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孤独当做晚餐什么歌文章列表:

• 1、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 2、年过四旬仍未婚的8位女星，个个美若天仙，你最想娶谁？
• 3、哈佛医师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
• 4、希望我的绘本简洁又有力，像石头或贝壳
• 5、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致当代年轻人

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网易云热评：“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聊天记录。”

今日建议，忙起来就没时间难过了，让自己廉价的事不要接受，有些人的相遇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别纠结了。

一一网易云热评《把孤独当做晚餐》

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黯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网易云热评《年轮》

给你系鞋带的人 。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 。你哭时在一边看着你的人 。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时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老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 。是你应该去珍惜的人。

——网易云音乐《错过》

不要跟别人交心吐露太多，因为你迟早会发现自己会后悔的，讲真，交心这件事，很幼稚，我倒不是鼓励你变得复杂，我只是希望你能学会保护自己。

—— 网易云热评 《胆小鬼》

宫崎骏《幽灵公主》里的一句话送给受伤的你：“不管你曾经被伤害得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网易云热评《放过》

20多岁的你迷茫又着急，你想要房子你想要汽车，你想要旅行你想要高品质生活，你那么年轻却窥觑整个世界，你那么浮躁却想要看透生活，你不断催促自己赶快成长却沉不下心来认真读一篇文章，你一次次吹响前进的号角，却总是倒在离出发不远的地方，晚安熬夜的人们。

——网易云热评《这个年纪》

谢谢小可爱们的关注（此文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年过四旬仍未婚的8位女星，个个美若天仙，你最想娶谁？

加缪曾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当今社会，大多数年轻人都抱有宁缺毋滥的心态，把孤独当成晚餐。在娱乐圈中，也有这样一群女明星，年过四旬却仍然是单身贵族。

许晴气质优雅，她的感情生活也是一波三折。许晴曾有过三段感情经历，但都无疾而终，其中与王志文被誉为金童玉女。

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许晴放荡不羁的性格，让她在时隔多年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惧世俗的眼光。

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人，每个人都很孤独。在一次采访中，秦岚引用了黑塞的这段话。

白月光姐姐秦岚的情史略显单薄，她和陆川、黄晓明都有过恋爱经历，但令人惋惜的是与黄晓明的感情，因angelbaby的插足不了了之。

娱乐圈的大才女徐静蕾，可以说配得上她的人凤毛麟角。她曾告诫观众：有的人认为坚持会让我们更强大，其实有时候放手也是。

插足王朔婚姻，与高圆圆争男友，徐静蕾的情史风流潇洒。无论是做演员、当导演，还是写博客、练书法，她都做到了极致。

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家境优渥，欲与天公试比高，徐静蕾的人生观豁达开朗，这也是她至今未婚的重要原因。

她是落选港姐，却也是全港情人，被誉为最美周芷若的她，金庸都直言想把张无忌许给她，她就是周海媚，一个有过九段情史的奇女子，如今却仍旧形单影只。

周海媚曾告诉朋友：想结婚就去结婚，想单身就维持单身，反正到最后你们都会后悔。

又美又飒的陈法蓉，曾是香港的新生代女神，但是自己的两段感情都遭到周慧敏横刀夺爱，也是令人唏嘘不已。

陈法蓉曾在港姐总决赛上豪言:我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赢得冠军。可就是这么一位霸气的女星，却在感情生活上屡战屡败。

当年因为《寻秦记》而喜欢上古天乐和宣萱，两人这几年也是经常传出绯闻，但大多都是空穴来风。

宣萱的学历很高，个人也极具涵养，在经历了5次无疾而终的感情后，她也是选择了躺平，毕竟自己现在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所以也算是待价而沽。

宣萱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她不会为了结婚而去结婚，在她看来：生活可能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但最终受伤的地方将会是最强壮的地方。

女强人李冰冰事业心太强，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聊感情话题。但是从学生时代起，李冰冰就不缺乏追求者，任泉更是等了她十几年。

