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2001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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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江泽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江泽民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江泽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泽民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江泽民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泽民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年9月，江泽民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江泽民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年，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江泽民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6年5月，江泽民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9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泽民受到冲击。1970年底，江泽民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11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年回国，江泽民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年、1974年，江泽民先后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年，江泽民率团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年，江泽民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年，江泽民先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8月，江泽民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2年5月，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他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江泽民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共十六大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江泽民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江泽民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中共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江泽民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江泽民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纪之交，他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江泽民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强调，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他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江泽民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他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提出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此后进一步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他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尽快形成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

江泽民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实现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实现澳门回归。他先后赴香港、澳门参加中英政府、中葡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江泽民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1995年1月，他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愿望和台湾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他提出文攻武备总方略，领导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他郑重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坚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江泽民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提出，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他提出，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他提出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他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强调，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

江泽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他团结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江泽民文选》主要收入了江泽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来源：新华社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66期：聚焦二十大，迈向共同富裕

“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的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绝不仅仅是收入，而更主要的恰恰是居民的幸福感。”

在东方卫视11月8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66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钱文荣教授，解读从全面脱贫走向共同富裕。

张维为：

在全球瞩目的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持续上千年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致从18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又一场侵略战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和大量的战争赔款把中国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长达百年的战乱动荡，国家最终变得一贫如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民族复兴伟大进程。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通过不懈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独立的科技体系和国防体系，进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妇女解放和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等在内的一系列伟大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也要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仍然相当低。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启了消除贫困的壮举，至2020年，中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四十年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约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75%左右，实现了现有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伟大的成就永远改变了中国，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个人认为其中有四条特别重要。一是动真格，标本兼治。国际上扶贫工作最通行的做法是救济扶贫，对于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政府提供某种救济，但这种方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后，决定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彻底消除中国的绝对贫困。

这首先体现在我们动真格，不断提高扶贫标准，比方说2001年我们把扶贫标准定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65元，当时的贫困人口在中国范围内是9423万，十年之后的2011年，我们把标准提高到2300元，对应的贫困人口数量变成了1.22亿；也就是说，尽管经过十年的高速的经济发展，我们的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将近3000万，其它国家一般不会这样做，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国家的发展，我们尽量把更多的低收入群体纳入整个国家的扶贫体系，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我曾经考察过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扶贫方法非常简单，往往就是把国际组织提供的援助款项直接发给穷人，很多是他们需要争取选票的这种选民，这样一来，某个时间段内它们统计的数字上的贫困人口就会减少一部分，但仅此而已，从中长期来看它们的贫困人口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美国的特朗普总统更加直截了当，直接开印钞机，给穷人发放印有他签名的支票，而美国的贫困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至于美国五六十万无家可归者，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美国选举政治中根本就没有声音，所以政客们对他们的处境几乎是不闻不问。

除此之外，我们扶贫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这个标准，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我们自己对云南一个贫困县脱贫的数据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我们的结论是政府为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提供的资金大约是14万元到57万元，从而做到“两不愁三保障”，我们用个中间数，算35万，大约等于5万美元。这些都还没有计算我们中国农民兄弟的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等等。而且中国的绝对贫困大都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相比美国的绝对贫困主要发生在大城市，特别是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扶贫难度严格讲比中国低很多，但政府不作为，它没有消除绝对贫困这种理念。根据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到2020年我们消除绝对贫困的时候，达到的是12588元。

2020年6月30日，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凉山州布拖县乌依乡阿布洛哈村通路通车了。图自四川日报

第二是精准扶贫，一抓到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这包括“六个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扶贫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还有“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而且中国的做法是一抓到底，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抓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党和政府是真心诚意地，拿出真金白银，实打实地帮助社会最弱势的群体永久性地脱贫，我们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普惠性，一个都不落，这在其它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发展引领，多管齐下。我们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由输血式扶贫变成造血式的消除绝对贫困。在党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以全面发展带动扶贫，不断拓宽贫困农户发展商品生产、增加收入的渠道，从种植业到养殖业，到农村的二、三产业，如旅游服务业等等。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普及，我们的开发扶贫、发展扶贫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大限度地开发，而是把生态环境、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区参与等等均列为开发式扶贫的重要内容。多管齐下广义上还包括社会力量的参与扶贫，比方说我们的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我们东西部协作扶贫、国企和民企积极参与扶贫等等。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所谓的“涓滴”效应，自由化和市场化带来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会自然而然地“涓滴”到贫困群体。但过去数十年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纯粹靠市场机制无法产生这样的效应。恰恰相反，市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宏观协调，往往会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今天许多西方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不断缩小，民粹主义泛滥。

而中国通过发展引领，既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作用，也发挥市场和民企的作用，创造了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这个世界奇迹。如今的中国享有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应用，远远领先美国，美国的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建设大农村的通信基站，因为这样做会长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国是国企承担了把通信基站和网络建到所有村庄的使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模式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努力的一部分。政府还投资建设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等工程，而民营企业抓住这个发展的历史机遇，壮大起来，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大规模的扶贫减贫。

