出，美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种族都很不相同的大国崛起。美国对华政策中是有种族主义因素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说罢了。
美国长期以来利用人权议题打压中国，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不遗余力，甚至毫无底线。美国炒作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谎言，频频制造议题、通过制裁法案，是其利用人权问题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最新明证。
所谓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客抹黑中国的工具、维护霸权的大棒。当人权成为美国滥施长臂管辖、推行科技脱钩、制裁霸凌他国的幌子，世界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势必加剧，各国人民追求的和平与发展势必遭受损害。
…………
今天是弗洛伊德被跪杀两周年，种族主义暴行让全世界至今痛彻心扉。近60年前，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至今仍在历史的天空中回响。
人们会告诉这位伟大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今天的美国未如所愿，正义匿迹、压迫成风的荒漠仍然没有变成绿洲，从绝望之嶙仍然没有劈出一块希望之石，自由之声仍然没有从巍峨峰巅响起，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公平与正义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5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从古诗十九首看游侠的悲欢离合
作者：王安之
题记：人都有梦想，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梦想不在梦里，而在远方。
如果说读书是读者与作者的隔空对话，那读诗则是读者与作者的心灵对话。《古诗十九首》，初读会被其朗朗上口的韵律所吸引，再读会被其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所打动。每读一遍，都有可能在某一个字上或某一个音节上就被吸引，心都会有不一样的颤动，这种颤动，跨越千年时光，架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游子、思妇、友朋、乡邻还有当时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也一点点丰满和立体起来。
游侠精神的前世今生。
从夸父逐日，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再到孔夫子的周游列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种下了一颗追逐远方的梦想种子。小时候，心底的这颗种子时不时的就在萌动，一个背包，开始自己的流浪人生，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明确的归期……，但给予这颗种子的营养基础较差，始终没有发芽。虽年已不惑，虽工作缠身，虽儿女牵挂，但这颗种子依然在等待属于他的日子。只要心不死，流浪的梦永在！
说到流浪，浪人、游子和游侠的形象就会映入眼帘。古诗十九首，为我们精彩呈现了那个时代。心中有浪迹天涯梦想的人，都该好好读一下古诗十九首，这是一堂精彩的游子现身说法分享会。
流浪，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陌生的环境，可以给你带来无限的新奇体验和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更多的是艰难和困苦。《古诗十九首》的时代是东汉末年，距今近2000年，那时候，没有飞机、高铁和汽车，交通基本上是靠双脚；也没有手机和卫星定位，通信基本上都是鸿雁传书。在这样的条件下，流浪绝对要比你现在所想到的最艰苦的情况还要残酷千万倍。感情上，你要忍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的苦苦思念；身体上你要忍受“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饥寒交迫；安全上你要忍受“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的不可预知；精神上还要忍受“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的内心恐惧。
男性视角下的游侠精神。
说起游侠，脑海中首先浮出的画面是西风、残阳、黄沙；孤剑、虬须、瘦马的形象。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勾勒出游侠的精神：“其行虽不轨于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太史公，这也是从男性的视角来看游侠，特立独行，崇尚自由，不为规矩和礼法所禁锢，不为儿女私情所羁绊，似不食人间烟火，似游离红尘生活，形象虽高大但过于孤冷，少了内心深处的那份柔软和温情，太遥远，不真实。
游侠之缘起。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儒学衰微，旧思想旧体制逐渐瓦解，新思想新信仰尚未建立，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小地主和文人，为了锦衣玉食，为了人生志向，为了功名利禄，不得不离家出走。如《青青陵上柏》里写道“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我自潇洒我自狂，看我恣肆游戏人生，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的未来不是梦，少年豪情满怀。在一杯薄酒后，大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的时不我待；两杯酒下肚，畅想“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治世良策；待到微熏时，感叹“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我惊醒；而泪眼朦胧中，犹在高歌“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的雄心壮志里醉去。
游侠之现状。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所有的努力和追求被一次次击打的体无完肤。“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锦绣前程就在那里，那么近，抬眼可见，却又那么远，与王公贵族的距离岂止是万仞宫墙的距离，只能感叹“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仕途不顺倒也罢了，还能借酒浇愁，在落日余晖里叹一声高山流水，知音难遇的感慨；或凭酒临风，高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而去。但偏偏命运多舛，造化弄人，昔日同甘共苦的故交好友却也弃我而去，“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心口上的伤，岂是凄冷的月光可以抚慰的，或许只能在抽噎中唱起那首《冰雨》：好好的一份爱啊，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
游侠之反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社会骚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飘荡四方的知识分子的游侠生活更不好过，“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的衣不蔽体；“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的食不果腹；“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的陋屋冷床；“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的自嘲与尴尬，实际上跟流民已无区别。现实关闭了游侠的门，却给精神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在游历中，虽遍体鳞伤但激发了生命觉醒的力量。时间是最好的药，可以让伤口结疤，可以让泪痕风干，可以让记忆风化，也可以让心性升华。“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如说拼搏奋斗中的自己一如浮萍，随波逐流，身不由己；“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似在感慨这无情的天地之间，时光易逝，人生苦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像在反思为了功名利禄在同门友谊面前，随风而去，不胜唏嘘；“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是在堪破之后的长叹今朝有酒今朝醉，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女性视角下的游侠精神。
一撇一捺相互扶持才是人，一男一女相互扶持才是家。不管是因为追名还是逐利，不管是因为徭役还是征戍，男人走出家门，成为游子，那么女人独守空房，就成了思妇。同为思妇，对盼望游子早归的心情是一样的，但在面对游子的迟迟不归后的反应却是有别的，甚至是大相径庭。
