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美国力对比正确的是(2060年中国GDP或是美国的2倍，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
1950年中美国力对比正确的是文章列表:
- 1、2060年中国GDP或是美国的2倍，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
- 2、从长津湖之水门桥看伟大的抗美援朝
- 3、美军舰艇兵分两路进了南海，不管几路，反正到我们这不好使
- 4、侠客岛：70年前这场立国之战，究竟靠什么打赢？
- 5、志愿军为何能够打败美军，统帅之道上的差异，可以一探究竟
2060年中国GDP或是美国的2倍，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
编者按：7月24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做客人大重阳，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五阶段论的最新思考。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深度认识中国”系列直播活动第五讲。该直播实录如下：
7月24日鞠建东直播讲座摘要
1.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
2.现在全球经济已经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
3.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
4.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5.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谁输谁赢，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
研究中美关系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中美关系；二是评价中美关系要有一个标准，即长期增长决定中美两国和世界的未来；三是中美关系的五个阶段；四是大国竞争的六个领域；五是当前中美竞争的核心领域，科技、金融和全球治理。
中美关系是结构性的，既有互利互惠的部分，也有竞争对抗的部分。我们在媒体上最近看到有竞争有对抗的部分，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大使馆的撤馆，南海军事摩擦等。互利互惠的部分是在中美两国大家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比如，中美在农业、能源等部门的贸易。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中美关系既是结构性的，是复杂的。不能因为有对抗部分就忘记了互利互惠的部分，也不能因为有互利互惠的部分，忘记了我们同时有竞争和对抗的部分。
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中国GDP占世界16%，美国GDP占世界24%。除了中美两国之外全球还有60%。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对抗还是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世界GDP60%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还是保持相对独立性。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美国要求新加坡选边站，新加坡明确的说，新加坡可能在安全方面依赖于美国，经济方面深度依赖中国，新加坡没有办法选边站。世界其他地区会按照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进行选择，所以我们需要理解中美关系有这样两个结构性。
怎么评价中美关系，不同的利益集团会给出不同的看法，不同要素、不同行业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大国，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力是受益的，美国的劳动力尤其制造业的工人是受损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的工人和美国制造业工人对于全球化、对于中美的贸易的看法就会不同。
此外，全球化里面美国的资本、跨国企业是获益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布局，跨国企业的利润不断的提高，以苹果公司、特斯拉公司为例，无论中美关系有多么紧张，特斯拉还在中国建厂、苹果的装配线也还在中国，而中国的资本有可能受损。两个国家不同的进出口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不一样，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会获益，美国具有竞争比较优势的部门也会获益，两国具有比较劣势的部门会受损。而不同地区也有差别，中国出口密集型的地区会获益，进口密集型的地区有可能受损；美国同理，出口密集型的地区会获益，进口密集型的部门也会受损。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同的利益集团对于中美关系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短期、长期影响不一样。短期影响了股市，短期会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短期利益。对美国来说政治上最主要的是美国大选，特朗普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战”。美国11月份大选，为了选战在美国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民主党的代表拜登，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如果出现利益对抗和利益争吵，在很多情况下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很激烈，很对抗。长期要看国家利益。所以，在中美关系领域，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这些都是正常的。
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理性分析，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长期利益和国家利益，我们应该从国家的长期利益的角度来判断中美关系。我讨论的框架视角，第一个最重要的框架是长期增长框架。这是一张大图，通过这张大图，我们以长期增长的框架来解释一下怎么去判断输赢，怎么去判断中美争端的未来。
上图里横轴是时间，从1978年到2060年，总共是大约80年的时间，前四十年后四十年。前四十年是从1978到2018年，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爆发了。从2018年往后再推40年，大概到2060年左右。纵轴是中美和世界全球的GDP，就是经济总量。我们先去看历史，从1978年到2018年的历史来看，1978到2018年是所谓的黄金增长四十年，这样一个黄金增长的四十年，红线代表中国，中国在1978到2018年增长平均9.5%，这是中国红线。美国从1978年到2018年平均增长2.5%左右，世界从1978年到2018年平均增长4.3%左右，这是黄金增长的四十年。未来中美两国利益，全球利益决定于长期增长。我们去判断预测未来四十年到底会怎么增长，需要首先去问一问，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是怎么来的。过去四十年增长主要是两大动力，一是创新，二是全球化。创新和全球化是两个轮子，全球化代表的是市场规模，你有了创新之后产品要卖出去，卖出去全球化就拓展了产品市场的规模，所以有了创新，有了全球化，有了市场的规模。产品卖出去之后获得利润，利润之后再来反馈给创新，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过去四十年，创新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是所谓全球生产时代，通过全球价值链，而且主要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推动，使得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得以布局，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推动了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都从中受益了。未来四十年到底会怎么发展？还是取决于这两大力量，一是创新，二是全球化。我们不担心创新，站在2018年的时候，大部分人同意这个看法，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大部分人同意会至少超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整个人类和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未来四十年如果只是看创新的话，这个推动力是强劲的。