最后是迈向共同富裕。在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的进展，而且提出了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凡事都先做试验，我们改革开放就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

党中央决定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未来的共同富裕是什么样子。浙江的省情具有中国国情的一定的代表性。浙江是“七山一水两分田”，既有城市也有农村，农村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约一半，与中国整个国家的情况类似。此外，浙江省的发展均衡性相对比较好，已经有了建设共同富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比方说，浙江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低于全国的2.5。浙江省已经提出到2025年共同富裕示范区要取得实质性成就这个目标，我们相信浙江一定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谢谢大家！

钱文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也为我们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20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正如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瓶颈，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倍差依然达到2.50倍，城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差距依然巨大，这些问题对我们迈向共同富裕形成了突出的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作出部署，明确了到2035年的目标任务。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打造可示范可推广的模式和标志性成果，为全国共同富裕探路。

一讲到共同富裕，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收入，收入确实很重要，但是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绝不仅仅是收入，而更主要的恰恰是居民的幸福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可能提高了几十倍，但也有很多人依然感到不幸福，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行为科学证明，人类具有对不平等的天然厌恶，收入不均将显著地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从这个角度来讲，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知道，欠发达地区之所以欠发达，大多存在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加快发展恰恰是它们的难点和痛点，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更是难中之难。

浙江临安白沙村

浙江省为了推动26个山区县的跨跃式发展，通过专项用地指标的支持，创造了“飞地经济”模式，也就是让这些相对欠发达的山区县在发达的县市有了一块“飞地”，可用于二三产业的发展，这样就比较好地突破了产业发展中原有的限制。农村产业发展可以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打下基础，但是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对农民的生活带来困扰，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利用生态文化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是浙江农村发展的普遍经验，浙江杭州太湖源镇有一个村叫白沙村，它是浙江省最早发展乡村旅游的村之一。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到目前为止，这一个产业已经带动全村72%的劳动力就业、创业，仅仅旅游这一项收入就为村民创造了人均年收入7万元的收入。但是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也开始出现像饮用水供应不上、污水、垃圾处理等严重问题，给游客、村民带来很大困扰。此后，该村就开始实行减床位、提质量的行动，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既改善了整个村容村貌和生态环境，也提升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质量。我们讲绿色是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年来浙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普遍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增强了广大农民的幸福感。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也来自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的普遍缓解，比如浙江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共体、教育集团等模式，让高水平的医生和教师下乡，解决农民及其子女的看病难、上学难问题；通过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快递等解决农民的出行难、物流不畅等问题；通过人居环境的整治，解决脏乱差问题等等，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得到大大提高。

当然，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采取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举措”，正是提高广大人民幸福感的关键举措。我们要努力地破解公共保障不平等的体制，构建城乡一体、共建共享的民生保障制度，着力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并将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转型三大要务“并轨”，以有温度、有力度的制度创新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全面赋能。

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智力支撑是我们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扎根于浙江这片热土上的一所一流大学，早已深度融入到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中。

2006年，为了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探索出一条新路，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亲自过问下，浙江大学与湖州市举全校和全市之力，围绕建设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展开了全面合作。16年以来，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市校合作不断深化，湖州市已经形成了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的新格局。2021年该市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了1.65:1，成为中国城乡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

我们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三农问题”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机构，在以社科赋能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经验。我们还通过“黄土地”计划，即学生到基层挂职、欠发达地区支教、社科赋能欠发达地区发展等行动，推动学生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做出贡献，同时也培养他们自己的家国情怀和实践能力。

我相信，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浙江大学一定可以更好地通过构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人才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等载体，全方位地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力量，努力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富裕之路。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谢谢两位教授刚才的演讲，回望我们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实现小康，再到展望共同富裕这样的一条道路，可以说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心潮澎湃的感觉。每个不同的阶段有共同点，就是我们的领导力量，我们党非常坚定，这是很重要的、最核心的作用。

张维为：中国模式特点是一茬接着一茬干，跟西方模式一茬对着一茬干，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我们真的是久久为功，一个大的战略定下来之后，一代接着一代干。然后你会发掘一段时间之后，变化就出现了。我老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可以调整的，出现各种问题是可以纠正的；但战略对，大方向对，最后就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主持人：钱教授常年从事农村观察研究，这一块应该也很有体会。

钱文荣：从基层的角度来讲，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中国凡是做得特别好的那些村庄都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好的带头人，基本上就是村里面的党支部书记。那么，什么是好的带头人呢？两个特点，对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内，是一个有情怀、公平公正，有意愿带动农民共同致富的人。

主持人：在我们消除贫困、实现小康、共同富裕这条路上，非常重要的是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张维为：对。五级书记抓扶贫，这个很厉害，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抓到底，中央、省、市、乡、村都有。