思念是一种爱。维系夫妻相思相念的是爱。“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这种爱是缠缠绵绵，朝夕不断的，丈夫去远已久，看到自己渐缓的衣带，就牵挂着丈夫的衣食住行，这是推己及人的相爱；“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天涯一方，最期待的是你的消息，一纸书信，字字珍贵，睹物思人，见字如面，这是爱屋及乌的情爱；“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彼此相守相伴，食则同锅饭，寝则合欢被，最平凡的爱就是最幸福的爱，无有彼此方为真爱。爱有时候很难捉摸，有时候又很简单，什么时候感觉婚姻生活找不到爱的时候，或许是少了那一丝思念。于思念中，更能读懂一个屋檐下的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里藏着的爱。
思念是一种怨。爱情是美好的，也是有杀伤力的。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独守空房的思妇，寂寞、孤苦、担忧、恐惧，一个弱女子何以忍受？因爱不能，则生嗔怨。“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思念乱如麻，哪有心思弄机杼啊，唯有以泪洗面；“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想到丈夫所在燕赵之地，佳人颜如玉，怎么不心生忐忑；，“浮云遮蔽日，游子不顾反”，或者是想到丈夫被谗害，或者是有了新欢而不顾旧人，怎能不心生疑惧；“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想到丈夫浪荡四方，寻欢作乐，由怨生恨，我为什么又要独守空房，煎熬这难捱的日子呢……
思念是一种叹。爱也好，怨也罢，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切都是命也。“过时而不采，将随秋风萎”，思念的力量，在时光的磨砺下，战胜了娇羞，这是感叹；“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思念之心虽有不甘，但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这是悲叹；“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爱恨情仇，一切都是自己的一种情绪，沉迷其中则徒增烦恼而于事无补，此种滋味和煎熬又有谁人能知道，唯有放下，还自己一个清净，好好吃一顿饭，方是正道，这是通悟之后的空叹。
《古诗十九首》代表着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峰，被南朝首倡以滋味论诗的南朝钟嵘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这样流传千古的诗句，每一个人读来，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至于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则是个人的修行和造化了。但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景，都是一种收获，一种可以慰藉内心的收获。《古诗十九首》虽然永远矗立在诗坛上，但每一次因出发点不同、目的地不同、吟诵时的心境不同，感悟不一样的滋味，岂不快哉！
2019年5月12日写于安之庐
作者简介：王新靖，字安之，号汶上老者，祖籍莱芜，现居济南。年已不惑，世事皆惑，闲暇四好：读几本闲书，写几个大字，喝几盅小酒，填几首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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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诡笔记｜古代清明祭扫，有时是个危险活儿
又是清明。今年因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需要，全国多地暂停集中祭扫活动，与此同时推出各种绿色文明安全祭扫的服务项目，比如北京对到现场祭扫的群众，实行预约登记，分时限流；上海全市经营性公墓将推出集体祭扫、网络祭扫、代客祭扫等三项服务……这样做不仅健康安全，还能免除人们的奔波之苦，又是对清明传统的良好传承与创新。
中国自古就重视慎终追远，因此清明节从正式设立开始（古时清明与寒食本是两个节日，直到唐宋时期才合二为一），就一直受到重视，只是在古代笔记中，这一常被“雨纷纷”所笼罩的日子，似乎有些阴郁，有些叵测，有时甚至会在祭扫中遭遇诡事，变成了一个“危险活儿”。
一、跳出坟墓，替儿挡刀
清代学者李庆辰在《醉茶志怪》中写道：一个姓陶的人“清明扫墓，路出西郊”，在车上盹睡，迷离间见道旁一座矮屋，环以疏篱，有一女子倚门而立，“缟衣素裙，妆束淡雅”，低声唱起一首歌：“清明雨，湿纸灰，良人一去不复回；尘埋玉色，酒涸金杯；清明雨，湿孤坟；家家春色不开门。红垂树杪，绿拥篱根。”声词凄楚，节短音长。陶某被这歌声激得打了一个寒战，只见“道旁则三尺荒坟，几株衰柳而已”。
清明雨，湿纸灰，清明雨，湿孤坟，听来就是那么悲凉和凄怆，却也道出了几分清明时节墓地上的真实境况：坟前烧纸，雨打飞灰尽成泥；跪地哀泣，悲悲切切若游丝。倘若天地再昏暗一些，影影绰绰中更是分不清人与鬼有着怎样的纠葛与变幻。明代笔记《续耳谭》写一个姓富的吴地人，死了一年，“其子以清明上塚设祭”，正在悲哭不已，声声呼唤父亲，坟墓里突然传来回应声：“别哭了，我这就跟你回家便是。”富子对父亲的死哀痛已极，听闻此声，不但不恐慌害怕，反而随声呼之，“鬼便向子历道平生事，甚详悉”。等富子到了家，“闻有声在堂中，则其父魂”，赶紧把妻子和女儿唤出来，那鬼魂亲切地向她们问候，一如生时。儿媳妇问公公可否饿了，想要吃饭？鬼魂连连说好。儿媳妇赶紧将一只鸡炖了放在案上，“虽不见形，而有顷，物自都尽”。直到这天的晚上，那鬼魂才回到塚中，并约好下一次回家探望的时间。等到了那一天，鬼魂果然返家，“自是晨来暮去，稍稍处置家事，皆有条理”。富家本是做生意的，每次有商人来家中买卖货物，鬼魂便与之讲价交易，一开始那些商人还有些害怕，渐渐习以为常。鬼魂怕狗，每次晚上回到墓地，其子都安排一仆为之驱狗。一天晚上鬼魂回塚，仆人忘了此事，“遂为群狗所啮，叫呼上树而灭，此后竟不复来”。
《续耳谭》
此类清明祭扫，结果把去世的亲人“带出来”的故事，在古代笔记中还有很多。清代汤用中在《翼駉稗编》里写陕西甘泉事：某甲与某乙有仇，某乙“恒思于阴处杀之”，但某甲防卫很严，没有给仇家以得手的机会。后来某甲死了，只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家人让一个老仆带他去扫墓。某乙竟要害死这个孩子以解夙恨，于是藏在墓地，等到孩子来了，拔刀便刺！谁知“甲忽从墓中出”，伏在儿子的身上，乙连刺十余刀，都扎在鬼身上，不能伤害孩子分毫。被吓呆的老仆这才大声呼救，“众奔集，缚乙送官，置于法”。人们感叹：“父子至性，死犹忘身御难于此！”
世上本无鬼魂，人死不可复生，所有在扫墓时遇到鬼魂出现的故事无疑都是杜撰的，却也正在另一个意义上不断肯定着祭扫的意义——缅怀亲人，正是因为亲人哪怕离世，依然以某种形式活在我们的心中。
二、踩坏棺材，厉鬼作祟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祭扫激鬼”，那就是激惹出来的并非亲人。
清代笔记《埋忧集》的作者朱梅叔家住乌镇，他的乡里有甲乙二人，一向关系很好，家里也都很穷困。“值寒食，甲墓祭归，见道旁有破棺遗骸暴露”，某甲为人善良，归家取畚锸为之掩覆。当晚他梦见一身穿茧袍者，感泣作谢曰：“蒙你为我掩埋枯骨，泉下无以为报。我活着的时候精于易卜算卦，明天你可以垂帘于市，以算命为生，我会在暗中帮助你的。”某甲相谢，醒后便在集市上打出算卦的幌子，但凡有问卜者或寻找失物者来，那鬼都对他加以指点，无不精准灵验。里中有个老翁，家中一条白狗“忽于空中起，行至墙头”，老翁从此患上了伤寒病，病情日重一日。家人来向某甲求告，在鬼魂的授意下，某甲说此乃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归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门如市，年余积赀累千金。”
某乙看某甲发了财，十分眼红，问他何以骤富，某甲实言相告。于是某乙“亦荷畚锸至郊外，觅得败棺，如其法行之而返”。是夜果有一鬼来谢，其状颦眉蹙额，衣衫褴楼，看上去好像一个乞丐。某乙希望他帮忙算命，那鬼同意了。问卜者上门后，某乙每次咨询那鬼，鬼都让他回答：“明日来。”问卜者“辄怀卦金而返”，几天后终于彻底休摊。乙很生气，问那鬼何以至此？鬼说我生前欠了别人很多钱，凡是遇到债主，就推托以“明天来”三个字，其他什么都不会……
故事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对“无心行善”和“有意行善”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得到丰厚的回馈，而后者只落得个笑柄而已。
对清明扫墓时的“无心为错”者，在古代笔记中也有公正的处理。
清代笔记《谐铎》写江西人王晋，清明日带着家人一起去上坟。“冢后旧有荒坟，低土平洼，棺木败露，末识谁氏。”王晋的儿子见其地野花盛开，便前去摘花，一不小心踩在棺材上，咔嚓一声踩破了棺材盖，脚陷了进去，将棺材中的骸骨踩碎了。孩子受到惊吓，大哭起来，王晋赶紧把儿子抱出。回到家中，孩子突然生病，寒热交作，苦不堪言。最奇异的是，当王晋到病床前看望儿子时，孩子突然色变，怒目直视曰：“我叫罗汉章，生前是堪舆名家，轩冕贵人无不奉我为上客，你一个穷人，居然敢纵容乳臭小儿，践我坟墓，躏我骸骨，该当何罪？！”王晋磕头谢罪，承诺帮他重修坟墓，并做法事超度，但罗汉章的鬼魂不依不饶：“此恨已入骨髓，必索你儿子性命乃止。”王晋伏地哀泣，罗汉章的鬼魂毫不松口，没办法，为了儿子，王晋只好到都城隍庙祈福。