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可能性。如果全球化还像过去四十年那样去发展的话，预期中美两国都可能会以正常的增长路径来发展，我把这种情形叫A均衡。美国的正常增长路径和过去还是一样，2.5%左右的增长，是这条黑线，正常路径用A来代表，中国的正常路径用红线A来代表。如果全球化还是以正常的方式向前推进的话，预期4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按照经济学理论将会收敛到发达国家水平。什么是收敛到发达国家水平？这里我做高中低三个假设，假设到206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人均GDP的70%，中国的总量是多少？中国现在人口14亿，美国人口3亿2500万。到2060年时，中国的人口大约在12亿到14亿之间，美国人口4亿，中国人口总量是美国人口的3倍左右，人均GDP是美国的70%，0.7×3是2.1，所以到206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大约是美国经济总量的两倍。这是在正常情况下。
在这样一个正常收敛的增长情况下，中国在未来四十年平均增长率大概4-4.5%左右，得益于中国、美国的强劲增长，全球在未来四十年也会有强大的增长。印度、非洲、南美洲都会有强劲增长。所以，未来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也会有4.5%的强劲增长表现，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这种增长的情况下，到2040年中国总量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大约30%左右，全球会形成一个竞争共存状态。中国、美国、印度、欧洲，非洲等经济体，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第三大经济体美国，然后是欧盟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这样一个已经延续百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到2060年就结束了。显然美国并不太愿意出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发生贸易争端了，美国希望在未来还维持它对全球经济、全球高科技的主导地位。贸易争端的未来有几种可能？
一是合作，除了合作之外无非就两种情况，一种是美国赢，一种是中国赢。很多人经常问的是，什么叫做美国赢。美国赢的意思是到2060年，美国依然能够主导全球经济，也就是说到2060年我国经济总量还赶不上美国，我把这种可能性叫做B均衡。如果出现美国赢这样的情况，对美国会是什么样的影响？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国增长不像A均衡那样长期强劲增长，中国市场缩小一半，对于美国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还是保持着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垄断地位，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帮助，两个正面反面加在一起。我假设出现这样一个B均衡的时候，美国经济增长还是这条黑线不变。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B均衡只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半，全球经济增长就有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后面会作说明。
我们看B均衡和A均衡分别是什么含义？什么是美国赢中国输？美国赢、中国输从这条线上很清楚的看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偏离了长期增长的轨道，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它没有能够回到原来长期增长轨道，长期增长反而是这样一个偏离。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会偏离长期增长轨道，变成低增长的均衡？从宏观经济增长来讲，中国经济一定要有结构性的变化。什么叫做一定是有结构性的变化？它有可能发生危机，比如金融危机、前苏联式、日本式的危机。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竞争的时候，日本经济长期二三十年不增长；美国和前苏联竞争，前苏联的经济就崩溃了。如果发生像日本、前苏联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可能有危机发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是B均衡。
但是假如中国能够把中美贸易争端控制在一个短期的调整当中，通过短期的调整，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均衡的轨道，这是我说的C均衡。一旦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的话，对美国经济会是什么影响？现在全球经济已经是三足鼎立的状态，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是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全球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这种不匹配的矛盾就会激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就不得不改革。这个改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硬着陆，一种是软着陆。软着陆需要中美两国充分的合作。既然美国拼命的打压中国、拼命的遏制中国，中美合作可能性就不大。一旦中国能够回到长期增长的轨道之后，全球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矛盾会激化，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这个爆发很可能以美元和美元体系的崩溃来表现。
美国有可能会发生危机，这是C均衡。所以，如果中国能扛得住，我们不发生危机，美国就有可能发生危机。美国发生危机，它的增长路径就可能跑到C那条线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保持着正常的增长，但是美国会出现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因为美国发生危机也受拖累，所以，全球经济增长比正常的A均衡也会下移，也会受到损害。
总结一下中美争端，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比如说你关我一个领事馆，我关你一个领事馆，搞搞军事演习等等，这些都是短期因素，不决定中美两国长期发展路径，不决定中美两国长期发展的可能，不决定中美两国的争端和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两国谁能够扛得住不发生危机，谁能保持长期稳定增长。
我想用这张图给大家表达一下我的分析。刚才讲到A均衡、B均衡、C均衡，从这样一个框架出发，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用一个指数，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他的团队很多年以来一直用定量的方法测度大国关系，大国关系从负九变成了正九。我把他的测度变一下，它原来的测度是值越高越和谐，越合作，值越低越冲突。我把它稍微变一下，值越高，最高是对抗，从6到9是对抗，从3到6是紧张，从0到3是不和，普通的是0到负3，良好是负3到负6，友好是负6到负9，值越高冲突度越高。
过去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情况？这是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2018、2019年，刚开始的时候，中美的冲突很高，有这样一些事件：从朝鲜战争到签订朝鲜战争协议，美国和台湾签订美债共同防御，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美国对华制裁，江泽民主席访华，克林顿总统访华，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撞机，中美贸易争端，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件。冲突指数从6到9一直到1972年，从中美建交之后，我中美关系好转了。好转之后我们就处于一个从-3到0，大概是正常和良好关系之间，然后不断的过段时间就有一些小冲突，这是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撞机等等，后来从2011年撞机之后，中美关系就走入了正常在0-3之间，中美贸易争端之后又跳了上去。这有点像个U型，这里冲突的很厉害，平缓，现在这个又向上走。
