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2010中文补丁文章列表:

• 1、这12部作品，带你了解史景迁 | 逝者纪念
• 2、为什么欢乐的扭曲小人游戏越来越多了？
• 3、快要退休的3.5寸软盘，曾是核武库最可靠的信使
• 4、纪念｜李鸣生：从航天发射基地走出的作家
• 5、北京一天比一天冷，入冬了吗？

这12部作品，带你了解史景迁 | 逝者纪念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消息，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去世，享年85岁。

史景迁，又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史景迁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史景迁曾任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史景迁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史景迁曾任2004-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代表作有《曹寅与康熙》《康熙》《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王氏之死》《太平天国》《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最大的贡献是以流畅优美的文笔，以严谨的历史考证，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将中国近现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和史实通俗易懂地讲述出来，让西方读者认识了一个丰富的中国，也让中国读者从西方的视角了解了自己的近现代史。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理想国·史景迁作品》总序，略有删改。我们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历史学家。

《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美]史景迁著，温洽溢等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9年间出版。

史景迁让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感觉”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有一分“非我族类”的敌意。想到中国的山河广袤、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心目中浮现的图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猎的越野吉普，手持望远镜，驰骋过山林丛莽，观看熊罴虎豹、狮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马羚羊，倏忽群兽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无垠，万籁俱寂。

中国像万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中国历史像变魔术，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中国文化传统玄之又玄，阴阳变化，万象归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变是不变，不变是变。不要说听的人越听越糊涂，讲的人也是越讲越糊涂，于是，中国也就“假作真时真亦假”，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其实，在欧美真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学术书可供阅读，从孔子到毛泽东，都有所论述，而且大体上都提供了史实正确的知识。读者对中国近代有兴趣，也可以从各类学术专著与教材，知道些翻云覆雨的历史大人物，得知鸦片战争肇启列强对中国领土资源的觊觎与蚕食，得知中国从几千年的帝制转为民国政体，得知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得知国共内战与共产党的胜利。

史景迁，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耐下心来读点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还能知道耶稣会传教给中国带来一些科学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触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滋养、清代思想统治影响学术变化、明清以来人口流动与增长的情况、美洲白银与农作物传入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甚至会发现，原来有这么许多学术专著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特定人物，探讨传统社会生产与伦理关系的解体，研究政体改变与城乡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潮如何冲击文化传统、思维逻辑与教育制度，等等。

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学术专著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争论，令人越看越纷乱，满脑都是糨糊。实在不懂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反对自由贸易、反对门户开放，不懂为什么一向讲究礼义和平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革命群众，不懂中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好像愈知道许多人物与事件，却愈加糊涂，有如雾里看花。

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

史景迁写的每一本书，

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

“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

从他第一部《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开始，他就结合档案史料与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类文史资料，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扎实研究基础，让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书写康熙，把一切客观历史材料转为自传文体，必须从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种各样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观的视野，高屋建瓴，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如此，表面是书写假托的康熙自传，实际上却必须考虑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从统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现中华帝国的全貌。

《曹寅与康熙》，[美]史景迁著，温洽溢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版。

史景迁第二部书《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研究兴趣，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他的兴趣，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

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种奇特遭遇，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他混合运用中外史料，披沙拣金，追索明末利玛窦远渡重洋，由西徂东，来华传教的经历，也写了广东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国的一桩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描绘。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如何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作为敲门砖，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写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泽神父（Jean-Fran?ois Foucquet）的提携，远赴法国，却因举止乖张，流落异乡，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里，三年后才得以返回广东家乡。史景迁利用了梵蒂冈的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广东华人流落法兰西的故事图景。

《大汗之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不鲁乞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经由仔细爬梳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得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

他继之在1978年，写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十七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史景迁运用文学材料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史实，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王氏之死》，[美]史景迁著，李孝恺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们不但质疑史料经常不足，或是一批“断烂朝报”，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令人更加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这样的历史哲学论者，就在他的《元史学》（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到具体的人，就有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靡遗地记录牵扯到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运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他甚至进而指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无大差别，都是运用文字，通过想象修辞的手段，与不同倾向的书写策略，虚构出一个文本。

这种推衍到极端的主观书写论，有其立论的根据与辩难的目标，很难斥为无稽，但却故意扭曲了文学创作与历史求真求实的基本意图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

史景迁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

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

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常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写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等书，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