我去安吉做调研，我看了总书记当年在安吉讲话的完整录像，他对问题的看法，已经讲得很超前。那是2005年，总书记说，这是世界普遍的规律，一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就要开始旅游文化消费，所以你们这儿要转型，不要再去开矿什么了，然后他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理念领先。一旦形成共识之后，就一抓到底。然后一茬一茬干，五级书记一起干，这个模式真是产生奇迹的。

主持人：看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当中，数百万的扶贫干部冲在一线，许许多多的党员成为了最最先锋的战斗堡垒，甚至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牺牲在了扶贫第一线。刚才钱教授说了一个词，他说有情怀，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光是一种责任，有家国情怀在里面，这是我们观察中国一路走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钱教授在介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些做法，我觉得真的有挺多亮点，“飞地经济”我特别感兴趣，您说是欠发达的一些地区，可以在发达地区获得一些指标，把自己的二三产放在那里，那么发达地区它获得了什么？

钱文荣：对于那个发达的县来说，为什么愿意做？我觉得首先还是政治情怀。作为省政府给你的一个任务，你有责任来帮助那个相对欠发达的县来共同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有收益的。从企业本身来讲，人家的企业办在你这里，至少就业大部分是在你这个发达地区。第二，也有利于增加整个开发区的人气，整个人气上来以后对推动城镇化发展肯定是有利的。

其实这两个县的合作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好处，因为相对欠发达地区也有一些好的资源，这种互赢的模式可能是现阶段需要做的。

主持人：这样的对口帮扶其实也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一部分。

张维为：对，其他西方模式下边没有的。我一直讲我们是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叫掏心掏肺地互相帮助，即使出现一些问题，只要中央一下指示，一做工作，下边马上就通了。为什么通得这么快？一是背后有个情感在里面，就是你讲的家国情怀；另外就是我们有全国一盘棋的观念。前段时间，我去安徽调研长三角一体化，安徽几个相对落后的县市，上海有几个区在跟它们对接，对口帮助效果非常好。

主持人：共同富裕示范区前面的名词叫高质量发展建设，当下我们在共同富裕这条路上说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钱文荣：总体上我觉得高质量发展还是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利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以前，我们的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让贫困人口、深度贫困地区都能脱帽，那就瞄准人均收入2300元（每年）的这个目标，所以产业发展可能也是对准这个目标的；实在不行的地方，政府可以兜底，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

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需要把脱贫地区的进一步发展纳入到整个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轨道，那么整个产业就需要升级。打个比方，我刚才讲到乡村旅游的发展，我们发现白沙村的发展跟整个环境产生了一矛盾，所以政府和村里采取了很多措施，把床位降下来，把楼层降下来，我就给你补贴，当时是靠补贴、靠激励来做的。最后农民发现，改造以后，尽管房间少了，但每个房间的收费可能上去了，因为整个档次提高了。所以，最终更加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句，我刚才演讲里面也讲，脱贫标准从2300元到4000元等等，但我们做的工作不止这些，很多数据都没有算进去，如“两不愁三保障”货币化花费的资金，我们的测算是每户5万美元左右，这还没算上我们农民兄弟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等。实际上，我们反贫困的水准真是不低，我是为数不多的不再用“发达国家”概念的学者，因为这个概念给西方国家太多名不副实的软实力。其实所谓“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困比比皆是，特别是美国。

主持人：再来看浙江的共同富裕，您特别在演讲中谈到了，收入问题解决了之后，很重要的还有那种获得感和幸福感。

张维为：有时候一讲共同富裕，大家想到的首先是分配，但我们有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分配得更公平、更好，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辩证的关系。饼还是要做大做好，然后再更好地分配，当然现在存在的突出问题也要妥善解决。

主持人：一切奋斗到最后都要落实到生活是不是美好，是不是宜居宜业。迈向共同富裕，现在浙江在做实践探索，我想未来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做这个事。总书记在二十大的报告里也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所以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讨论环节】

赵宗胤：老师们好，众所周知浙江的富裕程度比较高，发展均衡性也比较好，一方面这是浙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影响到浙江经验在其它地区的推广，所以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更有效地把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更多的地区？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二十大的报告提“中国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讲的中国经验、包括浙江经验，不只是对中国其它地方有用，对世界其它地方可能会有启发的。比方说我前面演讲中我提到的，浙江特点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这和我们中国的国情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山区的共同富裕，可以看看浙江是怎么做的，两分田的地方共同富裕，也可以看看浙江怎么做。

从世界范围也是这样的，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到中国来看，比方中东地区沙漠，看我们怎么防沙、治沙、固沙，看看发展沙培植物是如何帮助解决扶贫问题的，真的会有启发。所以我们公开讲的是中国国内的示范，其实它有全球意义。我觉得我们要有人类情怀，从总书记报告中你可以看到他的国际视野和人类情怀，这很重要。。