中美关系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出现这种关系的变化？分析中美关系过去的这些变化，从这个图上来看，中美关系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政治认同或者文化认同。
第二个因素，两国的相对实力。
第三个因素，第三方效应，即第三方国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按照这样三个因素，就可以把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72年，这是中美两国政治上的对立阶段，政治上很对立。1972-1979年是个过渡阶段，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从这来看，这个冲突指数很高。
第二个阶段，小国大国阶段。从1979年建交之后，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了，两国经济实力，中国是小国，美国是大国。我定义当中国的GDP小于美国GDP的1/2，不到美国GDP一半的时候中国是小国。小国大国关系有什么样的特征？当中国是小国时，最优策略一般是韬光养晦。因此，从197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是相对平稳正常的。
第三个阶段，2010年之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就进入了大国竞争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大国竞争阶段的第一段结果。中国追赶的阶段，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GDP的）1/2，一直到中国GDP追上美国，预期在2030年实现。所以，2010-2030年是第一个大国竞争阶段。2030年以后，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了，进入“大国竞争阶段的第二阶段”，中国的GDP领先了。
第四个阶段，2031-2050年，中国的GDP最终大约达到美国GDP的2倍。
当超过美国，达到美国GDP2倍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进入竞争共存的阶段，也就是2050年以后的第五阶段。所以，我们在未来的20-30年，2030年赶上美国，GDP在2050年是美国GDP的2倍左右。第三阶段、第四阶段，中美两国一直处于大国竞争阶段。
这样去分析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分析它的政治认同度，体制认同度，文化认同度，需要去看双方实力的对比，也需要看第三国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中国现在是在第三阶段，长期的增长是目标，所有的条件都要放到长期增长。中国和美国GDP相差7万亿美元左右，为了实现长期增长的目标，我们的低目标是中美两国实力距离不至于拉大，7万亿美元绝对距离不至于拉大。低目标要求中国的增长率是美国的1.5倍。比如美国是2%，中国就要增长3%；美国增长3%，我们就要增长4.5%。而高目标是在2030年GDP要赶上美国。如果2030年名义GDP要赶上美国，中国的增长率要高于美国增长率的百分3.7，美国是2%，我们就要5.7%，美国是1%，我们是4.7%。今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的增长率是-6%，我们是1.2%，大大超过高目标。从中美争端两年来看，2018年开始到2020年，我们稳稳达到第三阶段的增长目标，中美发展水平一方面可以用名义GDP，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购买力评价来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2014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已经达到美国GDP总量。
我们第四阶段的增长目标要多少？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大概不到4亿；中国大概还是14亿，中国人口是美国的3.5倍，中国的人均GDP如果要达到美国的60%，那么中国的GDP就达到美国的2.1倍了。按照购买力评价，2000年，我国人口数量是14亿，人均GDP是美国的8%；2010年是20%，十年涨了12%；2019年30%，不到十年，又涨了10%。如果按照过去这样的正常速度，2030年，再过十年，我国的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40%；2040年，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50%；2050年，人均GDP大概会达到美国的60%。所以，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按照过去数据来看，我们是有信心的。
为了达到第四阶段增长目标，也就是“A均衡”或“C均衡”，我们需要做什么？一方面需要中国经济保持正常的增长，同时高科技产业正常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名义GDP，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正常发展，到2050年，全球货币体系应该是新的货币体系，是人民币、美元、欧元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应该能反映中美经济发展的水平，目前，美元兑人民币7左右的汇率反映出美国（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强势的地位。当然，如果世界货币体系演变到2050年有正常改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强势的升值。从这样几个因素来分析，我们在2050年达到第四阶段目标，中国GDP达到美国2.1倍是有信心的。这点需要分析清楚。
中国现在处于第三阶段，在这阶段我们要做什么？什么是我们第三阶段的目标？我们要求增长率是美国的1.5倍，这是低目标。高目标是要高于美国增长率的3.7%，从现在到2030年，这是我们要紧紧它抓住不放。为了紧紧抓住这个不放的目标，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需要做什么。
当前已经处于大国竞争的时期，大国竞争争的是什么？20世纪，我们看到了大国竞争的波澜壮阔的局面，英-德、英-美、美-日、美-苏等世界主导大国的经济交替更迭。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国竞争交替更迭过程当中，只有英美的交替是成功的，美国成功地取代英国成为全球主导的国家。而德国对英国的挑战，苏联对美国、日本对美国的挑战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大国竞争，德国为什么输掉？苏联为什么输掉？日本为什么输掉？德国输掉是因为德国的军事实力不强？苏联输掉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不强？回看历史，大国竞争在六个领域展开，制造业、经济总量、金融、军事、科技、全球治理六个方面依次展开，当追赶大国在制造业上逼近甚至超过主导大国的时候，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2010年我们的制造业就已经超过美国了；经济总量上达到主导大国60%以上的时候，我们在2018年也达到了，两国关系进入了竞争阶段。进入竞争阶段之后，主导大国与追赶大国会在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六个方面展开竞争，甚至是冲突，核心的几个领域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这四个方面，全球治理和经济总量是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在这几个领域里会渐次展开竞争。
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是四个竞争性的领域，而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提供各自国内国际的环境支持。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上的优势，会帮助大国在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上的竞争处于有利地位，而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的竞争优势又帮助大国取得经济总量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在大国竞争阶段的某一时期，两大国在制造业、科技、金融、军事四个竞争领域的某一个领域会展开对抗，甚至是决战。