受到良好教育的李冰冰，从小便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在她的感情生活中，她也是不卑不亢。在经历了多次的感情挫折后，她也是直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李冰冰曾说：年龄一大，相信的东西就越来越少，既非玩世不恭，也非生性多疑。只是在历尽千帆后，一切都显得云淡风轻。

我在自己周围筑起围墙，没有人能进来，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俞飞鸿是经历了何种非人的遭遇，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

有人说俞飞鸿是为了等窦文涛才一直未婚，甚至连清高自许的许知远都表示：一想起你，我这张丑脸便泛起波澜。

时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枝头，绿了芭蕉。然而，在俞飞鸿身上时光似乎驻足了，年龄越大反而越有魅力，很多网友甚至直言：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离别和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才能保持真我，诗意生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屏幕前的你婚否？

哈佛医师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

原作者|[美]凯博文

摘编|沈书枝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2009年，他的妻子琼·克莱曼罹患阿尔茨海默症，也即俗称的“老年痴呆”。凯博文随即投入对妻子日渐艰辛的照护中去，经历了妻子的病情由初期发展至严重，最后在十年后去世的过程。

目前医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因和病理学还所知甚少，迄今为止也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患者来说，家庭和社会照护网络实际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患病的是病人的大脑，家属需要一起面对的，却是漫长的现实生活。照护漫长、疲惫、灰暗，常常使人感觉绝望，但也有着因为共同的努力而产生的平静闪光的时刻。它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同时却又充满意义，使得照护者与所爱之人的生命联结得更加紧密。奇怪的是，尽管这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来自医疗系统的支持却是少之又少。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内容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凯博文 著，姚灏 译，潘天舒 审校，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版

一、作为主要照护者的最后几年，

是黑暗的时刻

每当我想起琼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她患病的终末期，而是我作为她的主要照护者的最后那几年——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主要是四个字——“黑暗时刻”。在情况最坏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在“忍人所不能忍”。我曾经与许多家庭照护者交谈过，他们在亲人得了痴呆症，特别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我那种感觉。艰难总是开始于某些不起眼的事情——也许只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得到任何回报。接着，挑战会逐步升级为绝望与彻底的疲惫。当摆在我们面前的照护任务变得越来越繁重时，无望与无力的感觉又会扑面而来。每种疾痛体验都会有独属于它自己的、令人心碎的细节，但都面临着某种必然，那就是：随着痴呆症的发展，照护中的糟糕时刻会迅速累积，并最终达到某种程度。到那时，家庭照护者要是不曾接受过任何有关照护的训练，就会轻易被打垮。

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那十个年头里，琼好多时候都会出现短暂性的激越状态[1]。而到了最后几年，那种激越状态会长期维持在某种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却不再消失了。平静与安宁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远去。此外，琼的这种显著的焦虑情绪，就像背景噪声似的，有时甚至会演变成狂乱。而且这种不受控制的过度活跃状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持续几分钟，而是会持续数个小时，有时甚至超过一天。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任何口头上的抚慰都无济于事。镇静剂的作用也很小，已经无法控制琼的症状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仿佛只有等待，等待那狂躁的热火烧尽。然后，琼会瘫倒在地板上，那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种分外可怕的状态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违拗症状[2] （或者可能此前就已经存在了），其首发表现就是对抗。她不再像往常那样配合我们的照护工作，而是会抗拒任何人的帮助，有时甚至还会抗拒下床、抗拒冲澡、抗拒穿衣服。对于周围的人，她还会发表负面评论，这是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表现。比如，她在麦克莱恩医院老年神经精神科住院的时候，无法忍受她的几位病友，尤其是某几位吵吵闹闹、自以为是的病友。于是，琼对着他们吼道：你们这帮“粗鲁的”“叫人作呕”的家伙。后来，琼的这种违拗症状甚至开始针对护士、护工和医生。她会批评他们，拒绝他们的帮助，还反复辱骂他们。这与以前的琼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当我看到她这些行为的时候，内心惊讶万分。不管是谢拉、我，还是我们的家人，都无法控制琼的这种激越表现，也无法控制她的负面情绪以及攻击行为。