当夜，他梦见城隍神召他说：“你管教孩子不严，踩坏他人棺木，应罹此祸。但孩子本是无心嬉闹，那厉鬼竟然擅作威福，祸乱阴司法纪，岂能轻饶！”命令鬼役将罗汉章拘来。片刻，一鬼至，“侈口蹙颈，殊非善类”。城隍神责备他何以作祟。罗汉章滔滔辨答，不竭于词。城隍神问他生前是做什么的？罗汉章说自己是风水先生。城隍神拍案大怒：“你生前既作风水先生，何不能自己择一善地，自庇朽骨？今日断骨折骸，实属咎由自取，反而赖到一个小孩子身上，施加苦痛？！造恶种种，罪不容诛！”命鬼役押赴恶狗村，受无量怖苦。然后城隍神又对王晋说：“回去管好孩子，少去坟地玩耍！”王晋拜谢而出，一下子从梦中惊醒，“起视其子，言笑如初，而病已愈矣”。后来听说罗汉章棺中朽骨，被野犬衔嚼，狼藉满地——果然是“押赴恶狗村，受无量怖苦”去了！
《谐铎·埋忧集》
三、青团乌饭，哀往乐回
还有一种人，喜欢在清明节前后溜到墓地去偷吃供品，这种“鬼口夺食”，在古代笔记中往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倘若是穷人饥不择食，便不会招致什么；倘若纯粹是贪嘴好吃，定会遭到厉鬼的纠缠——现如今就算是清明节上坟的供品中包含食物，也多半是超市里很容易买到的一些酥皮点心之类的，所以今人可能困惑，上坟的食品有什么好吃的？其实，古代清明节，摆在墓前孝敬先人的食物，真的是用心制作出来的美味。
近来读明人张萱所著之笔记《疑耀》，才知道旧时清明节上坟祭祀先人，其它的祭品尚在可有可无之间，唯独有一种食物属于必备，那就是“乌饭”。
《疑耀》
“寒食节上墓，其制未见于古，独郑正泽《祠享仪》曰‘孔子许望墓以时祭祀’，未尝明言以寒食节，则四时皆可上墓也……惟开元敕：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扫礼”，才算将“寒食上墓”加以明确。张萱的这段考据亦有《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为证：“（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天。”直到宋代，扫墓的日期依然有十月朔和清明节两个时间，《东京梦华录》有云：“十月朔，都城士庶出城飨坟，禁中车马朝陵，如寒食节。”张萱是岭南人，他自己亦说：“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阳二节。”这就说明此一年两个时节上坟的传统，直到明代还存在。
而张萱谈到的一个细节是，其故里清明节上坟的一大习惯是“必以乌饭”。“乌饭”不仅制作考究，而且颇有渊源，如南北朝时期的宗懔所著之《荆楚岁时记》说其是“寒食取杨桐叶染饭，其色青而有光”；唐代诗人陆龟蒙在《零陵总记》中则写：“居人遇寒食节，以杨桐叶、细冬青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滋阳气”；梁代陶弘景的《登真诀》“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天竹叶煮汁渍饭，名曰黑饭”。张萱故里制作乌饭，乃是“先以青礬（矾）渍米，捣枫树叶染之”——杜甫诗云“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青精饭”即为乌饭。但古人烹制乌饭不单单是为了上坟，也是因为此饭乃时令之食，吃了有利健康，所以上墓时也请先人分享。而这样的美食，没准儿就被贼偷惦记，到头来祖先还没吃到，先填了他们的口腹。
乌饭之外，还有青团，此二者皆为南方扫祭之用，北方则多吃馓子。馓子古称“寒具”，以麦、稻、黍等原料磨成面粉，和面之后搓成细条旋转后再用油炸而成。《燕京杂记》中甚至有“清明人家上坟，于市上买盒子菜以祀之”的记载，这就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了。今人以为古代清明节一定要凄凄惨惨戚戚，其实“每逢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的主要是北方，而南方则“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其实就算是北方，亦“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见《帝京景物略》）。
青团
往者已矣！一句“哀往而乐回也”，包含着古人的大智慧。醉也好，歌也罢，“乐回”正是为了生者能更好地继续生活，让死者的在天之灵“踏实和放心”。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不能到墓地烧一回纸、献一束花，却也不必遗憾，更不必暗中琢磨会不会“怠慢”了逝去的亲人，扫墓本就是一次心与魂的交流，既然穿越了生死，能不能“亲临墓地”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何况从“踏实和放心”的角度讲，网络祭扫岂不更让长眠的亲人欣慰？王崇简在《青箱堂诗集》中咏清明曰“至今河水依然绿，落日栖鸦绕旧巢”，伤感之外，尚有欣慰，欣慰之外，更有豁达，而千年清明，终归是要过出一个豁达。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5集6集未删减版剧情：龙妈屠城真相揭秘 权力的游戏8大结局剧透
[海峡网]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五集于北京时间5月13日播出，在《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五集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龙母重回龙石岛，随即下令攻打君临城。大家期盼已久的君临城之战，临冬城幸存者们与据守君临的瑟曦之间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双女王权力角逐的高光秀终于要来了。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第五集剧情:轻微剧透，慎看~
剧情干货：
1.龙妈以叛徒之名“龙焰”瓦里斯，超级智囊团又损失了一位大员，小恶魔能否挺到最后？
2.龙妈怒焚君临，大火连城，我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烧啊烧……
3.执着一战：三傻的暗恋者——桑铎·克里冈和他的亲爱的哥哥——格雷果·克里冈为儿时仇恨血拼到底，双双纵楼火祭；
4.詹姆密道救援，遭遇情敌，斩杀兵败潜逃的攸伦，身负重伤；
5.詹姆曲折反宫，和瑟曦悲情相见，逃亡隧道被堵，双双被捂；
6.二丫复仇未果，火海逃亡，热心救人未果；
7.雪诺灰虫子洋葱骑士一众失去战争情操，血刃器械敌军。
【摘要】《权力的游戏》最终季只剩下最后一集，今早刚刚播出的第5集发生了什么？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如果还没看过倒数第二集、害怕被剧透的观众看到这里就好，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包含重大剧透，请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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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焰
龙焰
其实上篇已经猜到，龙妈必火！龙妈身上的有股子海军陆战队的气质，人若犯我，我必烧人！即便投降的钟声响起，他心中的怒火却依然旺盛。龙妈的执行力没的说，之前蓝道选择不投降，被烧死，民众和士兵选择投降，依然被烧死。她在乎的根本就不是投降，而是怒火的发泄。这种发泄，让她失去丧失理智，甚至失去王座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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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和瑟曦悲双双被捂
只是我们没想到的是，火势来的如此的意外，让攸伦烈日如焰。这火如此之凶，让强敌瞬间变成一抔黑灰。这火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如粒子级武器使整座城摧枯拉朽，轰然崩塌，就连城中百姓也难逃一生。故事通过一对父女的视角，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到战争之可怕。
君临末日
母女被烧成人干，这姿势熟悉吗？编剧一定看过唐山大地震
抗日剧也常常有此情景
本集剧情简单，只有几个小插曲而已，就连雪诺也是寥寥几笔，其余都是火，各种火情，各种掉落，各种坍塌，简直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编剧的想象力远远赶不上群众，传说中被复活的刀枪不入的火龙并没有出现，哈哈哈。
雪诺本集亮点
话说，这火烧的龙妈失去了人心，包括雪诺在内的众人情绪都由快感演变为失落，以武力高压的龙妈要彻底失去人心喽！预告虽然可见龙妈君临天下，但刺客似乎也如影随形。最后一集，铁王座的最终归属。Who？
《权力的游戏》最终季第八季的第五集已经播出，官方也在今天公开了第六集的预告。第五集再次让剧中的角色和我们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末尾詹姆带着瑟后逃跑，却遇到了绝路，发现没有希望的瑟后终于崩溃。二丫站在满天飞灰的君临城街头难过流泪。。。
第六集的预告中，大战之后，大家走在化为废墟的君临城，二丫神情严肃，无垢者整军列队，龙妈缓缓走到大军面前。
预告截图：
【摘要】《权力的游戏》最终季只剩下最后一集，今早刚刚播出的第5集发生了什么？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如果还没看过倒数第二集、害怕被剧透的观众看到这里就好，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包含重大剧透，请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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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中
【译者按】