这里需要讨论一下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有几个结论。他认为，大国之间彼此畏惧和猜疑，缺乏彼此间的信任。大国应该采取自助的原则，国家之间彼此都为潜在的敌人，不能依赖敌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必须自己帮助自己安全，权力最大化原则，大国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要自己变成一个强国。他最后的结论是中美必有一战。
进攻性现实主义，我认为他是误导的，有问题。目标是误导的，手段是误导的，也不能解释历史。为什么说目标是误导的，因为大国竞争目标是国家利益，安全只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部分。大国竞争就是在安全方面，也不只是靠军事实力，否则就难以解释德国为什么会败掉，前苏联为什么会败掉。安全靠的是综合实力，军事实力只是综合实力的一个部分，如果米尔斯·海默的安全、军事实力解释一切，怎么不能解释前苏联的失败，难道前苏联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而崩溃的吗？而且，美苏也没有打仗，为什么中美必有一战？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目标上是误导的，手段上也是误导的。什么是正确的目标，在目前中美争端处于全球形势复杂多变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理性、冷静地去分析什么是我们正确的目标。什么是正确的手段，正确的目标是国家利益，竞争的手段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什么代表着国家利益？什么代表着国家综合实力？是长期增长。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长期增长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取决于六个方面的发展：制造业、经济总量、科技、金融、军事、全球治理。短期增长有可能有短期利益，长期的增长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所以，从长期增长这个框架，我们能够比较理性地去看待中美的争端，理性地去看待现在的冲突。从我一开始所给大家讲的长期增长的图，对中美来讲，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扛得住，不发生危机。紧紧抓住长期增长不动摇，不被干扰，美国人干扰我们，我们不动摇，美国人打点外交牌、打点军事牌，我们也不动摇。
接下来从这几个方面，比较一下中美之间。
第一，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在2012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超过美国了，中美发展水平，GDP大概处于美国的60%，中国处于第三个阶段。
第二，军事。中美的军费支出，军事是第三个部分，中国的军费支出现在大概是美国的1/3多一点，按照各种不同的计算大概不到美国的1/2。
第三，金融。虽然过去20年，中国的实力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大的改变。图中所示代表了各个国际货币在外汇储备里的构成，美元从2016年之后一直保持着60%左右的位置，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里的位置一直是没有动摇的。去年美元占储备体系里67%-68%。图中横轴是实体经济，纵轴是货币。横轴代表着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在世界里的份额，纵轴代表一个国家货币在世界的份额，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实体经济和货币的位置是一一对应的。
如图所示，从实际数据来看，除了中美之外，欧盟、日本的日元、英国的英镑基本在45度线，说明实体经济和货币基本一致。欧盟在全球GDP里占15%左右，欧元在全球货币交易的份额也是15%左右，基本上一一对应。美国占全球GDP的24%，美元在全球交易比例里占44%，多20个点；中国GDP的15%，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交易里占2%不到。美元多了20个点，中国少了13个点，非常不匹配，这就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失衡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总会以某种方式去进行调整，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所谓去中国化，把中国从它所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剔除出去。在去除中国的体系里，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相对均衡化。货币体系应该反映实力经济的位置，所以，未来应该是会出现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
第四，科技。这里给大家列几个数字，中国的研发规模已经超过欧盟位于第二，仅次于美国，申请专利数量中国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和日本。论文发表数量，中国超越欧盟位列第二，高科技产业增加值，GDP比重美国始终保持第一。专利授权中国已经是第一，科技论文发表，欧盟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高科技产业增加值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中国第三；高科技制造业，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欧盟第三；服务业，美国第一，欧盟第二，中国第三，这是在科技在中美之间的比较。
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应该关注美日贸易争端的教训。美国对日本发动争端时实施的是两手打击，一手是打压日本政府高科技产业扶持政策，另一手是通过长臂管辖，对日本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80、90年代日本的松下、索尼、东芝进行打击，美国两手打击之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90年代占世界份额的50%萎缩到2017年的7%，8%不到。
由于日本高科技产业被压制，大量资本流向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上扬，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日本生产力成本大幅上升，制造业随之外移。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就破灭了，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了日本的经济环境，导致日本经济陷入20-30年的增长停滞，这是美日贸易争端的教训，我们需要认真地吸取。美国现在同样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点值得高度注意，尤其注意80年代和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主将叫莱特希泽，他现在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同样也在特朗普政府里主导中美贸易争端。
未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这是高科技领域，还有全球治理体系，总共三个方面：一是贸易方面的WTO是陷入停滞了；二是国际金融还是美元主导；三是跨国公司管理美国始终还是在长臂管辖。美国对跨国公司长臂管辖不仅是中国公司，欧洲的公司比如空客、阿尔斯通也是长期受美国的压制，一直是怨声载道。所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迫切需要改革。
在第三阶段中美的核心竞争，有3-4个方面。
第一，高科技产业。
中国不能够重复日本所犯的错误，高科技产业需要发展，主要是三个方面：
1、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有市场规模。中国的规模加上亚洲的规模，所以我们推动亚洲共同体建设，实现这样的规模来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2、产业生态非常重要。在80、90年代，美国打压日本的索尼、东芝、松下，日本的这些企业被打了之后，不敢去进行高科技的创新，知道要和美国对抗就会被美国放到实体清单里，就要被制裁。目前中国也有不少高科技企业被美国制裁，被美国放到实体清单里，我们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保护，需要在高科技产业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需要让冲在前面的企业能够获得支持，能够获利，不怕受美国打压。甚至是哪家高科技企业被美国打压了，被美国放入实体清单了，这家企业就进了光荣榜了，这家企业就要获得奖励，在经济利益上保证不受到损害。美国在对当时日本打压里，要求日本对政府不再支持高科技产业，要求日本停止产业政策，但我们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应该持续下去。