琼变得很容易大发脾气，时不时地就会与现实完全脱节。我们没有办法和她讲道理，也没有办法使她冷静下来。最糟糕的时候，她会陷入谵妄，拳打脚踢，大喊大叫，对任何人所做的或者所说的都毫无反应。和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照护者一样，这是照顾痴呆症患者最需要去面对的问题之一。

凯博文与妻子琼·克莱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关于那些日子的回忆，此时正在我脑海中翻滚，它们凝固成了一系列充满冲突的痛苦时刻，久久不愿散去。有一次，我们去波士顿金融区见一位律师。这次会谈，气氛紧张，非常费神。熬到结束，我们乘坐办公大楼拥挤不堪的电梯准备下楼。在会谈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些在痴呆症病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问题，比如家属的代理权与监护权问题，又比如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位医疗代理人，还有我们的遗嘱问题。讨论的过程非常艰难，也让琼感到非常困惑，非常焦虑。当时，我们乘坐着电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一帮年轻姑娘急不可耐地冲出去买午餐。琼一下子被挤远了，几乎摔倒在地。可那帮姑娘，谁也没有停下来，看看她是否安好，也没有谁向她道歉。琼被吓坏了，她呆坐原地，不肯起身，这就叫我很为难，因为我没法儿把她挪到安全的地方去。我感到怒不可遏，倒不是因为琼，而是因为那帮冷漠无情的年轻员工。一个残疾人被她们撞倒在地，可她们却当啥也没看到。

还有一次，为了庆祝琼的生日，我们去波士顿的一家高档餐厅用餐，同去的还有我的母亲、弟弟和弟媳。能去外面吃晚饭，这感觉很好。但当我们落座时，琼却猛地跳了起来，开始对我大喊大叫，显得非常生气。她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儿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不需要我帮她坐到椅子上去。几分钟以后，她又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喊叫，因为她发现我们没给她点红酒。可实际上，这是医生的要求，她在用药，这期间是不能饮酒的。只是这次不像第一次，她的喊叫没有停止。即便我后来退了一步，给她要了一杯鸡尾酒，她依旧没有停止吼叫，终于引起了骚乱，吵到了店里的每一个人。在那之前，我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因此我知道这种事情到了最后总会升级。琼可能会陷入疯狂，进而完全失控。当时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立即带她回家，因为感觉餐厅里的压力对她来说可能太大了。但最后我还是让她留了下来，因为我真的好想让她参加这样的家庭聚会啊。

这顿晚餐，进行得并不顺利。它本该是庆生晚宴，结果却更像是一场灾难的序幕，充满了紧张的气氛。每隔几分钟，琼就会发一次脾气。在吃完甜点后，我们准备起身离开。我给琼套上外套，然后牵着她离开餐厅，却遭到了她的竭力反抗。当我们走到门口时，她依旧在使劲叱责我。我们准备去开车，她却不愿牵住我的手。于是，我只好也冲进熙熙攘攘的车流，以防她被过往的车辆撞到。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她扬言要跳出车门，结束这一切。等我们终于回到家，她已经变得相当狂躁，相当激动了。她撞翻了一张小桌子，把墙上的装裱画和其他东西统统扔到地板上。她已经完全失控了，我担心她会伤害到自己。同时，我也几乎无法再克制自己心中的愤怒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忍耐下去，而且我这么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不肯换衣服，也不肯上床睡觉，最后径直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我拿来一条毛毯，盖在她身上，然后呆坐在椅子上，呆坐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又一切如常了。对于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居然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会睡在客厅里？”她这么问我。