《追寻现代中国》以教科书撰述通史的形式，历述明末以迄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同时没忘了论及曹雪芹与《红楼梦》，“五四”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指出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

这两本历史著作的书写方式，都是传统史学呈现历史全相的主流写法，出版后，都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并且自1990年以来，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科书，影响了好几代大学生与文化人。他接着出版的《太平天国》 （God ’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梦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书问世，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掀起畅销热潮，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加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太平天国》，[美]史景迁著，朱庆葆等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如此畅销，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就遭到一些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说他是“说故事的”史学家，不曾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考据出前人未见的史实，而且视野过度宽广，未曾穷毕生之力，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也有些以社会科学方法自诩的社会经济史学者，认为史景迁著述虽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又不以社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为依归，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这些批评其实都是皮相之论，以狭隘的学术观点、本位主义的专业立场，排斥历史学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发多元的普世关怀。

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春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史记》叙事以“本纪”为经，“列传”为纬，辅以表记志书，成为中国正史的写作通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后来的各种“纪事本末”，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不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糅合各种资料与传闻，删汰芜杂，以“说书”的叙述方式呈现。古希腊文historein，本义是“问询”，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记述上古传闻资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自己还作了检讨：“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记述往古的传闻颇不以为然，认为可靠的历史只有当代的记录，因此撰写当代的战争大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资料的“问询”上有亲身的经历，还可以采访许多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得以对勘论辩。虽说著史风格有所不同，更加强调资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不论是司马迁、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到了欧洲启蒙时代，吉本（Edward Gibbon）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遵守这个写历史“说故事”的基本原则。

倒是近代的历史学家，先受到19世纪兰克学派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科学实证，以考辨史实为历史研究主要任务，长篇累牍进行考证，以显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学术机构的建立、文史哲的专业分科、学术专业职场化、学术职业升迁的专业评核，把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加剧了历史研究钻牛角尖的倾向，迫使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叙事的历史著作遭到学院的排斥，沦为毫无史观与史识的历史教科书与通俗历史演义的领域。到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研究的科学客观性遭到挑战，许多史学家又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转向以“观点”与“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充满了政治正确与社会意识的信念，强调阶级、种族、性别、弱势群体，从各种文化批判角度，进行“把历史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工作，化历史研究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史景迁，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总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固然有其价值，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还是不该断绝的。不仅如此，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专业领域，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生常谈，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来，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难怪可以雅俗共赏，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中国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刘知几），章学诚又加了“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强调的是，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立有专章，作了详细的疏解，关键在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袭了中国儒家传统，太注重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史德”偏于传统道德的臧否，而不同于现代史学强调的客观性：“其主旨虽在说明历史学家于善恶是非之际必须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见（人）损害历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这种天人之辨仍与西方近代史学界所常讨论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不同处。”

我们若把章学诚对“史德”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从这一点来说，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

作者 | 郑培凯 鄢秀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青青子

导语校对 | 刘军

为什么欢乐的扭曲小人游戏越来越多了？

人在游戏中坏掉，就会变得物理扭曲。

各种游戏物理引擎发展到现在，可以说相当成熟了。

一些大大小小的模型碰撞，都会产生符合人类逻辑的物理现象。尽管有时这逻辑也未必合理，反而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荒谬感。

人在现实中坏掉容易心理扭曲，而在游戏中坏掉，会变得物理扭曲。

某些开发成本不高的游戏，原文因为角色面部表情的缺失，令我们无法对它们的行为感同身受。但当物理扭曲夸张到一定程度，也会表现出无穷的感染力。

《人类一败涂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游戏里的纯白默认角色没有面目，但用肢体语言也能够很好地自我表达。

多人玩《人类一败涂地》，最普遍的情绪表达是欢乐。你可以很自然地理解联机小伙伴的欢脱与快乐。

反过来也是一样，物理扭曲也可能带来身临其境的无力与痛苦。

爬墙，或者说“日墙”，这个《人类一败涂地》中的经典动作，理论上很容易实现：举起双手，贴上墙壁，发力攀爬。但真操作起来，就没有那么轻松。

有的玩家爬半天功亏一篑，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绝望，或者喜感。

拿《人类一败涂地》的国服手游，《人类跌落梦境》来说，游戏提供了三种操作方式，每一种都只需右手虚拟摇杆触控，都很简单。

但演绎成小人的具体动作后，就会变成生动又充满细节的“挣扎”。

挣扎两个字，在3A大作里往往需要精确的动作捕捉才可以实现。但为什么在这些体量没那么大的游戏中，小人的肢体语言却都充满了张力？

这恰恰因为它们是不合理的软骨小人。由于动作丝毫不僵硬，对人类而言更为亲切。尽管姿势夸张、扭曲，但还是释放出一股“这很合理”的气息。

很难说这种扭曲游戏的根源在哪儿。在现实世界里，《扭扭乐》这一游戏是在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无论是自己手脚并用，还是看朋友们奇形怪状，都是一种欢乐的体验。