第二，国际金融体系。跨国资本的流动管理，跨境支付体系，人民币汇率机制，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全球治理从亚洲开始，建立新的亚洲共同体。
第三，区域安全。军事竞争是个手段，只是六个方面的一个方面，关键是谁扛得住谁，哪个国家扛得住不发生危机，这是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军事竞争只是一个手段。这是我所说的核心竞争四个领域。
总结全篇，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谁输谁赢，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出发，我们从三个方面，政治认同度，两国的相对实力和第三国效应，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分为五个阶段，现在是处于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到2030年，目标是名义GDP追上美国。
（文字整理：卞永祖）
从长津湖之水门桥看伟大的抗美援朝
从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2022.02.01上映，至今已过去8个多月。该片主要介绍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后期的水门桥战斗，歌颂了英勇顽强的中国志愿军战士。豆瓣评分7.2。
票房40.66 亿元(截至2022年7月29日)，目前2022年度第一。在第17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获得“金鹿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吴京）奖；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得最佳影片；在第2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导演（徐克）奖，可谓票房口碑双丰收。这些“硕果”的背后，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致敬，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数据统计：
首先看看中美两方的实力对比。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中国除了人口比美国多之外，人均GDP、钢产量、工农业总产值、原油产量、发电量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不及对方的零头。
1950年
在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时，中方没有飞机参战，后期在苏联的帮助下，才有了飞机参战，但是数量也远落后于美国。中国没有海军支持，陆军刚开始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的编制，汽车也少得可怜，火炮更是型号杂且陈旧，射程近且炮弹少。从作战人数来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最巅峰时期为135万人，加上朝鲜军队的十几万人，约为150万人。而美国在这次战争中前后共投入约40多万人，加上韩国、英国等17个国家的军队数量加起来达到约120万人。因此，中方的作战人数虽占有优势，但武器装备远远落后，况且“人海战术”早已不适用于现代战争。
最后看看抗美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伤亡情况。由于伤亡观等的差异，导致各国对伤亡统计数据上存在一些差异。在1953年9月，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所做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提到，从1950年6月到1953 年7月中美停战，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共109万余人，其中美军为39万余人，南韩军为66万余人，英、法等国联军2.9万余人。同年10月，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人数为147万余人。如今位于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 54246，联合国军 628833；失踪：美军 8177，联合国军 470267；被俘：美军 7140，联合国军 92970；受伤：美军 103284，联合国军 1064453，总人数也约为147万余人。
关于我方的伤亡统计，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将军曾做过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死亡数为114084，负伤383218（包括两次以上负伤的重复统计），患病后入院治疗455199（包括多次住院的重复统计），失踪25621。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于2006年公布抗美援朝烈士统计，共有183108名志愿军战士牺牲。目前已经确认的抗美援朝烈士人数为197653，包括失踪的志愿军官兵、归国后因伤复发而牺牲的志愿军等。因此，单从双方的伤亡人数来看，我志愿军在后勤、武器装备等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必胜的信念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再看2020年，中美双方的实力正在逐渐缩小，我国在钢产量和发电量已经实现对美国的反超，钢产量上美国甚至已快不及我国的零头。所以我们更应该自信，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努力拼搏奋斗，位卑未敢忘忧国，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
美军舰艇兵分两路进了南海，不管几路，反正到我们这不好使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官方消息，12月6日，美海军"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兵分两路，进入南海活动。航迹图显示，"马金岛"号（LHD-8）两栖攻击舰与"萨摩塞特"号(LPD-25)船坞登陆舰分别一北一南进入南海海域。据悉，"马金岛"号（LHD 8）是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8号舰，也是美国海军首艘采用混合动力系统的舰艇。2011年11月14日，"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ARG）驶离圣迭戈港，开始首次海外部署。
这次，美军还是一如既往的派出了军舰来南海活动，当然，肯定也不是干啥好事的，与以往有所区别的是，这次派出的是攻击舰和登陆舰，而且是一南一北两个方向。简单分析一下，这可能是美军方面对其高层政治的一种回应，毕竟，最近有很多美国军政高官，在对华关系上放出了强硬言论，尤其是其可能的女防长，还提出了"消灭南海中国舰队"的假想，而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则放言中国不敢开战，因为中国会输。同时呢，这也与中美关系变化、台海局势紧张有关，美军舰借机进入南海，进一步熟悉相关海域，为将来的可能意外做打算，也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当然，这也算是美军的"例行性"动作，隔三差五就要来中国周边转悠转悠，炫耀一下武力。
客观而言，在对华问题的定位上，美国出现了严重偏差。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国际影响力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越来越有利于中国，更有不少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个时间点会超越美国，并取而代之。这一切的一切，都让超级大国美国如钟针毡，夜不能寐，非常担忧被中国超越了，而这种心情也开始慢慢被放大，成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围堵遏制中国，干扰中国正常发展，在美国就变得越来越有市场，甚至成为了舆论主流。于是，美国就开始针锋相对，处处找中国的麻烦，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科技，从文化到贸易……