另一次发作，是在纽约。光是能去到那里，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是小小的胜利了。坐飞机，我可不想冒这个险，还是决定自己开车过去。那次，我想带琼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看威尔第的《唐·卡洛》，因为琼和我都很喜欢威尔第的这部剧，而且在琼生病以前看过好几次，所以就让我弟弟给我们买了两张很贵的票。但后来想想，我这个计划可能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在我们开车去纽约的那四个小时车程中，琼变得烦躁不安。当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下准备给汽车加油的时候，琼说，她想去上厕所。我觉得她很难自己去上，但好在我找到了一位愿意陪着她去的老妇人。等回到车里后，琼开始变得坐立不安，非常暴躁。但当时，我还能够使她平静下来，并继续我们的旅程。我们的女儿安妮和我们待在一起，这让整个过程变得容易了许多。但在演出的时候，琼还是显得非常焦虑。第一幕刚开始，她就用平时说话的声音与我交谈，我们周围的人都朝着我们发出“嘘！”的声音，但她也完全无视。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想让她平静下来，并且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小声说话，希望她能安静一些，坚持到中场休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带她出去，但这会儿正是咏叹调和合唱的段落，我不知道这会儿出去的话，该如何做到不惊动大家。我知道她有多爱音乐，也知道这次来听歌剧对她来说有多么特别。但坐在我们前排的人已经开始低声抱怨，甚至有一个人快速转过了身，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然后愤怒地说道：“能不能让她静静！”

好在我们最后还是撑到了中场休息，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事故。那时，我已经是惊慌失措、汗流浃背了。但从琼的脸上，我分明可以看出，这次能来纽约听到威尔第如此壮丽的音乐，她有多么兴奋。我尽力跟身边那些埋怨我妻子痴呆的人做出解释，可得到的还是他们的讥笑。“老年痴呆！”他们笑着说，“带她离开这里，她不应该来这里。”他们的无礼与冷漠让我忍不住想叱骂他们，但心里还是很矛盾。他们确实无情，但他们说的并没错，我确实不应该带琼来这里，我沮丧地想着。我不应该让她来听歌剧的，也不应该让其他人在听歌剧的时候被打扰。但她的脸上，分明洋溢着那么灿烂的欢乐啊！世界上最美的歌声会在后面几幕如约而至，我多么希望她能听到。难道身处疾病痛苦之中的她就不可以享受这种欢乐了吗？最后，我们还是留了下来，不管怎样还是看完了这场无与伦比的演出。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握住她的手安慰她了，我担心她随时会变得紧张，进而陷入崩溃。当大厅里掌声响起的时候，我看着琼，琼也看着我，她脸上绽放着微笑，眼睛里则含着泪水。她对我说：“这演出很棒，对吧！”解脱与喜悦交织在一起，还混杂着某种胜利的感觉。但万一要是……想到这里，我也朝她笑了笑，亲了亲她的脸颊，紧紧地挽住了她的手臂，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冲破涌动的人流，带她走出了剧场。

电影《柳暗花明》（2006）剧照，它讲述的是一对妻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夫妇之间的故事