而现今，我们大多还是在电子游戏中见到“扭扭乐”。这可能是我们最为频繁见到的一类Bug。

但要论这种“扭扭小人”真正通过游戏载体，向网络传达出它的乐趣，那估计没法避开《QWOP》，由《掘地求生》开发者、纽约大学游戏中心教授班尼特·福迪设计的小游戏。

这款游戏在2008年就开发完成，但直到2010年，才因为油管主播实况一炮走红。

《QWOP》要求玩家控制运动员完成奥运会百米赛跑，但只能用四个键，Q、W控制左右大腿，O、P控制小腿，这导致运动员只能以极其扭曲的形态前进。

与《掘地求生》一样，它是开发者专门做出来伤害玩家的。当时班尼特·福迪在牛津大学任教，要写哲学论文，在拖延的过程里就创作了《QWOP》。

这款游戏很快成为一个网络热梗，Cos它，显得要比游玩它更加困难。

根据外媒Polygon的采访，班尼特·福迪的一位同事强调过他在“游戏感觉”方面的专长：利用游戏中的物理学，来“创造张力”。

我认为这句话也精确地解释了扭曲小人游戏的核心魅力：物理张力。在网络时代，张力是感染人的，也是传播力极强的。

由于联机和直播的加成，以《人类一败涂地》为代表的欢乐扭曲小人游戏正风生水起，并且越来越多。往前有《萌萌小人大乱斗》（Gang Beasts），俗名“基佬大乱斗”。

现在又有《动物派对》，把扭曲小人做得更加可爱。

包括《人类一败涂地》，Steam版也一直在更新关卡，其中许多是从创意工坊“提拔”到游戏本体中的，或者官方专门邀请玩家创作的。

仅仅通关过一次的玩家，如果隔段时间回去看，大概率就会发现许多新东西。比如11月上线的新地图“大都会”，就是原先全球创意工坊大赛优胜地图“工厂”作者的新作。

到12月17日，国服手游版《人类跌落梦境》也正式上线了，首发促销价12元，首日苹果、安卓双端就已经售出70万份。这款许多玩家预约多年的游戏，将更新一些更加与时俱进的改动。

最重要的可能是把联机人数开放到了8人。因为使用了TapTap好友系统，可以很方便地组队，面对面可以扫码加入房间，也可以微信、QQ远程开黑。

游戏中也加入了语音、语音转文字功能，位于界面右上角，相当实用。

我在近期参与了游戏测试，能看见国服手游也在不断更新和移植玩家自制的内容，包括关卡地图（国服叫“梦境”）与皮肤。

实际上，单纯《人类一败涂地》，就已经发展起了一个足够庞大的玩家生态。

令人有些难以预料的是，这款操作确实有点恼人的游戏，也能够发展出速通文化。在B站，硬核玩家正一年又一年地不断刷新着纪录。

从《QWOP》到《人类一败涂地》，欢乐的扭曲小人游戏逐渐展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同类游戏在变多，其中相对成功的，也在扩张版图。

在其他物理引擎游戏追求精确、合理的对面，这类游戏抓住了物理现象的神韵，反而用扭曲传达出了一种魔性的张力。

可以预见，未来这类欢乐的扭曲小人游戏会越来越多。毕竟，”扭曲“的真义其实是把物理引擎玩出花儿来，而玩出花儿来，永远是玩家们的一大欢乐源泉。

快要退休的3.5寸软盘，曾是核武库最可靠的信使

存储介质里的劳模一直没有离开我们，虽然孩子已经不认识它了。

近期，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C4ISRNET的报道，美国空军正用一种“高度安全的固态数字化存储解决方案”取代了它用来管理国家核武库的软盘——没错，就是会被今天的孩子认为是“保存键”的那种。

“孩子说：你竟然3D打印了一个保存图标！”