主持人：我也提供一个我的观点，并不是说浙江的做法和探索一定要复制推广到其它的地方，而是说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经验，如果有共鸣的、有启发的可以取一瓢饮，这一点非常重要，看看可能哪些地方可以用得到。但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就像中国有“中国式现代化”一样，每个省有每个省的省情，做法不需要完全一样，只要有启发就可以。

钱文荣：我非常同意两位的意见，我们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就办了一个叫国际反贫困研修班，也是国家商务部委托办的一个班，到目前为止应该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来学习。每次来的时候，他们都有大量的时间去跑，浙江当然是他们主要去的地方，但是他们也到西部、到中部去看，总体上他们感觉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浙江有浙江的特色，到了别的地方以后，可能也有不适用的地方。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要搞示范区，最后我们希望总结出浙江的经验中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纯粹是浙江特色的。

田重：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共同富裕是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的现实命题，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一种全面的、系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统一的共同富裕，我想请问各位老师，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比翼双飞，更好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谢谢。

张维为：这个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是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比翼齐飞，这个目标非常之好。确实是，追求现代化、追求发展所导致的就是文化中出现一些过分物质化的问题。好在这个趋势在过去十年中慢慢被扭转过来，背后是人民群众也觉得我们希望过上更有品质的、有文化的、有品位的生活。从市场的角度也是，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比方说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这些节目这么受欢迎，就表明大家到了要求这个品位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讲“中国式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可以与“美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对比，美国显然是无穷地追求物质欲望，你只要去美国就会有这个感受，它的氛围就是拼命地追求物质欲望，直至走火入魔。美国的电视广告就是呼唤发财，三千万、五千万，非常直白，包括其吸毒泛滥和枪支暴力泛滥，反映的都是美国精神的颓废。

现代化现在是可以比较的，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共同富裕，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者的比翼齐飞，这非常好，在很多方面浙江可以做出示范的作用的。

浙江大学“黄土地计划”

钱文荣：共同富裕特别强调物质富裕和文化高地的打造，从我们乡村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乡风文明也好，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好，本质上还是要让中国农村的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有机结合。为什么？我们的乡村社区是非常和谐的，在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优秀文化、农耕文明的这种合作精神都在这里面。如何把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扬好，同时通过开放式的发展来接纳现代城市的文明、并替代原来乡村文化中那些相对不好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关键。

王玉芬：大家好，2019年的3月18号，我有幸参加“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书记说“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国际校区，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受到了海内外一流高校的普遍认可，我想请问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够更好地激励我们的同学，未来能够学成归来，成为我们共同富裕建设的主力军？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不是特别担心，因为留学生回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大概连着三五年了，每年回来都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现在九零后、零零后出去，基本上大部分出去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回来要做什么事情，这是大概率。

我老说一出国就爱国，所以培养爱国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国外去呆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发觉中国很多方面的制度优越性。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明白人都很清楚世界的未来在哪里。另外，国际上确实有激烈的人才竞争，特别是顶尖人才的竞争，各个国家几乎都在用高薪等各种条件来吸引人才。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中国的条件已经不弱了，我们是很有竞争力的。此外，中国海外人才的家国情怀也会发挥作用。

钱文荣：对，从培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感觉主要是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我们的同学了解我们的国情，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其实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比如黄土地计划，就是让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到基层去挂职，跟基层干部一同去解决一些基层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叫展翅计划，主要是到中央部委机关，也是利用暑假期间去挂职，了解部委是怎么决策的，从宏观上可以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科研调研、支教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我觉得同学们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情怀的培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潜移默化产生的。

楼华梁：各位老师好，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是上海市和浙江大学联合共建的一个新型研发机构，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金融、生物医药、工程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总书记2002年在浙江主政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这么一个开放发展理念，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这个国家战略，现在浙江大学在上海设立了高等研究院这样一个平台，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怎样更好地参与到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过程中？

张维为：这个做法在大学里是比较新颖的，浙大一直保持了这种锐气，就是开拓创新，你们校训里就有“求是、创新”，令人感佩。另外从你刚才介绍我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就是强强联合，浙大有自己比较强的地方，如计算机、AI、人工智能等等，上海则有非常强大的现代制造业，我想这两者结合起来非常之好。

钱文荣：我感觉这个研究院可以发挥几个作用，一个是窗口，浙江大学在上海展示浙大的科技力量，然后来跟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企业合作。第二个应该是桥梁，因为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推进，需要整个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大企业的参与，高等研究院可以在企业跟浙江之间的发挥合作桥梁的作用。第三个可以是平台，是一个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平台，毕竟是处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可以从这些方面为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服务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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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这样走过！

2001年，崇明确立建设生态岛，回顾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憧憬繁花似锦的美好未来，崇明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按照“全生态、高品质、国际化”发展方向，奋力创造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奇迹。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崇明生态岛的发展历程。