自2019年12月底，新冠状病毒疫情（最初被称为“武汉爆发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出现以来，事件、故事、信息与伪信息、观点、争议汹涌不绝。在疾病与死亡阴影的威胁下，在全面的信息混战之中，人们尝试了解、学习、认识、参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一段时间，与同历此时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们的交互中，一些困惑逐渐浮现出来。首先，我发现我和大家似乎都没有多少对瘟疫的记忆和认识，也几乎完全不知道个人该如何反应，政府和社会将如何反应。
2003年春天SARS爆发时，我在不算疫区中心的西安。当时我正怀孕，而父亲重病手术后不久。当时术后需要持续治疗的父亲，医院以SARS为借口拒绝接收，除非同意花几十万做干细胞移植。我没有待在家里，每天笨拙地奔走在医院、单位、菜市场之间，忧心的是医院的为难和单位的不快。就像朱利亚·卡尔维所说的，瘟疫不过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另一个负担而已。然而，这段经历不过是我个人的隐痛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疫病的认识，我想SARS几乎没有成为一种公共记忆和公共知识。
研究过凉山艾滋病群体和麻风病医生群体的人类学学者刘绍华，一直批评中国欠缺对过去防疫和卫生公共政策中根源性的不当和措施失误的反省和检讨，导致防疫和公共卫生失误恶性循环，一次次自我复制；而防范疫病的公共记忆和知识始终无法在社会中形成。然而，这并非只是中国的独一现象。二月中旬我在蒙特利尔时，当地的人们曾和我一起向武汉的受难者默哀，但是他们没人相信这个病毒会蔓延到全世界。如今，蒙特利尔已经成为加拿大的重灾区。当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祖母经历了1918大流感，家里十个兄弟姐妹只有两人幸存。而这也只是一个家庭的口传故事，并没有在此次危机时成为预警的历史记忆。西方世界对这种历史记忆缺失和公共认识的反思与批评有各种角度，后殖民自我优越的惰性是其一；马克·洪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则谈到二战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类征服、控制自然的绝对自信的深远影响。
回头来看，瘟疫历史记忆在当代的普遍缺失令人匪夷所思。这直接表现在人们对瘟疫蔓延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没有概念，甚至对滞后出现的科学信息也将信将疑，直到瘟疫成为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现实。加缪的《鼠疫》中，非常明显的是人物故事和情节发展附着于鼠疫发展的时间线，鼠疫过程才是叙述的核心。而这个过程清楚地显示了疫情的来去完全不由人做主。人可以救治帮助同类，但是无法约束改变病菌的生灭进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发生到消退的过程，和加缪《鼠疫》中描绘如出一辙。
中国自古瘟疫频发，而人们似乎也并没有清晰或者完整的记忆。武汉封城后，一位朋友曾说过，中国古代对付瘟疫从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医书典籍中都是四个字：“死人无数”。即使有传说中的叶天士的公共防治理论，也已经失传，没有医案可循。残存的记忆或许深植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恐惧而表现——比如不仅在医疗和社会资源薄弱的农村出现的封村封路，也在全社会出现的封堵排外的极端防护措施。这种防疫局面，耶鲁大学历史和医学史荣誉教授弗兰克·斯诺登称作是欧洲中世纪 “防疫封锁” 策略（cordon sanitaire）或者 “巨锤锤击” 手段 。一些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出于SARS记忆、口罩文化和对亚洲一哥的不信任，及早采取防疫措施；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中国一样没能在早期应对，最终都毫无选择地先后采取了相比中国的 “防疫封锁” 较为灵活、人性的隔离措施。
历史记忆的缺失，也表现在以古鉴今的全面缺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记录了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受瘟疫袭击的，尽皆“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 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褥之门，若是者鲜焉。”按照当时的知识，曹植说瘟疫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而生。百姓愚昧，悬挂祛病符抵御，实为可笑。曹植记录了当时的特定文化知识和贫富分化现象；而曹植耻笑的迷信，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转化，神鬼之力转化为国族和集体认同，继续安慰失魂落魄的民众。这个记录可以看作构成中国传统中对瘟疫深层集体潜意识的几个要素。
历史记忆的缺失，还表现在古代与现代，传统知识与西方现代知识之间的完全断裂。无论是学界、政府还是民众，都无视中国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合理防疫措施，以及官与民的责任关系的认识。刘绍华在近期与新京报的访谈中说：“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这种认识完全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学科知识框架上的，中国历史并不符合这个欧洲叙述。熙宁五年（1072年）至熙宁十年（1077年）期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后知州。刚上任，杭州大旱之后，饥疫并作。苏东坡请求朝廷减免供米，保持了米价平稳；又卖度牒筹资而买米救济饥民；之后又减价卖官仓储米（常平米）。其外，施放稠粥药剂，并带着官吏和医生逐个去往坊间治病。苏东坡还另将官府余钱（羡缗）和自己的私囊所藏黄金五十两拿出，筹建病坊（相当于现在的医院），以备疫情再次发生。在给朝廷的《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奏章中，苏东坡陈言救灾恤患应当预先计划防备，不能等到疫情爆发再做响应。并且婉言讽劝皇帝，见民疾苦匍匐，不能计较利益；就是从权衡权利害之轻重出发，也应学习地主在灾害时期善待佃户，以为长远留得人心考虑。苏轼的防疫记录提醒我们，在文明比较和进步论之外，或许可以从防疫、公共卫生制度、治理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意识、权力与民生关系的良善这个更深层的尺度上衡量、反思当前的社会与治理。
本文作者、艺术史学家朱利亚·卡尔维描绘的1630-1633年佛罗伦萨瘟疫，是同期米兰和那不勒斯瘟疫一个相对温和的版本。温和不是疫情紧急状况下治理控制手段的温和，而是恐慌和恐惧没有在社会中形成骚乱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严重迫害。社会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存方式、习俗、情感联系，往往越出紧急状态治理的森严边界；生存所必要的社会与情感联系以隐秘的方式得以维持。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卡尔维沿着官方疫情记录的时间轴线，概括了瘟疫爆发促成国家出现和强制干预的历史现象中的各个构成要素。弗兰克·斯诺登（Frank M. Snowden）在他的新著《流行病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中也谈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大公国为了应对黑死病，健康权威与军队和行政管理结合，形成了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管理政策和机制，现代国家体制由此诞生。卡尔维在官方卫生治理的叙述之中，发现了一系列她称作“启应悼文”式的相互联系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的轨迹、交流、肌理，从而打开了官方叙述的时间线和权威重新组织的空间配置（社会联系和信息流通）之外的延伸时间与隐藏空间。
在《1630年佛罗伦萨瘟疫：社会交换的隐喻》的第二部分中，卡尔维通过公共卫生局的诉讼档案，呈现了瘟疫期间下层社会在紧急状态和传统日常生活之间的调整；社会原本的规范、情谊、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适应和对抗紧急状态下的严厉规定；强调下层社会在艰难时期，在本来的生存重负之下，如何将瘟疫新的压力吸收，创造维护原有社会关系和价值，为生命抗争的机智策略。在展开的这些个体的档案中，个人，家庭和社区，城市，和整个欧洲的历史记忆彼此交织，一层层打开。而生命抗争策略则打开了严厉官方治理空间背后隐藏的私人社会空间。时间轴和空间轴都呈现出了复杂和多样性。