也就是说，正因为美国严重的冷战思维，才导致中美关系摩擦加剧，正常的沟通交流都成了问题。而这所有的矛盾或者是摩擦，最终就把美国推上了试图与中国进行硬对抗的道路。回顾整个逻辑，不难发现问题所在，而且很明显，那就是中国强大了，中美就得对抗，否则，美国很危险。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也无意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只是在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已，不能因为美国担心，中国就不发展了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根本问题就出在美国身上，总是试图借各种机会挑衅中国。而美军舰机的频繁抵近侦察，就是这种冷战思维、对抗逻辑的产物。
中国一贯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其实话说的非常明白了，那就是中国不想做美国的对手，也无意做美国的对手，但可惜的是，美国有点听不懂，非要搞对抗，频繁挑衅，在各种问题上挑衅，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2020年，美国对台军售破了纪录，访台的美国官员级别，也破了纪录。即便如此，美国还是没有任何收敛之意，还想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而丝毫不顾及中美关系大局，更没有顾及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不得不说，这对于大国间交往而言，就是最大的忌讳，因为美国拒绝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中国通过单边努力，还能进一步缓和或改善中美关系的几率，就小了很多，但这都是美国的责任。
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美国强大固然不假，中国也不是好惹的，还望美国慎重，不要重蹈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的覆辙。而美军的舰机，爱干啥干啥去，别天天在这碍眼就行，也不要试图阻止中国的统一伟业，否则，就真的没得谈了。
侠客岛：70年前这场立国之战，究竟靠什么打赢？
来源:海外网
上周末，侠客岛和学习小组邀请军事专家徐焰少将做了一场线下讲座，谈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交战，在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大、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背景下，志愿军最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对手，让敌人瞠目，更让世界震惊。
这场号称“对强敌斗争教科书”的战争究竟靠什么打赢？
我们整理出徐焰少将此次讲座的精华，相信看完他的解读，您会对这一仗的胜利有更深的体悟。
活动现场
决策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中美较量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
早在1940年，德日意三国结成军事同盟、美国即将卷入二战时，毛泽东就在党内文件中写道，美国将来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一旦美国成为战胜国，便会支持国民党，进而控制中国，“最黑暗莫过于此”。
二战结束后，美国要称霸世界、控制亚太，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崛起，两股力量间的矛盾必然会爆发。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杜鲁门立马变脸，一改此前不干涉台湾问题的态度，准备插手台湾；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趁朝鲜内战之机，迅速“三管齐下”：出兵朝鲜、入侵台湾海峡、派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对中国构成全面威胁。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这是用三把刀插在中国身上，一把在头（朝鲜），一把在腰（台湾），一把在脚（越南）。
1950年7月，毛泽东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第四野战军炮兵司令部等组成东北边防军。
9月30日，周恩来对美国发出警告：“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再次警告，美军如果真的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
但美国根本不理。在与杜鲁门会谈时，麦克阿瑟极其狂妄地说，中国共产党如果参战，将会遭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言语之间全是轻蔑，根本看不起中国。
对于是否出兵援朝，当时很多人有顾虑。周恩来说，我们的经验是有限的；彭德怀也问，苏联是“全洗手”还是“半洗手”？如果“全洗手”，中国的作战装备与美国相差很远，战争的结局不可预料。
后来毛泽东说，苏联是“半洗手”，还能提供一些援助和装备。彭德怀就说，那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最多等于中国晚解放几年”。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毛泽东等领导人敢下这个决心，真是不容易。要知道，当时中国80%的重工业集中在东北，电力主要靠中朝边境水丰发电站（位于朝鲜境内）供应；一旦美国控制整个朝鲜，中国东北将面临严重的用电问题。
因此，必须“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果不出兵，国内反动势力会更猖獗，苏联的援助力度也会降低。
70年后我们再看当年一代伟人的决策，确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仗，既打出了国威，也为后来几代人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
徐焰少将
开战
但敌我力量悬殊，抗美援朝战争怎么打？
毛泽东强调两点：一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搞突然袭击；二是在夜间行军作战，打夜战。见了美军不从正面打，专从侧后方穿插迂回。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打响入朝第一仗，击溃向鸭绿江冒进的南朝鲜军一个团。
11月1日，第39军在云山同美国第1骑兵师打响中美两军“王牌对王牌”首战。志愿军白天隐蔽，夜间发起进攻，冲进敌阵地展开白刃战、交手战，美军被迫丢弃大部分重装备，在坦克掩护下突围。
在随后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向敌军发起了合围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战略意义最大的一次胜利。
西线志愿军对美军第8集团军实行包抄，第38军截断美军后方运输线。志愿军指战员在头顶有上百架飞机轰炸、地面有近百辆坦克冲击时，用随身携带的轻武器与美军搏杀，敌军主力在几天内就败退近300公里。
在东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附近包围美军两个师，第27军在长津湖新兴里歼灭美第7师第31团，成为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成团建制歼灭美军一个团的典型范例。
1992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见到了美海军陆战1师老兵高德温。他说，当时的海军陆战1师有2.3万人在长津湖参战，战斗伤亡4000多人，冻伤及患病7000多人，真是最惨的一战。
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打到三八线后，后勤供应成了制约我军的最大难题。当时，朝鲜长度在20米以上的桥梁全被炸毁，后勤供应只能达到前方所需的1/4。
物资怎么运？周恩来当年说，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现代战争主要靠后勤，必须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美军飞机“擦着树梢飞”，我军就设立防空哨，在夜间抢运物资。因为飞机飞过去后要有几分钟才能转弯飞回，哨兵一发现飞机飞走，马上打警报枪，司机立刻打开车灯狂奔，飞机转回来后，再迅速熄灯隐蔽。就这么一点点地搞运输。
战士们一开始靠挖冻土豆充饥，后来国内想办法送炒面到前线，但因敌机“白天找烟、夜间看火”而无法生火，大家便“一把炒面一把雪”地混着吃。由于长时间吃炒面，一些志愿军老战士甚至在回国几十年后，一看到商店里的炒面，马上就条件反射地冒酸水。
后来，“联合国军”得到增援进行反扑，双方开始拉锯式交战，至五次战役后基本形成势均力敌的僵持局面。