崇明生态岛发展历程

1997年起，上海对崇明发展战略和发展定位开展广泛研究论证，提出了生态发展思路。2000年，上海正式启动《把崇明建设成为上海生态绿岛的研究》课题，开始滚动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提升环境要素品质。崇明从提出生态发展方向，到向世界级生态岛目标砥砺奋进，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建设生态岛（2001-2009年）

200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提出将崇明作为二十一世纪上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2001年崇明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县“两会”明确建设生态岛。

2003年，市政府把崇明建设生态岛纳入《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实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的纲要》。

2004年，崇明组织开展生态岛建设大讨论，推动形成建设生态岛的广泛共识。

2005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山区长兴乡、横沙乡划入崇明县管辖。

2006年，市政府批准通过《崇明三岛总体规划（2005-2020）》，崇明三岛联动发展战略开始实施。

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视察崇明时指出，“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扎扎实实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为崇明坚定生态发展道路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第二阶段

建设现代化生态岛（2010-2015年）

2010年，市政府发布《崇明生态岛建设纲要（2010-2020）》，明确建设现代化生态岛。按照《纲要》，全市上下全力推动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滚动实施，截至目前实施了四轮，共计255个项目，总投资960亿元。

2011年，崇明生态岛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崇明生态岛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相继成立。

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六部门批准崇明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崇明生态岛国际评估报告》，指出崇明岛生态建设核心价值反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经济理念，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探索区域转型的生态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宣布将崇明生态岛建设作为典型案例，编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色经济教材，建议全球42个岛国学习。

第三阶段

建设世界级生态岛（2016年起）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市委、市政府为更高水平建设生态岛，2016年7月实施崇明“撤县设区”，并组织制定《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崇明2035年总体规划，明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目标。

2017年，崇明开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大讨论，对生态岛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得到持续增强。

201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和《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相继发布。同年，国家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崇明成为长江经济带首批开展绿色发展示范的地区之一。

2018年至今，崇明以筹办2021年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为契机，推动全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现代花卉产业加速发展、酒店民宿扩容提质、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推进、群众生态文明素养大幅提升，充分展示生态岛建设最新成就、我国花卉事业最新成果，全面提升崇明国际知名度、美誉度，助力美丽上海、美丽中国加快发展，迎来世界级生态岛美丽蝶变。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历届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全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如今生态岛建设成为全社会共识，生态环境品质实现历史性转变，生态产业体系实现变革性重塑，生态民生保障实现跨越式发展，不断开辟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境界，迈上演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征程。

编辑：李琳

这张老照片里，有习近平和父亲的澳洲情｜习主席的国礼故事⑤

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大洋洲，第一站来到澳大利亚。

这是自1988年起，习近平第5次踏上澳洲大陆。为了欢迎这位“最了解澳大利亚的中国领导人”，澳方挑选了一件充满温情的礼物——习仲勋于1979年11月底至12月初访澳的一张照片。

2014年11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赠习近平的习仲勋访澳照片。（摄影/胡杨）

改革开放初期，在广东工作的习仲勋曾率团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进行友好访问。时值中澳建交7年，广州还没有直达澳大利亚的航班，一行人只好坐火车到香港，再转乘飞机前往新州。

历时十余天，行程上万里。在澳大利亚，习仲勋不仅“看到和学到许多东西”，还与时任新州州长内维尔·雷恩签署了广东和新州结为友好省州的联合声明。在赠送习近平的这张老照片里，习仲勋身着中山装，神采奕奕，紧紧握着雷恩的手。

同父亲习仲勋一样，习近平也为推动中澳城市、省州之间交流合作倾注了大量心力。他说：“我曾长期在中国地方工作，深知地方领导人责任之重、工作之不易，也深知地方交流对两国关系的重要促进作用。”

2014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演讲。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2014年11月17日，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演讲时，习近平透露了一个特殊行程——

“明天，我将去塔斯马尼亚州，这样我将走遍澳大利亚所有的州，我对澳大利亚的认识就可以更加丰富。”说到这儿，他幽默地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该发给我一个证书？”

2014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参观访问。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机场时，与前来欢迎的当地儿童亲切交流。新华社记者马占成 摄

习近平提到的塔斯马尼亚州，是澳大利亚最小的州，全部由岛屿组成。在那里，有习近平珍藏13年的一个心愿。

塔州原州长吉姆·培根年轻时对中华文化十分感兴趣，曾作为澳中友好协会成员访华并受到周恩来接见。1999年11月，培根以塔州州长身份访问福建，第一次见到在闽工作的习近平。

“两个人都是率直的性格，特别能聊得来。”当年负责接待事务的省外办工作人员回忆。培根对福建友人说，自己非常喜欢习近平，称他“气度不凡”，而且“有国际视野，对许多国际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表示“将争取每隔一年就来一次福建”。

2001年，培根再访福建。习近平同他一道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周年联合声明，并授予其“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听说培根喜欢歌曲《鼓浪屿之波》，习近平特意将这首歌的磁带送给他，同时接受了培根“到塔州走一走、看一看”的邀请。