以卡尔维梳理的17世纪佛罗伦萨瘟疫袭击期间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对照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表现，可以发现许多相对应的结构和要素。比如，为家人寻求救治的人们；逆行赶最后的火车回到武汉的人们；像投身到瘟疫救治照顾的方济嘉布遣会修士（the Capuchins）一样的医护人员、志愿者、记者、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突破和绕行阻断受限的物理和信息通路，运送，捐赠，传递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人们；那些被阻隔困住无计可施的人们，比如漂流在高速路上或者居不得所的人们；那些隐藏亲人的人（J.K.罗琳也在感染后隐藏起来直到自行治愈），藏在海鲜市场的人，流落在停车场和大街上的人们；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而变通生意方式的人们；那些无以为生的人，比如养蜂人和禽类养殖户，以及那些囤积居奇、倒卖、售卖假货的人；激化的家暴与性别问题；有尊严的死与无名无姓的死，以及私权归属，比如手机和其他个人物品和资产的下落；受苦的共同体，共情与共疗；生命与死亡价值的重新认识，等等。通过这种对照，或许我们可以对官方权威和社会意识主流的防疫叙述与规范之下，更丰富、复杂、困难的个人生命与社会连结有更多包容和理解的认识，从而唤起与死亡恐惧相对的生命肯定意识，确认社会自发的历史与空间的生命联系，修复个体与公共的记忆和自主性。德里达说理解要通过记忆（Erinnerung），而记忆是吸收，是体悟、内化、体用（incorporation）。通过借鉴朱利亚·卡尔维的历史记忆梳理，希望我们也能够整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瘟疫记忆。
（译者周琰为策展人、艺术评论家，现生活于加拿大）
【正文】
凌乱地插入佛罗伦萨健康权威文件中的刑事诉讼档案，阐述描绘了印刷史志里中断的故事的情节、地点和叙述节奏。这些诉讼记录很简短，包含控诉(通常是匿名的),对证人和被告的审问,以及最后的判决。大多数案子中，诉讼后都接着会有被问罪者的恳求，对判决的轻罪转换，或者是大公的宽恕。
我仔细阅读了全部332个卷宗。有些仅仅是审判的零散记录，或者是没有继而采取司法行动的控诉。因为事件涉及的主角和证人都是下层阶级，材料的范围相对局限。一个医生是唯一的例外；其他诸如手工艺人，劳工，在丝绸和羊毛制造业工作的女人，底层健康工作人员，鞋匠，车夫，印刷工，园丁，香料商人，仆人，放血人，自营的流动商贩，他们的家庭，还有因为违背健康权威被揪出来后，在审讯期间他们的工作。按照健康委员会规定进行的诉讼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史志记录和官方发布的自然主义的视角。在这里，疫情是社会揭示的媒介和过滤器，透过其可以看到那些被大多数其他记录遗忘在阴影中的群体、行为模式、特殊的时间和地点。被审问的人的证言中，紧急情况强调并呈现了日常生活、居住区、生活与工作习惯的局面。因而诉讼记录在不同环境中符号化的关系（如商店、家庭、行会）被中断、被调查的时刻变得具体。在健康官员专制期间，正常行为被看作对传染的恐怖树立的多重屏障的越界，这些屏障中断和转移了日常社会的交流渠道。确实，官方法令的策略是分隔，正是针对这个，被告在审判期间以不同的方式争辩。通过“内”与“外”的分类，紧急情况的规范语言，表达了社会关系的空间性投射（spatial projections），而原本它是在伦理和司法领域中考虑的。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对立因而直接暗示着阶级之间的对立。贵族和有产者逃到他们的乡下大别墅（villas）；城墙之内留下的是那些无法逃离的人。城里的街上，只有专业人员在流动，管理救助、医药和最后的礼仪；病人（或者疑似患者）和穷人关在自己的住所里。
Medici Villas and Gardens in La Pretaia
Villa di Lilliano
在这个已经通过空间的区分而社会性地简化了的体制之内，违规在低级和及时的意思上定义。从一个曾经一直使用的出口走出去，或者走过一个门口，一个院子，这已经就包含了犯罪。确实，健康立法确定了内部的世界是被允许的，而那些冒然突破边界的人不可避免地陷入违规。
健康权威规定的范围边界因而和社会交流的渠道交叉：家与商店之间的通道，连接亲戚的房子和邻居的门口，闲话、建议、钱习惯性地交换的窗口。结果是权威采取的措施与引导家庭、邻居和工作关系的社会网络交叉，并切入人的活动的内部核心。比如，因为怀疑染病而被封起的一间屋子，也立刻关闭了物品和个人所属物的流通；家用物品、衣物、和住在那儿的人拥有的物品都会被检查、没收，很可能会被医务人员烧掉。对邻居、家庭、商店老板和仆人来说，封起的出口是无数次违规的现场，他们在法律强加的破坏下试图保护财产，根据权利与优先权的精确系统重新分配财产，以及启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换系统，通过哀悼仪式，让疾病和死亡可怕的奇怪变得迟钝。关于一块床单从一个屋子被拿到另一个屋子的争议，因而可以解释成反对行政官员的禁令，重申个体和家庭哀悼权力的无罪辩护的微弱隐喻。在很快集中到关于木板封起来的出口的证言中，可能隐藏着兄弟与姻亲间关于嫁妆的激烈冲突。表面上无动机的行为，常常隐蔽着语义上的复杂性（semantic complexities），最初看来无可置疑。在这些日常诉讼的微小场景背后——在叽里呱啦的对话、污言秽语，和有时人物与情景滑稽地联系背后——生与死在终极意义上进行争辩。这是中世纪小说和巴洛克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传统的风格和节奏：欺骗、贫穷、和狡猾的故事，而不是对抗权威的一致凶猛反抗。
就像官方的瘟疫史志学家迅速掌握的，社会行为表达的符码是复杂的伎俩（intrigues）和策略（schemes）生成的。即使在面对健康权威和法警时，几乎所有的被告都强有力地做出回应，带着辱骂、生动而嘴巴不干不净的放肆、和对他们的上层的公开指责。这是一幅生命的而不是死亡的画面。被告和证人始终在意的，以及与他们相对的商店、货物、以及死者遗留的东西，打断了官方行为的节奏和紧急状态。比现在更重要的是未来，它由那些一个人成功得以保护的物品，顽强地避免卫生规定，为更健康的时期隐藏和积累的种种努力所代表。
审判因而同时在预期占有（proleptic）和恢复占有（analeptic）的双重意义上解构了瘟疫的时间轴——或者朝过去看，它来解释了，也可以说恢复了涉嫌犯罪的社会基础；或者是将行动的支点指向未来。在下层阶级的视角中，缺少官方在生病和健康的双曲线中看到的自然主义的抛物线。也许这曲线位于别的地方而不是疫病的中心——在证人的故事中，即使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传染，也在一连串的悲惨和疾病中失去了份量。瘟疫不过是又一个负担而已，又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存在之流中的障碍。
【译注：卡尔维对下层阶级看待瘟疫的视角的分析，在专门研究人员流动的人类学家項飙那里有相同的呼应。项飙在最近的一篇文章 “从链条反应到网格反应：SARS & Coronavirus期间的流动性与限制” 中写到，相比城市中产积极，流动人口对疫病的威胁没有那么敏感。他们的流动是链条反应（chain reaction）的结果。比如SARS期间，政府在隐瞒两个月之后迫于压力突然宣布紧急措施，关闭了公共娱乐场所、建设场地、餐饮等服务行业。大批民工失去了工作。失业后他们迫不得已回家，从而也传播了疫病。这些民工成为病毒、经济中断、和社会污名最惨的受害者。链式反应意味着疫病和民工之间的联系是以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为中介的。】
我把审判根据构成指控的官方控诉中列入的犯罪案件分成几组。三个最大的组关于财产犯罪（从被传染的生活区域搬运家具，入室盗窃）；健康工作人员的犯罪（滥用权力，贪污，入室盗窃，对未成年人的性暴力，伤害）；还有隐藏病人和死者。远远低于前者的是社交“犯罪”（聚会，游戏，跳舞）和有关性的。考虑到记录资料的相互关联性，最终发现不同类型的犯罪区别并不那么明显，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彼此之间交叉太多，让人很难区别它们，比如说，和性有关的故事和禁止聚会或入室盗窃的故事之间。
这五种违规都发生在城市边缘认真控制的地区，也就是在佛罗伦萨工人阶级生活的房子和街道，在那时被叫做“手脚”（the extremities），包括：圣十字大教堂区（Santa Croce district）；圣老楞佐圣殿背后的圣泽诺比乌斯和德语区；普拉托和阿诺河左岸的博尔戈圣尼科洛和圣灵大殿地区。面对公共健康委员会那里的大量档案，我将我的研究限定在佛罗伦萨市本身，忽略周围较小市镇和地区的中心的文件。但是在关上大门，只围绕佛罗伦萨老百姓生活事务之前，我想在城墙外逗留片刻，说一说发生在瘟疫之前，并且以某些方式预示了瘟疫的事情。档案这里涉及十个旅人的诉讼，他们被卫兵挡在障碍前，沿着向南延伸通往公国的大道设置的障碍——不仅设在佛罗伦萨的大门口，也在控制着从米兰沿着波河河谷和托斯卡纳主要交通路线而来的人员流动的路障处。米兰事实上是瘟疫辐射开来的中心，由雇佣兵和曼托瓦及蒙费拉托之间的战争带来：那些爬上亚平宁小径再走下山口的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瘟疫。
Francesco Petrini, Raffaello Petrini, Veduta della catena (1886), Palazzo Vecchio Museum
这十个旅行故事将叙述带到远离佛罗伦萨，从故事来说，也先于佛罗伦萨故事发生的地方。它们缘起于遥远的土地，展示给我们广阔范围的事件——在某些案例中，有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意大利的战斗戏剧场景。三个案子涉及大公国军队的逃兵，他们在卡萨莱和热那亚阿尔卑斯附近目睹了军事行动；这些故事给警觉的官员对从远处看到的“一脸病容”的士兵的简略描绘填充了具体的个人经历。战争或者逃跑的故事会隐含着瘟疫的迹象吗？行政官员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小心谨慎地找出这些徒步士兵的个人故事，他们反对另外一套成见，反抗对传染的执念。营地生活的不舒适和上级的不公，还不要说食物缺乏和饷银不足，这些事情远比瘟疫更多占据入伍士兵的头脑。针对旅行者的诉讼因而也就为疫情期间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叙述的、空间的、和时间历程相当偶然的框架。通过小人物的和间接观察者的证言，它们将城市的史志同更大的欧洲历史联系起来。这些故事参杂了私人焦虑和家庭情绪的关注，以及拒绝在穷人受压迫的命运面前低头的冒险精神。战争和瘟疫的相互串联，通过经历了这些的人们的话语透露出来，那些机智的人们通过逃跑、计谋、和狡猾抗衡由他人决定的事件的重负。