一片3.5英寸1.44MB的软盘（Floppy Disk）能装下什么？一张不算大的手机壁纸，半部《鹿鼎记》，或者是三分之一首普通音质的《说好不哭》。

在游戏容量动辄就能达到几十上百G的今天，回首软盘盛极一时的那个年代，一切好像都变得遥远而虚幻。它是个人计算机上最早的可移介质，从1971年到1996年，从第一张到50多亿张，软盘一度成为“保存”的代名词。

大多数人对这个图标都不会陌生

尽管技术的更替最终让软盘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之中，但视野之外，软盘其实依旧在特定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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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日后的“软盘之王”Tom Persky接到一通电话，询问他要不要用250美元购买“FloppyDisks.com”的域名。他拒绝了这个看起来颇为高昂的报价，但他的妻子抢过电话，促成了这笔交易。Tom Persky最终成为了FloppyDisks.com的所有者和运营者，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这个以软盘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网站有一套与当下环境不太搭调的商业模式。它的一半订单来自网店，另一半则来自电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复古，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Tom Persky得以与客户建立起更为紧密、融洽的关系，也得以了解这些人如何在当代使用软盘。

“有些人就是喜欢软盘。” Tom Persky曾举过一个法院书记员的例子，以文字记录为主的工作使他对容量几乎没有需求，他习惯了用软盘，他觉得这个用起来很方便，所以他就会一直用下去。

当然，少之又少的个人需求并不足以支撑起Tom Persky当下的软盘业务，仍在使用软盘的部分行业才是这个产业依旧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软盘独霸市场的年代里，数以万计的生产设备都需要通过安装着软盘的计算机进行操控。这些“高科技”产品大大提升了当时的生产效率，设备的使用寿命更是达到了50年往上——可惜软盘并不能活这么长。

不菲的造价让企业很难下定决心抛弃这些兢兢业业的老旧设备，毕竟它们的确还能正常工作。于是乎，相比于更新换代，为这些老古董购置、保养软盘似乎成为了更经济的选择。

2010年前后，软盘即将正式停产之际，Tom Persky尽自己所能购置了最后一批软盘，他曾担心百万余张3.5英寸软盘是不是太多了，但如今他发现自己还是过于保守了。随着供应的枯竭，竞争对手的退出，买方市场成为了卖方市场，他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FloppyDisks.com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软盘供应商。为了增加库存，他甚至进一步开展了回收软盘的业务。

不过回光返照也就到此为止。时代在进步，已经停产的软盘却是卖一份少一份。软盘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正在一天天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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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播出的知名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披露，在美国空军的战略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SACCS）中，担负起通讯功能的电脑其实是1976年推出的IBM Series/1——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使用比起3.5英寸软盘更为古老的8英寸软盘来读取机密文件。

很难想象，这个管控着洲际弹道导弹、核轰炸机，主要用于向核武部队传输紧急行动讯息以及发射武器指令的军事系统竟然一直在用软盘输送信息。

据美国军方当时的回应来看，软盘和相关科学技术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他们希望在操作这种关键武器时能确保最高的可靠性与效能。这套通讯系统不接入因特网，没有IP地址，几乎不可能被黑客攻击。因此，即使“旧”了点，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它。

可惜这套说辞并没能打动美国政府。2016年，美国政府问责局发布报告称，纳税人每年都需要耗资610亿美元来维护政府部门中老旧的技术系统。一来这些系统的相关硬件越来越难采购，二来新一代的技术维修人员也不懂如何维修这些古早的设备。与对现代信息技术系统进行投资相比，维护老旧系统的开支要高出整整三倍。

针对美国核武部队还在使用上世纪的软盘这件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瓦莱丽·亨德森表示：“这套系统之所以仍在使用，简而言之，是因为它还能用。”

为了降低维护开支，美国国防部最终决定对SACCS进行现代化数字设备升级，并拟于2017年底将这些软盘全部更替为更为安全的存储介质。

然而这项工作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棘手一些，直到今年6月份，8英寸软盘才正式从SACCS退役，取而代之的是当下已经十分普及的固态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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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美国，日本的“怀旧情结”更重。根据日经社上个月的报道，在日本，不仅是中小制造业，甚至连汽车领域的大企业都在找电脑维修店给老旧电脑续命，这其中就包含有30年前配备着5.25英寸软盘的电脑。