遗憾的是，培根因病英年早逝，两人没能再见上一面。

2014年11月18日，习近平如愿来到塔州，专门看望了培根家人。培根的遗孀哈妮说：“他（培根）曾经非常期待你访问塔州。”习近平告诉她：“所以我此次来这里，我觉得也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对一个友人的心愿。”

2014年1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参观访问。图为习近平看望已故塔斯马尼亚州前州长培根的家人。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培根家人向习近平展示了培根生前几次访华的照片。习近平边看边忆及昔日情景，当看到他和培根的合影时，习近平动情地说，这些照片我现在也珍藏着。

广东和新州、福建和塔州的深厚情谊仍在延续，中澳之间已结成10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习近平指出，根深则本固，中澳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惠及地方。

2014年底的大洋洲之行，习近平在10天内到访3个国家，走过7座城市，为中国外交写下浓重的一笔。

见证中澳两国合作文件签约时，习近平站了很久，他风趣地说“累并快乐着，因为站得时间越长，说明合作成果越是丰硕”；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同新西兰建立起市长论坛机制，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还邀请同中国建交的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斐济相聚，表示“中国将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大洋洲北望亚洲、南扼南极，跟中国虽不接壤，但跨海毗邻、交往久远，中国同样将其视为大周边，“亲诚惠容”的理念一以贯之。在大洋洲国家，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中国是邻国。”

文/钟祺

编辑/海声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福建日报、《习仲勋传》等

来源： 学习小组

赵文生，主动投案！两个文生，同样官衔，先后落马

赵文生主动投案老领导去年落马

6月2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赵文生（高级指挥长消防救援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云南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曾先后在福建、云南工作

据公开简历，赵文生出生于1967年11月，早期在福建省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工作，历任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区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支队政治处主任、副支队长等职。

2008年，赵文生任龙岩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2013年调至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历任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总队长等职。

2017年9月，赵文生跨省调整，调任云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

2018年机构改革后，公安消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改革方案显示，公安消防部队转到地方后，现役编制全部转为行政编制，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承担灭火救援和其他应急救援工作。

官方简历显示，2019年1月，赵文生套改为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级正职。2020年2月，赵文生任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至此番主动投案。

曾教导消防新生“要做到政治忠诚”

公开报道显示，今年6月10日，赵文生出席了云南省涉火案（事）件调查协作机制领导小组第一次联席会议。

2020年4月，赵文生在一次新招录消防员入职教育训练结训典礼上说，要做到政治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忠诚”铸入灵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保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胸谋为民情怀，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苦乐观，坚持以百姓安全为价值追求、以群众口碑为工作标准，以刻苦训练为乐，以为民服务为荣，尽早将自己塑造为一名合格的消防员，用自己的行动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勇于担当奉献，摆正心态、立足岗位、干好本职，自觉把独善其身的个人“小我”升华为兼济人民的光荣“大我”，以强烈的奉献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消防事业上行稳致远，要牢固树立服从意识和大局意识，做到不计个人得失，听从组织召唤，真正做到在关键时刻和重要任务面前能够挺身而出、担当作为。

老领导去年落马

此外，去年9月，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王文生被查，今年4月被开除党籍。

经查，王文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涉案款物，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操办女儿婚宴之机敛财，长期无偿占用下属车辆；组织原则缺失，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封官许愿、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本人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违规干预下属单位执法工作；临退放纵，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在恋亲济亲中弃守纪法底线，将组织赋予的消防装备采购、建审验收、监督执法等权力当做攫取巨额利益的工具，罔顾职责，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赵文生简历

赵文生，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大学本科学历，198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7月至2008年12月，历任福建省福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见习学员、参谋、助理工程师、中队长、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区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支队政治处主任、副支队长；

2008年12月至2013年4月，任福建省龙岩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长；

2013年4月至2017年9月，历任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总队长；

2017年9月至2019年1月，任云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

2019年1月套改为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级正职；

2020年2月至今，任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党委副书记、总队长；

2022年6月被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除了通报赵文生被查，这两天还通报了其他4位厅官被查情况和3位厅官被查处的结果——

黄家胜财迷心窍贪得无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安徽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安徽省委批准，安徽省纪委监委对省公安厅原二级巡视员黄家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黄家胜身为公安机关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党性原则，践踏职业操守，不知敬畏，不守底线，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执法犯法，公然插手干预司法办案，长期聚众赌博；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财迷心窍，贪得无厌，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信息化建设项目承揽、刑事案件处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黄家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安徽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安徽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黄家胜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安徽省公安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陈小平被开除党籍。经查，陈小平背弃初心使命和职业操守，漠视党纪国法，对抗组织审查，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违规收受礼金、购物卡，利用职务便利在案件办理、药品中标、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黄家胜简历

黄家胜，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安徽寿县人，大学学历，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2年7月至2003年4月，历任安徽省公安厅科员、副科长、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正处级秘书；