公共健康委员会的犯罪档案在这里又一次暗示了小人物和那些伟大人物的的历史故事之间的联系。证言有节奏地在私人事件到集体的、公共的事件之间摆荡，把它们都绑在一起。从相反的方向来说，它回返到家庭领域各自独立的层面。于是，一个士兵，米歇尔·迪·保罗（Michele di Paolo），穿越热那亚阿尔卑斯山脉和整个战争剧场，为了与从家里被驱逐的妻子和儿子团聚。还有一个罗马逃兵朱塞佩·加洛（Giuseppe Gallo），因为痛恨上尉斯坦卡（Captain Stinca），一个算计士兵军饷的那不勒斯人，从卡萨诺的军营逃走。
战争和瘟疫在艰难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下，在个人和集体无法停止的活动中淡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相应变化，也随价值观而不同。官方史志或者专注于瘟疫或者专注于军事，而这里的一连串事件却陷入了微小突发事件浓密的网络中。
对行政官员来说是犯罪行为，对被告来说却是实际考虑、个人利益、信仰、生存策略交织的一刻。从这点上来说，公共卫生委员会提起的审判，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引导犯罪和解释其构造的精神世界（mental universe），给疫情紧急状况期间广泛的社会调适提供了证据。人们的反应，不管是涉及财产，隐藏一个病人，一夜情，或者是因特殊情由从战场回家，都勾勒了应对疾病蔓延的生理与文化资源结合的面貌。
人类一个群体对疾病和死亡做出反应的方式直接表示了整个集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因为健康和疾病根植于生命繁殖、生命质量和生命保存的根本联系之中。违背卫生法规因而代表一种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从而社会团体通过与司法秩序的冲突确立自己。确实，瘟疫的爆发粉碎了涵盖一切的平衡，而紧急立法通过阻断习俗曾经确保的多重渠道的渗透，粗暴地裁定对人类关系的重新定义。显而易见的是，被阻滞的主要是普通人的交换渠道，正像这些官方文件归咎于他们扩散传染。除此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只涉及下层阶级的犯罪诉讼的数量？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这些社会层级意味着事实上的随意解读，一种确切的病因学（etiology），诉讼在其中被书写并获得意义：瘟疫从普通人生活的拥挤、营养不良和恶臭的环境中向上层袭击并蔓延。
没完没了的名单和审问提供了同一模式的不同变化。在佛罗伦萨的特定例子中，环境因素特别被强调。工作居住在巷子里的人并没有直接因为可能的造反行为而受到指控；相反，他因为大公的慈善关注而被指出来，并列入那些会被分派盖上公共卫生委员会章子的床垫的人员名单中。因而他的名字和主管那个地区的绅士联系起来，他会让他擦干地板，疏通他的污水池。然而这种决定论的外行精神（determinism laicism），并不否认传染会向上层运动的信念，即使在缺少可归罪的行为时，就象米兰和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域的例子所证实的。在这里，佛罗伦萨的瘟疫再一次表现得反常，它没有能够唤起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出现的二元对立阴谋论，传达并标志阶级的对立，并将病因学人格化。
缺少对佛罗伦萨社会关系符号化的类比，部分解释了在最严格控制的社会层级中的持久争议。确实，公正的轮子不仅由权威推动，也被自己人互相反对的邻居和亲属推动；完全缺席的是针对重要人物或者那些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指控。通常，引起这些诉讼的并不仅仅是嫉妒或者家族世仇（vendetta）；而是要控制健康下级管理人员（lower echelons）和片警（constabulary）运作的需要，以及在内部进行指控的需要，以便更准确地确定家庭与工作的连结和关系。因而，即使在权威这一方面，诉讼也针对那些和通常在司法案例中涉及的普通人同样社会出身的雇员。
这些诉讼处于一种交易的语义学（a semantics of transaction）之内，并且也相应地处于社会交换的语义学（a semantics of social exchange）中。从一方面来说，紧急状态下的规范要求一整套新的社会交往规则；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套社会规被先前存在的价值和互惠关系引导的违规行为破坏。
Florentine Painter after Francesco Rosselli, The Execution of Savonarola and Two Companions at Piazza della Signoria 16th–17th century, Galleria Corsini, Florence
在疫情时期和集体的、增加的死亡率之下，交换与交流的圈子甚至包括了那些染病的人和死去的人。在亲戚和共同工作的人之间，他们身边亲密的人和共同工作的人一直能感觉到将死的人和死者的存在；祈祷、家用物品、衣物的流通，包含生者和死者不断被重新激活的互惠情谊。生者、病人、和死者的身体，伴随不管什么属于他们的东西，不仅从法律上，也在情感上位于人物主角的行动、记忆、希望和焦虑的中心。从这点上来说，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对“忍受痛苦的社群”（community of suffering）的定义在这里是切题的。这个概念在疾病造成的阈限（liminal situations）状况下成型。受疾病袭击的群体通过重新定义其内在结构来抵御疾病的打击；这个过程被放大，直到它包括了所有在这段时间内通过生病经历了类似过程的人。治疗（therapeutically）和奇迹（thaumaturgically）的灵验群体因而即是生者的也是死者的，即是专业的也是神秘治疗者的。对死者的纪念和生者寻求从瘟疫危机中解脱途径的期望一致；记忆和希望建立了个人与集体时间的延展，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作为一种积极动力发挥作用。记忆和希望因而落在构成个人犯罪的特殊情境中。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译注：维克多·特纳（1920-1983），英国人类学家。他在仪式、象征、表演和比较人类学研究方面对人文科学领域有深远影响。他对意识的象征主义、阈限（liminality）和文化本体论价值观的阐述，建立在一生的诗歌、古典文化和戏剧表演熏陶中。在对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北部的恩登布部落研究之后，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structural-functionalist），“社会剧场” （social drama）和 “文化剧场” （cultural drama）等概念，后来又发展了人类学哲学（ethnophilosophy）或者人类学宗教学（ethnotheology）领域。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总结了维克多·特纳的四个主要理念：
仪式编码伴同社会意义；
高度编码的意识系统对心灵和身体的治疗力量；
他称为“社会剧场”的富有活力的分析的必要性：暨，从私人和公共冲突中横扫而过，趋向一种明确的文化高潮，然后在公共仪式中得以解决；
阈限：生活在社会所及范围之外的经验，永久或临时超越其束缚。它是探索西方宗教行为的一个观念。阈限时期是节日期间特意产生的，在这个时期，时间是停止的，区别被模糊，秩序上下颠倒。阈限是社群同情发生的欢乐时刻。】
Masaccio, St Peter Healing the Sick with his Shadow, 1426-27
Fresco, Cappella Brancacci, Santa Maria del Carmine, Florence
财产犯罪是健康委员会犯罪档案中最醒目的几组之一；它们涵盖了各种不同的行为，从搬运家具，到从隔离的房子中拿走物品和麻布织物，到从死者身上偷走衣服，从隔离点、医院、以及康复处偷走里面的居室设备。当你从权威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考虑所涉及的案件，你可以把涉及物品占有的案件归为两种不同的偷盗。第一个也是最大数量的包括亲戚、邻居和与受害者共同工作的人；换言之，秘密搬运家具和其他物品，包含在在家庭、邻居、或共同工作的人之间的情谊权利中。远非仅仅出于恶意的表达，它也解释了保护幸存的物质财富的欲望，因而确保了财富在习惯和邻里范围内的永久性。这样继承的遗产，不管多么微薄，从权威毁灭性的消毒运动中被保护起来，并根据精确的特权和权利重新分配。即使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些从一个亲戚的家里拿走家具和物品的人，也确认了他们的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就像萨尔瓦多·托托雷利（Salvatore Totorelli），一个年轻的糕点师，被指控悄悄进入他姐姐的房子，她的丈夫已经死于瘟疫；在她的妹妹卡特琳娜的帮助下，他从那儿拿走了一些珠宝。在酷刑室的吊刑（strappado）中，他喊道：“所有这些东西都属于我们！”——因此，即使在酷刑下，他也重申了他的行为的恰当性。
【译注：吊刑：受刑者的双手在背后被绑起来，一根绳子绕过手腕系在绑着手的绳子上，然后把人吊到高处，再突然从高空坠下，在快落到地面时把绳子扯住。通常会造成肩部脱臼。这种酷刑很可能造成死亡。】
Jacques Callot, The Strappado, from the suite The Miseries and Misfortunes of War, 1633
但是糕点师萨尔瓦多的案子也暗示了一种比通常保护家庭财产更精确的策略。在家庭成员之间，姻亲兄弟之间横向的情谊联系是享有特权的；它在父亲与姐姐死去的时候显示出来。兄弟对“后天的”亲戚的敌意，他的权利涉及他离去的伴侣的嫁妆，打破了父系继承约定的传递关系，这清楚地说明了犯罪行为的动机。在丧偶的姐夫（他想必没有孩子）能够行使他对嫁妆的权利之前，死去女子的弟弟们进到他的房子里偷窃，从必须重新回到原生家庭核心的财产重新分配中将他排除出去。