正如之前所说，价格不菲的生产设备使用寿命不短，动辄上千万日元的更新费用往往会让企业望而却步。生产设备不更新，与其配套的电脑自然也不敢随便更新。于是，“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了日本制造业的真实写照。

据日本机械工业联合会6月发布的生产设备保有期限实况调查显示，日本引进使用至今超过30年的生产设备达到了总数的19.1%。由此可以想象，日本还有多少企业仍在使用配备着软盘的电脑。

虽然勉强还够用，但这些老旧的操作系统不能更新，装不上最新的控制软件，不仅难以维修，一旦连上互联网，还容易被病毒攻击。长远来看，尽快将这些老旧电脑更新换代才是日本制造业的出路。

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更新硬件的速度可能要快上一些，但大概也没快上多少。直到2015年，挪威的医生们还是每个月都会从挪威卫生局收到一片3.5英寸软盘。

在挪威，每位公民都会选择一名医生作为他们的日常医生，公民和医生之间的对应记录由政府进行维护。由于公民可以随时切换有空位的任何医生，因此政府需要不断向医生发送其负责的公民名单。

为了避免泄露病患信息，也为了节省开支，挪威政府最终选择了容量小但够用的软盘。事实上，直到2016年，挪威政府才逐渐开始停发软盘，强制医生们使用电子患者记事系统。挪威的医生们也终于就此踏上了信息高速公路。

将早已被淘汰的软盘更新换代看起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落实起来往往并不容易。

不少人可能知道，大多数飞机都在使用软盘装载数据库，导航数据库文件也只能通过软驱装载到飞机的机载导航数据库中。

然而软盘容量小，时间一久还很容易老化失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才成功实现U盘装载导航数据库的山东航空颇废了一番功夫：

不像个人换台电脑那么简单，整个企业乃至行业的更新换代要顾虑的东西更多，耗费的时间财力也更多。2010年左右就宣告停产的软盘之所以能够坚守岗位至今，并不是因为它的素质过硬或是人们对它依依不舍，只是因为培养新人上岗有时候太过麻烦罢了。

机务人员使用U盘装载数据库

4

今年7月， Linux做出了不再继续支持软驱的决定。

在这次Linux 内核的提交当中，Linux内核的创始人Linus Torvalds将软驱标记为“孤儿”。这个“孤儿”和我们有时会在竞技游戏中遇到的那种不同，它指的是目前没有开发人员能够或愿意支持这部分代码。如果没有其他人出现继续维护、开发它，那“孤儿”模块最终就可能会被弃用并删除。

早期的Linux也曾装载在软盘上

简单来说，就是如今没什么人用软盘了，所以读取软盘的软驱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

回到二十多年前Linux还装载在软盘上的那个时代，似乎很难想象有一天它连软驱都不再支持了。就像今天的我们回头望去，同样很难想象在当初的动画片中，只需要一片软盘就可以毁灭世界。

科技浪潮翻涌之间，软盘最终也没能成为大魔王或是救世主，它只是捧着保温杯，一点一点，让出了身后的舞台。

纪念｜李鸣生：从航天发射基地走出的作家

12月17日凌晨6时09分，三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鸣生，在北京301医院因病去世，享年68岁。

军旅作家李鸣生 本文图片由李星提供

李鸣生1956年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汉族，中共党员。1974年入伍，进入西昌航天基地，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供职于解放军出版社。他是《中国作家》杂志首席纪实作家，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三届鲁迅文学奖、三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被文学界誉为“中国航天文学第一人”，“继徐迟之后中国第二个写科技题材的佼佼者”。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曾在《李鸣生报告文学论》一文中指出：“缺失了新闻性优势的报告文学，更需要建构有思想的叙事性非虚构的内在魅力。李鸣生的写作为此提供了某种范式。思想性的追寻成为他的一种写作自觉，思维宏阔与卓异，生成了作品不一样的思想景致；注重文本的叙事性，并以与客体存在和主体表达逻辑适配的叙事艺术的有机运用，强化了作品的非虚构叙事之美。”

“汶川地震后，更深沉地与自己的作品链接在一起”

18日清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陈家忠在个人朋友圈中发文悼念：“我和李鸣生兄结缘是在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年会上，那时候他是副会长，我是会员……得知鸣生兄仙逝，不胜悲痛！中国报告文学界少了一位大将！鸣生兄一路走好！天堂没有悲痛！”