再往后，我军在打阵地防御战的过程中，创造了坑道战的方式，全军上下一起“挖洞子”，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战线上建起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他在签字后感叹：“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岛友们不时低头记录
根本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在武器装备上，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当时志愿军徒步作战，美军高度机械化。在战争初期，中国没有海军、空军参战。
但我们也有优势：
首先是政治优势。按毛泽东的说法，入朝后首先要解决“能不能打”的问题。志愿军发挥政治优势，在全军进行藐视“纸老虎”教育，阐明美军装备虽好却得不到本国和战地民众支持，美国士兵不敢近战拼搏，一打败仗便士气沮丧。
毛泽东综合部队士气、民心向背、特殊战场条件等因素，最后得出美军“钢多气少”的结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精神，强调打近战、夜战。当时，我军就靠这股气，弥补了武器装备上的不足。
毛泽东还把群众切身利益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让群众认识到切身利益，人人奋勇向前，为切身利益奋斗，这样才能有斗争激情。
在这一过程中，领袖也起到了带头作用，毛泽东成了烈属。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毛泽东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只缓缓说出一句：“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
后来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和他谈起毛岸英的牺牲，周世钊说，你就不该冒险派毛岸英去战场，毛泽东回应道：“你想一想，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如果人人都不派自己的儿子去战场，那还有谁愿意去战场打仗？”
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动员下，全国3000万青年踊跃报名要求参战，各地掀起“立功运动”。那时候，真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立功、全乡光荣”。
此外，我们还具备战术灵活优势。
从物资和装备上来说，中国当时完全没法跟美国比。我军一个军的火力可能还不如人家一个团。在整体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领导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变整体力量的劣势为局部战场的相对均势，达成4个平衡。
首先是国际战略格局平衡，敌人打联合国旗号，我们同苏联结盟，发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把美国主要力量牵制在那儿；其次是作战时间平衡，白天由敌人控制，夜间是我们的天下；还有作战空间平衡，敌人有海空优势，我们有地面优势，有坑道、地下优势；最后是战斗力平衡，敌人有装备技术优势，我们有“人的精神”优势。
抗美援朝战争为什么能胜利？毛泽东总结了两点：一是依靠人民，二是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方向。
凭借这一仗，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得以找回，中国人民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沙龙活动现场
成就
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什么？
作战期间，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指导思想，解放军按现代战争的要求实行新编制，建立了很多新技术兵种，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
在朝鲜上空，新中国刚建立的空军同美国空军进行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战。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从战前只有一个作战旅和150架飞机，发展到停战时的23个航空兵师和3000架飞机。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1950年至1953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426亿元增长到709亿元，抗美援朝所用的62亿元军费只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3.6%。
由于全国人民迸发出冲天爱国热情，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战争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顺利恢复了国民经济。苏联援华的156项工程也夯实了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国内还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国外反动气焰被打压，国内有关势力也全蔫了。溥仪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开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能打败美国，日本战犯、国民党被俘将领也不相信，一看抗美援朝的捷报传来，才心悦诚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抗美援朝过后，我们再也不怕打常规战争。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启动“两弹”工程，戳破核战争这只“纸老虎”。中国的“两弹”事业从1955年起步，到1970年最终完成，获得的效益不可计量，从根本上保障了国家的长久和平。
再往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中国对外实行长久的和平共处，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跟上了世界发展的主旋律。经过几代人奋斗，中国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世界第14位跃居到世界第2位。
今日的中国，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志愿军的小战士，如今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在出兵前的预言仿佛仍在人们耳畔回响，那就是：“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抗美援朝战争后，如果再有任何人任何势力想要侵犯和分裂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70年前如此，70年后依然。
岛友们向徐焰少将提问
侠客岛沙龙
我们下期再见！
整理/点苍居士
拍摄/百里云鹤
来源：侠客岛
志愿军为何能够打败美军，统帅之道上的差异，可以一探究竟
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较量，既是一场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军事艺术的较量、精神意志的对决。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志愿军能够击败美军有诸多因素，除了我军将士一流的军事素养，以及我国政治、外交战略政策方面的成功运用以外，志愿军卓越的指挥艺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与美军在指挥方式上存在着根本意义上的不同。中美两军的对抗，体现出统帅之道上的差异。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极度依赖高级指挥员个人
美军的指挥体系如同他们的作战风格一样，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极度依赖高级指挥员个人。
美军采用任务指挥式方式，将指挥权委托给朝鲜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员。
最初，“联合国军”司令员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的指挥水平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美军在战场上的胜负。