有共同的技能或者行业提供了违反卫生法规的其他机会。卢多维科·普切蒂（Ludovico Puccetti），一个丝绸纺织工，被命名为圣米尼亚托隔离点的看守和管理人，负责监督消毒衣物，但在涉及他自己的工作同伴时打迷糊眼了。他交给他们没有熏过的几包丝绸，好不让织机空闲着。 裁缝保罗·瓦内西（Paolo Varnesi）,因为闯进巴托洛梅奥（Bartolomeo）的商店而被捕，巴托洛梅奥是他的朋友和同行，因瘟疫而陨命。瓦内西想要拿走剩下的财产中的存货，以免它们被官员匆忙征收。想着自己的商店，铁匠尼科洛·范诺兹（Niccolò Vannozzi）能够让巴尼奥·阿里波利镇（Bagno a Ripoli）隔离点的官员卖给他三百磅铁。纺织工卢多维科、裁缝保罗、铁匠尼科洛的违规，让联系自己的行业与支持自己的同行、他们的家庭和自己的商店的圈子完整起来：最重要的目标是弯曲紧急状况机制，以便利用瘟疫提供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保存个人和私人的范围。
Polychrome velvet with a variation on a Medici emblem, late 15th century, probably Florence
更进一步来说，也有许多例子显示了，让正常时候的需要和瘟疫强加到每个人头上的新的任务融合的能力和愿望。公共事务机构关注被告的正常职业、盗窃、报酬，以及官方的容忍维系于错综复杂的偏离模式，它根植于更健康时期的习惯。在这些案例中，行为的动机和方式，也将瘟疫的情节线索追溯到正常状态下的空间和节奏中。与传染这个关注焦点相对，小职员和普通的匠人、店主，反对他们自己的根源的集中性。从他们的根源和他们的坚韧中，他们充满激情地为自己辩护，产生了持续而令人惊讶的对死亡的蔑视。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罪行和控诉是互补冲动所推动。如果抵制疾病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坚实之上，没有连续性的终端，并在那儿找到不断的营养，那么指控在日常生活之环被打断的一刻形成。丢失物品的清单解释了对这种系统性侵蚀的认识，生活建立其上而无可安慰的破败布景。那些从传染中幸存的人，及时核实他们的物质损失，对人们对他们做的坏事提交证词，指责那些假定有罪的人。库存清单和指控是专用文体，受瘟疫打击的人的话语被记录在上面。自然，这表明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那旋转的轮子可以从下面推动，也可以从上面推动；也就是说，信任政府的上层，当然不是仆人和看门人，他们只是临时穿着制服，执行上级的指令。
比如说，某个安吉莉卡的邻居，刚被收到隔离点，马上去找健康委员会，为了获得允许让她能出去晾干她忘在水槽的衣服。委员会派了两个服务人员去把湿衣服从水里取出来，但是安吉莉卡的邻居盯着他们，他们在她屋里呆得时间太长起了怀疑。邻居后来把这些都告诉了安吉莉卡，她治好以后，谴责了这两个人。这个案子很形象地说明了对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做出反应的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与一种不直接针对机构，而是采取一系列基于对权威如何运作精明打算的算计的抵抗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自我防卫和请求保护被视为受到高层官员的不可捉摸保证，却受到低层官员威胁。人们怎么能不怀疑用木板封起房子的打杂的，撒硫磺的，或者是一个临时穿着卫生部门制服的掘墓人，而之前他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穿着破衣烂衫，不会尽可能利用这情况而自肥？也许是因为这些考虑，安吉莉卡的邻居信任公共卫生局照料她的洗濯衣物，但是却在公共卫生局打杂人的贪婪欲望前守护着她的屋子。
但即使是对待打杂人员的态度也随情况而变化，而官方的指控是涉及讨价还价、施加压力、交换关注的想法和喜好的商议过程中的最后一步。从这点上来说，掘墓人和死者的亲戚的关系，指示了一种复杂性，分配相信已经被传染的衣物和谨慎迅速清除尸体构成了变量。从尸体身上偷走外套事实上掘墓人唯一被指控的罪行，通常被抓现行（flagrante delicto）。因为它们所暗示的传染的危险性，这些罪犯被严厉地起诉,并被行政官员惩罚；肩上搭着传染的衣服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构成了对所有人显而易见的风险。赤贫而好争吵的无产阶级，掘墓人公然违抗官方命令，剥光尸体，贩卖斗篷和裤子，并和他们的同伙分享这种方式挣得的收益。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是之前的事引导的。直到1348年，医生和药剂师行会的规定（掘墓人也是其中的会员），允许将死者衣服当作给予运输死者的报酬的习俗。其后涉及运输和埋葬条款的修改记录了这种做法的经久历史，行会的顾问为此哀叹，徒劳地想要通过其他安排遏制这种习俗。尽管瘟疫发生在不同时代，亲戚和掘墓人的关系仍然历经多少世纪，交织在衣服作为馈赠仍然合法的复杂性中；行政官员作为盗窃惩罚的，对受指控的人来说是自己工作的一项特权。这个习俗根植于行会的规定中，和兄弟与姻亲之间的惯常策略一同，构成了与健康法规相对立的传统经济行为的一道不规则堤岸。
德拉科鲁瓦：《哈姆莱特》掘墓人场景插图
Eugène Delacroix, Hamlet and Horatio before The Gravediggers, 1843
因此，财产变得复杂的世界召唤一个人与自己的邻居的关系，秘密地搬运物品和衣物跟随社会交流网络中疾病、恢复和死亡产生的调整之后。并非出于偶然，唯一被判死刑的是安德里亚·帕西尼亚尼（Andrea Passignani），一个自己认罪的掠夺者，他年轻，没有雇主，没有家庭和工作的联系。与邻居和家庭参与的谋划以及同谋和贩卖的诡秘复杂正相反，安德里亚以他的孤独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凄凉的近乎现代的人物，他割断了与家庭和家庭保障网络的联系，这些本来可能在当时的案情中拯救他。圣皮耶罗拱廊（The arch of San Piero, L'archino di San Piero）的一个园丁，一个赌徒，偶尔也做一个门房。他短暂的生命在机遇和冒险的旗帜后面行进，这让他经常偷窃。他在将要死去的人中间行动敏捷，用他的刀子启开公共卫生委员会封起的大门。他什么都劫掠——床单、钱、一件斗篷——并且在贫民窟卖掉一切，最终在那里他被捕。因为他的大意、匆忙、或者对他人毫不在乎，他抓住任何碰到的东西在任何他能行动的时候。年轻、大胆、孤独，他的形象接近于笛福的人物；这不仅表现在他脆弱的“现代的”无根之中，也恰恰表现在促使他行动的经济逻辑中。远非要从官员的纪律措施下保护一个同伴或者邻居，安德里亚只为了钱抢劫，也因为这个原因他被惩罚。
他的案子，和另外两个不特别重要不需要对有罪一方判刑的案子，在被指控的队列当中勾画出一种罪犯，在他们身上老问题汇聚并被打击：流浪汉，无根，不确定的职业、缺乏出身背景。在连结期望和经验的曲线上，安德里亚的故事与前者一致；这是针对财产犯罪的一个异常案件，因为那些人犯罪的动机指向记忆和希望的融合。
第二组犯罪解释了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之间的联系构成了隐藏病人和死者的身体，而不是把它们报告给健康委员会的企图。
当传染袭击了一个匠人或者店主家庭的一员，这个群体会试图违抗健康规定并分成两组。一组中，父亲和年龄大到可以工作的男性，会悄悄离开他们的住处，住到商店里。在邻居和一同工作的人的帮助下，他们在那儿随机过着能够继续生产和做生意的生活。第二组由母亲和小孩子组成，他们呆在家里帮助生病的家庭成员。通常，父亲或者一个兄弟回来打听他隔离的亲戚，他们的来来去去惊动了怀疑的警察。
偶尔也会发生一个店主帮助一个染病的雇员， 给他买药，但是他死后会丢弃他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邻居报告关起的屋子内发出的可疑气味会引起行政官员的注意。这些简报中描述的指控（瘟疫期间擅自营业），呈现了这个和相似的违规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家庭中即使是疾病和死亡也不能中断商店里和街上的社会生活。
在另外一方面，有些案件中涉及宫廷工作人员的家庭或者大行会（Arti Maggiori）成员，藏起生病或者死亡的亲戚的企图，通过由本区外科医生正规签署的证书显露出来。这份文件证明疾病“无需怀疑”，尽管偶尔会引起行政人员的怀疑。把尸体埋葬在教堂这样的一份证书必不可少，它从健康委员会指定的外科医生传到教区牧师（或者他的替代者）手里，是允许在神圣的土地上埋葬的必要先决条件。总而言之，人们可以从针对收买的外科医生的诉讼，或者从可疑的健康证书中，推断隐藏身体的动机是为了确保一个体面的埋葬。
佛罗伦萨七个最早的大行会徽章
Arti Maggiori Fiorentine. LE ARTI FIORENTINE. Archivio di Stato.
事实上，瘟疫时期的死亡根本上来说被看作是不体面的，公共大墓让死亡变得更加野蛮，成千无名的尸体撂在里面，留给偶尔会被稀疏的栅栏限制的野狗。我们能够接触的文本回忆了公共卫生官员施加的预防措施，在人们心中唤起的困惑和失去了民间得体礼仪的感觉。并非偶然，一个教会的作者捕捉并抄写下了那种恐惧的回声，并把它遮掩在一个疯子喊出的预言暧昧的词汇中：
夏天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佛罗伦萨城，发现了一个下层出身，生计低微的人，名叫马西诺（Masino），每个人都觉得他疯了……【马西诺】走遍大街小巷说话、喊叫，“在天空，在天空，明天我会回报你，在乡下，可看那些瓜！”除了这些他嘴上再没有别的话，因此，老百姓都认为并相信他疯了，因为他们从来都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或者说他试图用这些词语表示的是什么。
Gaetano Giulio Zumbo,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Wax; length, 85 cm; depth, 89-8 cm; width, 46.9 cm. (Museo Nazionale, Florence.)