2003年4月至2014年4月，历任省公安厅纪委副书记、警务督察处处长、副督察长（其间：2005年2月至2007年2月挂职任临泉县委副书记）；

2014年4月至2015年12月，任池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级）、党委书记、督察长；

2015年12月至2020年6月，任池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督察长；

2020年6月至今，任省公安厅二级巡视员。

曹颖被查

同市已有多名领导被查

6月21日，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辽阳市政协主席曹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曹颖长期任职辽阳市，2018年任辽阳市政协主席。

官方履历显示，曹颖出生于1962年10月，早期任职辽阳市民政局，1998年任辽阳市政府副秘书长，2002年任白塔区区长，2006年任白塔区委书记。

2008年1月，曹颖任辽阳市副市长，2015年12月任辽阳市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7月转任辽阳市委政法委书记。2018年1月，他任辽阳市政协主席，至此番被查。

在曹颖被查的一周前，6月13日，辽阳市政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议，围绕贯彻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关于深入推进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的通知》进行专题学习。

曹颖要求，市政协党组成员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落实《中共辽宁省委关于深入推进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工作的通知》要求，带头自觉接受监督，带头加强自我监督，带头强化互相监督，切实发挥表率示范作用。要强化政治担当，压实主体责任，落实“一岗双责”，着力提升监督效能，全面筑牢思想防线，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持续增强政协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此前，辽阳市已有多名领导被查↓

今年4月9日，辽阳市原副市长马立阳，被查。马立阳于2012年任辽阳市副市长。

今年1月11日，辽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强、辽阳市原副市长吕有宏，同日被查。陈强曾历任辽阳市副市长，辽阳市委常委、副市长，辽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阳市委副书记，辽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吕有宏于2011年任辽阳市副市长。两人均与曹颖长期共事。

曹颖简历

曹颖，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1984.07--1987.10 辽阳市民政局计财科会计；

1987.10--1989.12 辽阳市民政局计财科副科长；

1989.12--1994.05 辽阳市民政局计财科科长；

1994.05--1996.04 辽阳市殡仪服务中心主任；

1996.04--1997.01 辽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兼市殡仪服务中心主任；

1997.01--1998.12 辽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兼市殡仪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1998.12--2002.10 辽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2002.10--2002.12 辽阳市白塔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

2002.12--2006.02 辽阳市白塔区委副书记、区长；

2006.02--2008.01 辽阳市白塔区委书记；

2008.01--2015.12 辽阳市副市长；

2015.12--2016.07 辽阳市委常委、秘书长；

2016.07--2018.01 辽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8.01--2018.02 辽阳市政协主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8.02--至今，任辽阳市政协主席；