陈家忠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建构近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史的优秀作家有许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一批穿越上世纪70年代末至新世纪的资深报告文学家，我们称之为跨世纪报告文学作家。但真正具有文体史意义的，或其创作参与了文体建设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是很多。李鸣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他的写作对报告文学文体具有典型意义。这位写作了《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中国长征号》《远征三万六》《千古一梦》《发射将军》‘航天七部曲’的作家，以其独特的创作，为我们书写了新中国航天的悲壮历史。”

李鸣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皇皇一十六卷《李鸣生文集》选录了他在1990-2010年二十年间创作的主要作品，共约六百万字。每卷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飞向太空港》《战将徐海东》《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863》《中国机器人之父》《全球寻找“北京人”》《与大家聊天》《中国长征号》《震中在人心》《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后地震时代》《谁是中国的上帝》《良知，作家的饭碗》。除两卷为中短篇纪实、小说集和随笔、文论集外，其余十四卷均为非虚构纪实长卷。

有媒体评论认为，作为中国首套超大规模的非虚构长篇纪实文集。“《李鸣生文集》既有对国家大事的宏阔叙事，又有对个体命运的真实记录；既有对非凡人物的精神观照，又有对底层苍生的悲悯书写；既有对远古文明的探究追寻，又有对现实矛盾的揭示拷问。是文学，又是国志，亦是民族史诗的一部分。”

《李鸣生文集》（20卷），李鸣生著，天地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

李鸣生的儿子李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父亲2016年罹患胃癌。“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父亲第一时间回到家乡，进入灾区，在一线采访将近两个月。这次国难对父亲的心灵震撼超过了他自己和家人的预料，甚至是他后来生病的深层因素之一——写完《震中在人心》，父亲的身体就发出了预警，不得不吃了80多副中药，从此落下病根。父亲不只是以记者的身份旁观记录，更是命运共同体，他希望以书稿告慰亡灵，也追寻思考生命和苦难的深层意义，父亲从此更深沉地与自己的作品链接在一起。”

李鸣生 2016年摄于书房，身旁为鲁迅文学奖奖牌证书

近几年来，李鸣生又从“天上”（航天题材）回到人间，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关注底层苍生的命运。“父亲选择了600万尘肺病人这个题材，是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及怹的自我良善。前前后后参与了很多次聚会活动，怹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有效地帮助和保护这些人，而不是为了一个题材的素材搜集。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唐某案’，父亲也曾私下给予了一些帮助。在父亲看来，笔下的作品固然重要，但对生活主角的亲近和帮助更是怹愿意实践的。”

李鸣生摄于2015年书房

“父亲很早就把屈原和鲁迅视作自己的偶像。在与癌症斗争的7年之中，父亲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与乐观……由于时处疫情，根据北京市相关规定，家父李鸣生先生将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后事由家人从简操办处理。”李星说，“茫茫宇宙，和光同尘，亿万个轮回后以另一种形式久别重逢。”

“中国航天的建设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你为什么钟情于航天文学的写作？而且一写就写了几百万言的‘航天七部曲’？航天文学写作的难度是什么？”李鸣生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夫子自道。40年前，自己开始触及航天题材时，压根儿就没想过“为什么”。“我以为，一个作家写什么，能写什么，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自己，冥冥中似乎乃命中注定。”

上世纪90年代，李鸣生摄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1984年4月8日晚，我在西昌发射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长征3号’火箭的发射实况。火箭腾飞的一刹那，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浑身发颤，精神和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不仅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人类智慧与力量的伟大，而且还改变了我过去跪着看待人生的姿势，获得了一个新的看待世界的角度。于是面对星空，我当即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航天的书！也就在这一年，我发表了写航天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接下来又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李鸣生写道。

作家后来坦言，正是西昌发射场这15年，自己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收获了一份独有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并换来一个一般人不具备有的三重身份：“中国航天的建设者、见证者和记录者。而正是这三重身份，让我与中国航天结下不解之缘。”

在李鸣生看来，航天时代之前，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创造陆地文明的历史；航天时代之后，人类开始了创造空间文明的历史。“航天时代不仅是人类发展走向的一次大转变，也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行为轨迹，还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面对如此一个崭新而伟大的时代，身为一个写作者，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吗？”

李鸣生摄于2018年病中

据介绍，从1974年起，李鸣生开始与中国航天人一起生活。从1984年起，开始采访中国航天专家，几十年来他采访了航天领域大小上百位专家，比如“导弹之父”钱学森、“航天之父”任新民、“卫星之父”孙家栋、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长征3号”火箭总设计师谢光选、“神州5号”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以及宇航员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等。