二、照护的核心：某种道义的互惠

有的时候，琼看起来好像很高兴，顶多会因为她自己脑海中虚构出来的某些对话，朝着谢拉（注：看护的名字）或者我发些脾气。是的，她有时候会听到某些声音，要么来自我们过去见过的人，要么来自某些她病态的大脑凭空制造出来的神秘人物。然后她就会在自己脑子里和这些声音对话。每次她生气时，都会用手打向谢拉或者我。但只消十到十五分钟，她就又会转怒为喜，朝我们微笑，甚至忘了她刚刚打过我们的事实。一直以来，琼看起来好像都认得我们是谁，也认得我们的孩子们。然而，在住院前大约半年时间，她却时不时会认错，甚至认不出我们。有时我们发现不了她其实没认出我们，因为她只是表现得有些困惑，或者只是有些不确定。毋庸置疑，家里所有人对这个问题都会觉得苦恼，但这种苦恼终究远不及她出现激越症状和攻击行为的时候。在关于痴呆症的海量文献之中，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失去私人记忆（包括那些关于至亲之人的记忆）的悲剧性，我也觉得这种情况确实是糟糕透顶。但对我来说，琼朝着我发脾气，或是表现出沮丧的情绪，要比她失去记忆更加麻烦，也更加难以对付。天哪，我们的处境得有多糟呢？面对这两种同样糟糕的情况，我现在居然要在其中挑出一个更好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日子算是过得比较顺利的。这些日子掩盖了琼已然很糟糕的病情，也延长了我的否认状态，我不想去面对转折点即将到来的现实。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学术假。我的中国朋友都劝我把琼带到上海去——我在那儿有一个合作研究项目已经搁置好长时间了，他们跟我说，上海会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忙照顾她。而且，在上海能得到的照顾，可能对于琼和我来说，要比我们留在波士顿更好。当我在考虑这一选择的时候，荷兰的一些朋友也给我发来了邀请，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晚些时候去那里做杰出客座教授的机会。对于这两个机会，琼都感到很兴奋，但我却很担心，我们是否真的能成行。我能把她平平安安地带到那里，再顺顺利利地带回来吗？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生活在国外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们征求了家人、朋友和医生的建议，最后决定出发，先飞到台北和香港，再飞往上海。短暂的台湾之行，将成为琼的一次告别，告别那些我们在1969 年就认识了的朋友和同事；也将成为一次庆祝，庆祝我们所做的近四十年的中国研究。

在洛杉矶机场的商务舱休息室等待登机的时候，我去餐厅给我们要了两杯咖啡。但当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眼前已是一团糟。我走开以后，琼很害怕，她不知道我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她自己在哪里。所以她站了起来，却撞上了玻璃茶几的锋利边缘，在她小腿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血溅得到处都是。服务生帮我清理了琼的伤口，并做了包扎。我们总算是赶上了航班，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台北，在上海，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关注这个伤口的情况，需要去看医生，需要做小手术，还需要一天两次地清洗伤口、换药。我做了所有我需要做的事情，但实在感觉自己已经到极限了。好在有我们的中国朋友，他们轮流帮着我照顾琼，就像安妮、彼得和其他人所做的那样——我在剑桥时也快要到极限了，是他们带我走出了低谷。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那些朋友给我们提供的支持丰富极了，有效极了，而且温暖极了，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而对于他们的支持，还能听懂一些中文的琼也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所以，诚如我的中国同事预言的那样，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成了我的某种喘息，比我们在家时要轻松多了。对我来说，这既反映出中国的朋友圈子对健康问题的殷切关照，也反映出我们的中国同事对于琼的爱。

后来，我们去了阿姆斯特丹，当时我们家里所有人都一块儿过去了。在那里，我们住在一家魅力十足的酒店里，边上就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条内河。每周三次，琼和我会坐着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但有一次下火车的时候，琼差点儿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缝隙掉下去，好在那时我已经养成了习惯，随时都会紧紧盯着琼，所以在她要掉下去的时候及时抓住了她。当时我非常震惊，可琼却似无事发生一样。然而，第二天的情况还要更糟。早上，琼醒过来——那是第一次，她没有认出我。我知道，这种事情早晚都要发生，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措手不及。琼觉得，她床上躺了一个陌生人。她被吓坏了，开始尖叫着打我。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尽可能温柔而又坚定地向她解释，我就是她丈夫——阿瑟，但她不管怎样就是不信我。她同意与我们的儿子共进早餐，但就是不肯让我接近她。她觉得，我是谁冒名顶替的，所以不可信。后来，到了白天晚些时候，她的症状有所改善，对于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甚至笑了起来。可我的心却碎了。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她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她的爱；可当她突然把我当作陌生人，并对我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能够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来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绷断了。

在我们回到剑桥以后，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几次。有时候，她会再次变得非常偏执，觉得我是陌生人，取代了她丈夫，还想要杀死她。每一次毁灭性的症状发作，都暴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但是，在发作结束以后，她却不愿再去谈论它们，甚至会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只留我在孤独与眩晕中盘桓，好像我也正在跌入琼所处的那个深渊。作为一名精神科大夫，我能够识别出患者的妄想症状，也很了解替身综合征——在这种综合征中，患者会出现妄想，觉得他们身边的人都是冒充的——但我却很少会想到这些症状对于患者家属的影响。现在，我对于他们的感受深有体会。