2022年6月被查。

安海棠被查已退休近6年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辽宁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原主任安海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安海棠简历安海棠，男，汉族，1956年10月出生，1974年8月参加工作，200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74.08--1976.01 盘锦市陈家乡知青；1976.01--1977.02 海军第二航空机务学校军械专业学员、副区队长；1977.02--1980.02 海军航空兵十六团军械员；1980.02--1986.06 辽宁省百货站科员、副科长；1986.06--1987.06 辽宁省百货公司副科长；1987.06--1988.10 辽宁省“三辽”工作队队员；1988.10--1993.11 辽宁省监察厅举报中心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3.11--1995.02 辽宁省纪委执法监察室正科级检查员；1995.02--1999.05 辽宁省纪委（监察厅）副处级纪检监察员；1999.05--2001.02 辽阳小屯水泥厂副厂长（挂职）；2001.02--2006.03 辽宁省纪委（监察厅）副处级纪检监察员；2006.03--2013.05 辽宁省纪委（监察厅）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正处级）；2013.05--2014.01 中共辽宁省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副厅级）；2014.01--2014.11 中共辽宁省纪委执法和效能监督室主任（副厅级）；2014.11--2016.11 辽宁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副厅级）；2016.11 退休。付京被开除党籍5年前曾被处分，取消正厅级退休待遇日前，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省发改委原党组书记、主任付京(2017年10月因违纪受到处分，被取消正厅级退休待遇，按正处级确定其退休待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付京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干部职务晋升中谋取利益;纵容、默许其子在私营企业挂名领薪，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牟利，大搞钱色交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付京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违纪违法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付京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早在今年1月，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付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此外，记者注意到，5年前，付京因违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正厅级退休待遇，按正处级确定其退休待遇。公开简历显示，付京生于1956年7月8日，四川省达县人，在职研究生，1974年5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付京长期在贵州工作，早年在贵州安顺市任职，2001年4月起任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此后历任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成员，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2012年5月明确为正厅级。2013年3月，付京升任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3年后退休。退休一年半后，即2017年10月，付京因违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正厅级退休待遇，按正处级确定其退休待遇。付京简历付京，男，汉族，1956年7月8日出生，四川省达县人，在职研究生，1974年5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至1987年4月，贵州省安顺地区息烽县知青、干部；1987年4月至1990年5月，贵州省安顺地区民政局科长、副局长；1990年5月至1992年1月，贵州省安顺地区紫云县委副书记；1992年1月至1992年11月，贵州省安顺地区普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1992年11月至1997年10月，贵州省安顺地区普定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1994年9月至1997年7月在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及现代文秘专业学习)1997年10月至1997年11月，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党组成员、副专员、普定县委副书记、县长；1997年11月至1997年12月，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党组成员、副专员；1997年12月至2000年12月，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党组成员、副专员、安顺行署国有资产营运管理公司总经理；2000年12月至2001年4月，贵州省安顺市重点工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机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重点公路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安顺市国有资产营运管理公司总经理；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02年3月至2003年6月，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成员、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2003年6月至2004年2月，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党组成员、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4年2月至2007年9月，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期间：2005年9月至2007年6月在武汉大学研究生院软件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2007年9月至2009年5月，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5月至2012年5月，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期间：2008年3月至2010年12月在武汉理工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2012年5月至2013年3月，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长级)、贵州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贵州省西电东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2016年3月退休；2017年10月，因违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正厅级退休待遇，按正处级确定其退休待遇。韩林被查 退休不到半年去年有一位下属被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山东省纪委监委消息：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韩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泰安市监委监察调查。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去年有一位干部被查。2021年9月23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副巡视员徐长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东省泰安市监委监察调查。今年5月，徐长森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通报说，徐长森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与他人多次串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购物卡；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长期大肆收受贿赂，数额巨大。
韩林简历
韩林，男，汉族，1958年4月生，山东莱芜人，1975年4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烟台卷烟厂党委书记、副厂长，烟台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滕州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青岛卷烟厂党委副书记、厂长。2004年1月，任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09年11月至2018年12月，任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22年1月，退休。
赵立宏被“双开”对组织多次教育挽救无动于衷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天津市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天津市纪委监委对中国农业银行河北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赵立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赵立宏身为国有金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纪律规矩意识缺失，知法懂法却不守法，把法律作为牟利工具，违规兼职做律师；利用法律知识规避法律，骗取、私分代理费，以合法民间借贷为幌子谋取巨额利益；亲清不分，利用信贷资源与企业老板交换利益，无偿借用企业老板的房产，子女不实际工作而在企业获取薪酬，接受企业老板旅游活动安排，为企业在信贷业务上提供帮助，以借贷投资获取高额利息方式非法收受企业钱款；心存侥幸，执迷不悟，对组织多次教育挽救无动于衷，与他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编造虚假事实，转移藏匿赃款赃物，对抗组织审查。
赵立宏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在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国农业银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赵立宏开除党籍处分；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研究决定，给予赵立宏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天津市监委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依法处理。
赵立宏简历
赵立宏，男，汉族，1966年8月出生，河北曲阳人，1985年9月参加工作，200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
2000年2月至2017年8月，历任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法律顾问室副主任，法律事务处副处长，衡水市分行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行长；辽宁省铁岭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河北省衡水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沧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等职。2017年8月至2017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2017年11月2021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1年11月，被免职。
陈鹏飞被查5年前曾被中纪委公开点名
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原副市长陈鹏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而在5年前的2017年，陈鹏飞已经被中纪委公开点过名。
2017年9月，山西省通报了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陈鹏飞。
通报提到，长治市原副市长陈鹏飞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问题。2016年清明节期间，陈鹏飞要求私营企业主陪同其前往方山县北武当山、汾酒文化园等景区旅游，并由企业主支付应由其个人承担的旅游费用共计2000元。
2017年4月，陈鹏飞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8年9月，正值中秋国庆前夕，中纪委官网撰文《从近三年通报数据看中秋国庆都有哪些“易发症”》，归纳、梳理了节庆期间的“易发”问题。谈起公款国内旅游、公款出国境旅游问题时，陈鹏飞成了“反面典型”。
中纪委指出，从近三年公开曝光案例来看，公款旅游问题“花样翻新”：有的借公务之机改变行程、延长时间参观游览；有的借口学习培训、党日活动，实为游山玩水；还有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陈鹏飞要求私营企业主陪同其前往方山县北武当山、汾酒文化园等景区旅游的行为，即属最后一种。
原市长履新48天后被查。去年9月，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监委对长治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俊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落马半年以后，王俊飚被“双开”。出生于1970年的王俊飚2021年7月30日正式当选为长治市人民政府市长。48天之后，2021年9月16日，就传来了他被查的消息。他也是2021年首个在任上被查的地级市市长。今年4月，检察日报正义网消息显示，山西阳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俊飚作出逮捕决定。
陈鹏飞简历
陈鹏飞，男，汉族，1961年9月生，山西沁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7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1月参加工作。
历任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平顺县委书记，长治市副市长。2021年12月，退休。

来源：白鹭洲知政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