“在与他们多年的深入交往中，我的确亲身感受到，航天专家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的人生，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他们犹如一道道长期隐身于山水间的彩虹，唯有等到云雾褪尽，夕阳斜照，以及拿捏到位的角度来临那一刻，身影才会悄然一现，接着又转瞬即逝……在他们身上，我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即所谓的‘航天精神’。”

在一次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李鸣生谈及自己创作“航天七部曲”的缘由。“‘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讲真话、干实事，无畏权力，坚持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上不违背天道，下不糊弄百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我想通过写作呼唤这种精神。我是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由我来书写这段历史，我感觉多少有点历史使命、责无旁贷的意思。”

“哥德巴赫”派报告文学集大成者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之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等，皆是一经推出便引得全民争睹，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与讨论。说起来，中国报告文学经过一个多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蓬勃发展，已形成了众多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流派，如“国土热流”派、“社会问题”派与“生态环保”派等。

其中，《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对科技报告文学，而且对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形成了独特流派，因而该流派可称之为“哥德巴赫”派。而综观至今为止的“哥德巴赫”派，曾出现过两次明显的创作热潮，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创作阶段: 第一次是“文革”结束后至1980年代，主要内容是为科学家立传、为知识分子平反; 第二次是 1990 年代至新世纪，主要内容为国防高科技; 其前后阶段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徐迟与李鸣生。

李鸣生的作品不但具备题材的开拓、原创、独特与集中的特点，以及创作的厚重、影响的广泛与风格的鲜明等特征，而且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李鸣生具有创作航天文学的先天优势，是中国“航天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文坛上构筑了一道“这边独好”的亮丽风景; 在此基础上，他又向其他高科技领域掘进，创作了《中国 863》、《国家大事》和《全球寻找“北京人”》等同样呼唤科学与人文精神的长篇力作。而这两者的结合，又在其更宽厚的基础和更广泛的意义上，成就了李鸣生的科技报告文学，使他成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者。

李鸣生曾回忆1992年时，自己第一次同徐迟的见面。“他与我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科技题材写作的难度问题，‘科技报告文学的写作不同于别的题材的写作，它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这个问题至今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而这个难，以我的切身体会，主要难在：一是航天属于高科技，仅载人航天就涉及七大系统，若不深入接触，至少成为半个专家，根本无法涉足；二是航天领域的研究所、发射基地遍布全国，当事者隐姓埋名散居各地，线索复杂，历史久远，采访无异于大海捞针，加之采访是门双向选择的艺术，作家要选择采访对象，采访对象也要选择作家；三是航天科技神秘复杂，内容深奥枯燥，要让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做到雅俗共赏，曲高而和不寡，就必须将其转化成生动形象、饶有意味的文学叙事，使之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具备文学审美。”

“四是航天题材重大，主题敏感，除科技外，还涉及政治、外交、历史、文化、经济、国际空间法等。稍有差错，故事就可能变成‘事故’；五是航天领域保密性强，禁区多，每部稿子都必须慎之又慎。总之，航天不易，写航天也难，甚至说航天写作就是一场风险写作，如同航天发射本身！但再难，也得有人来写，文明需要一步一步地提升，历史需要一寸一寸地推进，否则中华民族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便是空白。”李鸣生说。

（本文写作，参考了《从徐迟到李鸣生——论“哥德巴赫”派与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创作》，作者章罗生 杨铃铃）

北京一天比一天冷，入冬了吗？

新京报快讯（记者 邓琦）冷空气接踵而至，近两日北京地区最低气温降至冰点，今天最高气温仅13℃。预计11月5日夜间有弱冷空气活动，7日有较明显冷空气活动，8日气温再次下降，建议大家关注临近预报，及时添衣保暖。

今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出现在7时左右，为0.4℃，今明两天天气以晴为主，风力不大，整体利于户外活动，但气温较低，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保暖。

据10月20日至11月2日南郊观象台气温实况数据，虽然日平均气温已在接近10℃，但目前北京地区还未达到入冬（气候）的标准。

按照标准，当滑动平均气温序列连续5天小于10℃时，所对应的日平均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小于10℃的日期即为当年入冬时间。北京地区常年（1981年~2010年）入冬时间是10月30日，2019年入冬时间是11月4日。

新京报记者 邓琦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