琼的症状在持续恶化。她开始出现尿失禁，不得不穿上成人纸尿裤。她还有三次出现了大便失禁，拉在了地板上。后来，我清理了这些烂摊子，也擦洗了地板，却一发不可收拾地大哭了起来，很确信自己很难再这样坚持下去了。琼一如往日，仍然在一边安慰我，给我加油打气。“你可以做到的！阿瑟，你可以做到的。”琼哀求道。于是我又这么去做了，做的还远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多。

我的临床研究经验告诉我，不同的症状和行为问题，对于不同的照护者，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可能对于有些照护者来说，大便失禁并没有其他问题来得那么苦恼。然而，琼向来都非常优雅，非常矜持，在私人问题上也非常注重隐私。而现在，她生了这种病，发生了这种事情，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了。当然，这也可能反映出我自己对于排便控制问题的不适应——毕竟，我是精神科大夫，不是消化科大夫。其他家庭照护者也与我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的减退时，他们也曾感到非常崩溃。对于许多照护者来说，这就像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直到他们身患残疾的亲人——就像琼那样——坚持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做到，他们可以越过这堵墙。而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做到了。然后，他们便会继续前进。这就是我想说的，照护的核心是某种道义互惠关系。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被照顾的那个人，在这种关系中也会扮演非常积极的角色。而在我们这里，正是琼，给了我继续前进所必须具备的动力。

2010 年夏天，我们经历了非常糟糕的几个星期。虽然琼已经开始服用好几种精神药物，她还是一刻不停地处在激越状态。每两天，她就会出现一次暴力行为：大声喊叫，拳打脚踢，极度兴奋。到了7 月4 日，我决定说，我们需要离开这里，琼也点头同意了。于是我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来到了我们位于缅因州的度假小屋，我们自从去年秋天起还没造访过这里。我让琼坐在一张舒适的扶手椅上，然后就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我们面前的河流，向她讲述天空和土地的颜色，还有参天枞树和断裂岩石的美丽。最后，我架起了烤架。那天是美国独立日，我烤了热狗和汉堡包，烤了玉米和西红柿，还在厨房热了一锅烤豆子。在屋外露台上享用这些美食的时候，我们俯瞰着远处的达马里斯科塔河——它似乎很平静，其实是缅因湾的河口，裹挟着不可预测的海的力量。就像大海会在一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给宜人的夏日带来疾风骤雨一般，此时此刻，琼的情绪状态也在经历着迅速的变化，并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在我发现她这种变化之前，她就已经在害怕、惊恐与困惑中颤抖了起来。她忘了她人在哪里，也忘了我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里来。她开始出现某些近乎谵妄的症状，而此时，我的第六感也告诉我，某些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在琼彻底崩溃之前，我必须带她回家。于是，我收拾好行囊，关上了屋门。此时，我的胃绷得紧紧的，心脏也怦怦直跳。我一直在和琼说话，好让一切都看起来井然有序。然而，事情显然已经完全乱套了。我们上了车，琼开始来回拨弄她那边的车门把手，想要把车门打开。我担心，开车的时候她也会去这么开门，所以就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她的双手，搁在她大腿上，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直到深夜。当我们回到剑桥家中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束手无策了。

但回到家以后，琼就开始陷入疯狂。她剧烈地扭动着身体，砸烂了墙上的装裱画，又砸烂了好几只古董碟子。她变得极度偏执，高喊着我是陌生人，打算要伤害她。她躺在地板上，又是踢来踢去，又是大吼大叫。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但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相当无助，重重地坐到了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已经完全丧失了清醒思考或说话的能力。我甚至连眼泪都流不出来，只觉得自己很没用，想不出一点儿法子让情况有所好转。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我看不出自己该如何继续前进。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平息那些混乱，扫除那些绝望，只能任由它们吞没琼；我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减轻我们面对那种悲凄的挫败感，终日沮丧。