这个可怜的疯子的预言以隐喻的方式宣告了将要来临的城市内社会连结的解体。确实，“这些话，‘在空中，在空中，’他说的不是别的，而正是他伪装成野兽而来，要被露天埋葬，在乡下或者在田野里……【就像】野兽带走随便装在一个盒子里或者扔掉，就像它们来的那样。”“明天我会回报你”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惩罚，因为上帝“不在星期六回报……而现在从你【佛罗伦萨】这里会要求付出代价。”最后，预言的第三部分具体指出了惩罚的方式，“在乡下看着那些瓜”
意味着伪装成野兽，我们将会被去把我们死去的身体和尸体被埋葬在一个乡下的墓中，胡乱扔在那儿——有些腿向上戳着，有些肾脏朝天，有些这样，有些那样，完全不管谁是富人谁是穷人，谁是贵族，谁是无足轻重的人——而是每个人都胡乱堆叠在一起，扔在那儿像干草垛或者木头堆；我说，只不过要是他们是干草或者木头，它们会被堆得更整齐一些；而他们会被胡乱丢在那儿，有些盖住一半，有些露出一只胳膊，有些的头或者脚露出来成为狗或者其他野兽的美餐；这种样子，证明“在乡下，可看那些瓜！”这句话并产生作用。
Gaetano Giulio Zumbo (Syracuse 1656 - Paris 1701) The plague.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Firenze.
惩罚的丑闻因此完全在于丧失人性的死亡的恶名中——一个人没有被礼仪、眼泪和祈祷的习俗置于家庭之中。词语的紧张重复描绘了残肢断体和想像视野中疯狂的种种情状，似乎暗示了描述内容的视觉起源或者参照。人与兽的纠结重复了中世纪晚期表现死亡的胜利（Triumphs of Death）的趣味，在其中将死的人的堆叠起的身体，形成一条通往长着翅膀或者拿着镰刀的一个骷髅的道路。然而，在十七世纪的文本中，巴洛克意义的表现改变了那种图像学理念的密集；随着死亡形象的消失，它是中世纪形象的核心，瘟疫的意义现在转向习俗礼仪的扭曲和不能实现正当的惯例。通过设置一种系统性的无序，平等的法规与秩序和健康的法律相对立，瘟疫解体了好的死亡的剧场，让符码混淆让行为模式混乱。传达马西诺的先知的感性，和普遍的隐藏病人与将死的人的做法，都是出自这种片面而精确的对瘟疫的认识。
【 译注：“死亡的胜利” 最重要的出处是彼特拉克1351-1374年间，用托斯卡纳地方语，三行体，依照古罗马庆典仪式写的一组《胜利》组诗，包括：爱、贞洁、死亡、命运、时间、永恒六个主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整个欧洲的视觉文化中充斥着“彼特拉克的胜利”主题的绘画、刺绣等作品。】
PETRARCH, Trionfi [Triumphs]
In Italian, illuminated manuscript on parchment, probably Florence, c. 1450
Follower of Mantegna, Petrarch's Triumphs on Cassone-Triumphs of Love, Chastity, and Death, c.1460s.
The Triumph of Death
O ciechi il tanto affaticar che giova [...] Infinita e la schiera degli sciocchi"
illustration to Petrarch's 'Triumph of Death'. c.1480-90 Engraving
?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The Triumph of Death
由于越轨而导致的不体面埋葬的执念，当然已经在《十日谈》（The Decameron）第四日的故事中出现。故事讲述了不可预见的死亡。“愿上帝不要让我把这样一个年轻人，我的丈夫，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儿，丢在街上或者像狗一般埋葬，” 安德莱乌拉扑在加布里奥托的尸体上哭泣。“我已经为他流泪，我也要尽可能让他的亲戚能为他哭泣”。秘密的埋葬，否认自由流淌的眼泪，因而阻止了哀悼仪式的完成。在她的女佣的帮助下，安德莱乌拉以她的眼泪伴随她的行为，用丝绸布裹起她挚爱的人的尸体；经过几次倒霉的冒险之后，她对她的父亲讲述了发生的不幸，和她自己想要陪同爱人的尸体让他有个像样的埋葬。尼格罗先生被感动了，满足了她女儿的愿望，命令让这年轻人“像他自己的女婿的死亡一样得到足够的尊敬”。暴露在世人眼光下的尸体，被撒满玫瑰被公开哀悼——不仅仅是被家庭成员，而且被“城里所有女人和许多男人，他被极度尊荣地带去埋葬，不是装扮成一个平民，而是装扮成一个绅士，扛在最尊贵的市民肩上”。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6, Mort de Gabriotto
而另一方面，在第七天的故事中，卑微的羊毛工人帕斯基诺和他心爱的西蒙娜的突然死亡，“她通过纺织用自己的手指挣到她需要的面包，”却并没有以类似的郑重被对待。他们的同事，斯特兰巴、阿提乔亚托、古乔?因布拉塔、和马拉格沃勒“把他们埋葬在圣保罗教堂（San Paolo），那恰好是他们所属的教区”。
Boccaccio: Decameron, Day IV Story 7, Mort de Pasquino à c?té de Simona
公共葬礼的礼遇和众人的眼泪，是生来是绅士或者家境殷实的商人儿子的特权。在安德莱乌拉和加布里奥托的故事中，实际上是尼格罗先生，女孩的父亲，为年轻人的葬礼做了准备（“年轻人出身低微，但是有值得赞赏的嗜好”），因为，事实表明，他是他的女婿。加布里奥托和淑女安德莱乌拉的秘密结合因此把他从平民葬礼中救赎了出来。
薄伽丘的故事设计在瘟疫的框架中，就象十七世纪的故事叙述的那样。同样突然袭击被指控的人和重要人物的死亡，让我们想到类似的瘟疫情景和相似的习性。想要避免集体公墓，和避免经历与记忆中它同社会性无名无份联系起来的所有意味，在1384年也在1630年都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共同的目标。有必要的钱能够贿赂外科医生，可能会将那些能够实现家庭荣誉政治的人，与那些无法逃避健康紧急情况施加的规范的人区别开来。
一个人的遗产继承的范围（因而也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一个人死后地位的认可之间的联系，在奥拉齐奥·范尼（Orazio Vanni）的案子中以最明显的方式显示出来。奥拉齐奥是老桥（Ponte Vecchio）那儿的一个金匠。他很多年辛勤劳作，为了最终能在新圣母大殿（Santa Maria Novella），“里卡索利家族教堂对面”买一块家族墓地。范尼家族的社会上升旅程在这个行为中完成，它在所有人的眼光中确认了一个家族和他的商店强大而胜利的身份。
Ponte Vecchio
Santa Maria Novella, c1854
确保有尊严的死亡的个人和群体的策略，通过鼓励藏起死者和病人让机构控制偏离准向。对大公的工作人员和大行会的成员来说，一个亲戚的身体也是归属的象征；它的可见首先在坟墓，其后在雕刻的墓碑下，在精确定位的家谱记忆中占据着一个恰当的位置。
与此相反，下层阶级的证言常常承认，有些死于瘟疫的亲戚被埋在田野里或者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某些案件中，一个被悉心照顾的朋友或者一个亲戚（不管官方规定）死后，在夜晚搬走被丢在街上或者别的地方，没人会费心埋葬他。在这里，违规是身体适时地从家庭的中心分离出去，这样家里的人可以继续他们商店里的工作。下层阶级，没有家庭墓地，习惯于卑微的埋葬，这正是薄伽丘隐射的，他们关心生命和辛劳的身体，养活所有人。他们在瘟疫期间的抵抗主要的欲望是和家庭，以及和商店中的朋友在一起，并且保持正常的社会交往。能够忍受织布机、车床、凿子的磨损，身体的元气是是首要的。
对那些属于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的人来说，不能逃到乡下，抵制瘟疫和健康权威似乎专注于死亡。工作人员阶层的成员和那些不完全依赖每日工作谋生的人，想要让体面和家庭群体中互相支持的形象永存。这个形象在外在表现和记忆中，恢复了祖先与后人的和谐等级。对这个阶层的成员来说，死于瘟疫就像穷人或者丢脸的人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