当麦克阿瑟认真思考时，他能够综合全局做出正确决策，美军便打出了仁川登陆这样足以载入史册的精彩战例，一举扭转了战争初期美军的不利形势；但是当麦克阿瑟犯浑时，美军也就跟着任性起来，应变力严重不足，以致于接二连三地遭受败仗，最典型的就是麦克阿瑟指挥美第十军在元山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追击朝鲜人民军，给志愿军参战留下了一个“口子”，埋下了前三次战役失败的种子，美军最后从鸭绿江退到“三七线”。
当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时，美军似乎重回正轨，不过美军打不打得赢，仍要取决于李奇微个人决策的正确与否。
李奇微与麦克阿瑟不同，他是美军当中典型的“学院派”，少有个人情绪冲动和疯狂念头，客观、理性、审慎、低调。
在“学院派”眼里，战争是一架按照程序严密、稳定运转的机器，打仗时注重敌我双方技术、统计、实证、计算。典型的“学院派”军人严格按照美军的作战条令规范作战，十分注重作战程序、规则，讲究的是“科学决策”，讲究的是“有章可循”。在他们眼中，志愿军在每次战役中的持续时间、攻击强度、后勤保障状况都是可以加以量化认识的。但是，“学院派”军人却难以对志愿军所蕴藏的意志力等非牌面上的实力和由此爆发出来的能量进行充分的预估。
简单说来，美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把指挥大权交给前线指挥官“单打独斗”，虽然前线指挥官的上面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国防部、有总统，但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就是前线指挥官，前线指挥官发挥的好坏直接关乎美军战绩。
把全军安危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水准，这就有点不太稳了。
志愿军注重集体智慧，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员有机统一
志愿军方面，抗美援朝的战略指挥体制，仍然延续了我军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沿用的模式，即：重大战略决策在充分征求并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基础上，由中央军委最后作出。
在这种指挥方式中，强调的是战争谋划的全局性，战略实施的创造性以及战略智慧的集体性。
中央军委由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坐镇领衔，还有一批久经沙场的“老帅”级人物担任军委委员，军委作战室更是集中了全军的智囊和最强大脑，集体智慧的结晶自然就比某一个人的意见更加稳妥全面。我军又历来强调党指挥枪、大权集中于党中央，因此中央军委的正确决策在部队可以得到坚决贯彻。
同时，中央军委虽统筹全局，掌握着最后决策权，但是在军委下达最后决断、发布最后命令时却高度重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解放战争时期的几次关键战役，就体现了这一指挥方式的优越性。
如在华东战场，中央军委曾提出在中原地区打几小仗，粟裕却斗胆直陈建议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忽集忽分”打大仗；1948年初，中央军委又提出华野三个主力纵队南下，粟裕再次建议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中央军委和华野、粟裕多次电文往来，中央高度重视并且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全局和局部最后达成统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进行。
军委掌握全局，指挥员直抒己见，这种指挥方式的好处还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本位主义”，最大限度地降低“失败指数”、提高“胜利指数”。
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为例，四平保卫战如果单从东北战场一隅来看，确实是难以坚持打下去，东北民主联军也提出要主动放弃四平，但是为了全国一盘棋、为了实现以战促和的战略目的，中央军委依然命令东北民主联军坚守四平。到后来，林彪就围困长春、攻打锦州多次与中央军委磋商，但大政方针依然由中央军委通盘考虑、权衡利弊后做出，这也是东北解放战争最后大获全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再回到朝鲜战场上看，我们在阅读抗美援朝战争史料或者观看相关影片时，经常可以看到志愿军“电告中央军委”、“电告党中央、毛主席”这样的字样，而军委发给志司的电文也极为频繁。前线与总部随时保持着密切沟通和信息交流，这种指挥体制的优越性，可以帮助志愿军及时获取战场情报，以便作出针对性决策。
比如，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就是前线部队在侦察到南朝鲜军队突击冒进后，经志司请示中央军委后由毛主席亲自部署的。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志愿军将南朝鲜军第6师大部歼灭。再比如，在志愿军进行了四次战役后，中央军委、毛主席认真分析了历次战情，并加以分析，综合敌情我情，提出我军一次作战以歼灭“联合国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形成了“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前线部队采用此种战法，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我军也实现了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变，进入了打歼灭战的阶段。
得赖于中央军委在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全局掌控，志愿军前线指挥员对形势的判断、对作战时机的把握明显要强于美军，因此志愿军体现出高于对手的战争适应性。
与此同时，彭总作为志愿军前线指挥员，其对战场敌我形势的感知是最敏锐的。在理解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彭总从政治、军事、兵力、态势、地形等方面，找出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所在，在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后成为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
例如，志愿军原计划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但志愿军入朝后，彭总根据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正分兵冒进，当机立断，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在运动中歼敌作战方针，打赢了出国第一仗。再比如，第三次战役进攻作战取得胜利时，鉴于美军主力没有被削弱，而我军相当疲惫、减员很大等现实困境，在外界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的轻敌气氛下，彭总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坚决停止追击，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可采取“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给了彭总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这是十分英明的。
彭总作为战区指挥员的战场现实感、作战方案构思、战局控制能力、作战指挥才能，与中央军委对全局形势的掌控比较好地衔接，微观和宏观统一于一体，局部和全局有机结合，成为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
指挥是战场的灵魂，也是对军队风格的重要观察点。美军高度依赖战区最高指挥员个人水平发挥的好坏，并由此很大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胜负走向，结果就是这支军队整体应变能力不如志愿军。
事实证明，能够正确判断全局战略形势，及时确定正确的战略方向，高质量、高效率实施战略决策的“军队大脑”，以及具有独立判断力、作战指挥水平高的战场指挥员，是志愿军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抗美援朝时，我军虽然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美军等世界一流军队，但是经过常年革命战争血火洗礼的检验，志愿军的军事指挥方式和军事指挥艺术日臻成熟。也正是通过成熟的军事指挥方式，志愿军将自身战斗素养、作战效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一支在美军心中凿下深刻印痕、赢得尊重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