当我与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照护者分享这个故事时，他们总是回以一声悲伤的叹息，那是一种似曾相识，一种感同身受。关于照护者的那些心理崩溃和万念俱灰，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相同的故事，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罢了。这些讲述照护者极限的故事，分明是一则则警世恒言。这些绝望的故事，都以相同的方式收尾，那就是照护者强撑着破碎而又疲惫的身子，又从绝望的谷底爬了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当我想起神经科医生——那些每天都会碰到许多认知功能减退的患者的专家——的时候，我想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对于患者照护需求的视若无睹、漠不关心、沉默寡言，是不是因为他们终究不愿去面对这种混杂了挫败与绝望的不安。

三、家庭照护与机构护理的艰难抉择

7 月4 日晚些时候，在琼躺在地板上睡着以后，我给我的一个同事去了个电话，想听听她的意见。她打算带上她的一个朋友一块儿过来，那个朋友是晚期痴呆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那天晚上在我家，他们和琼说了说话。琼当时已经醒了，虽然仍旧非常焦虑、害怕，但谢天谢地，她当时没有出现谵妄的症状。之后他们把我拉到了一边，跟我说，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麦克莱恩医院的老年病房。他们说，在那里，琼的病情可以得到更好的评估，而且他们已经研发出了一套更为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控制住她的激越和谵妄症状。

他们还告诉我，现在是时候好好找一家专门从事痴呆症照护的护理院来安置琼了。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躺在床上挨着我太太，感到非常挫败。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安妮、彼得和我也曾看过几家这样的辅助生活机构和护理院，担心可能有一天，琼的病情会严重到单靠我自己应付不了的程度。可是，我们看过以后就震惊得转身离开了，因为在我们去看的那几家中，绝大多数机构的条件都差得叫人无法接受。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把琼送过去。可是，在经过了近十年的灾难之后，我的否认情绪已经越发强烈，我心里老是在想，我们可能还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才需要去面对这个可怕的选择。可如今，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做这个决定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我们会拒绝接受要把琼送出去的事实呢？我记得，这种疑惑我此前也曾有过。有一次，我去波士顿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见一个非常不错的辅助生活项目的负责人。当时，那个负责人告诉我，在她看来，我把琼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了。她觉得，即使我那会儿想让琼进入她那个项目，琼的失能状况却已经严重到不再适合她们那种辅助生活服务了，琼需要的是护理院级别的照护。听了她的这番劝告，我很是恼火，她话里的意思好像是说，她作为专家有权断定居家照护的时间是否过长或者过短。但如今，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才发现，其实很多年以来，对于那些备选方案，比如辅助生活服务，我根本不曾多加考虑。

我把居家照护看作自己唯一的选择，觉得只要自己还能坚持，就会在家里照顾琼。过去一年（或者准确地说是过去十八个月），对于我和琼来说，都像是地狱。回过头看，我会发现，其实我们差点儿就没能挺过那段心惊胆战的岁月。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想到辅助生活服务，但倘若我认定居家照护已经不再可能，认知照护服务想必是一个适合的选择。

我固执起来就像是一头犟驴，哪怕海枯石烂，我都要在家里照顾琼。我曾经如此许下过诺言，而琼也希望我能信守承诺。想法就是这么简单，但现实却远没有这么简单。经过近十年痴呆症的蹂躏，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曾经许下诺言的那个人了。而我作为照护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了。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我都已经筋疲力尽。而琼呢？好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很难接受，我爱着的那个琼，我觉得亏欠许多的那个琼，已经不在了，已经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琼了。

我无法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我自己的承诺原本就是不合理的，而且是绝对的不合理。尽管这种承诺的基石同样也是爱情，但它能够维持下来却是因为某种负罪感。我敢肯定，当时的我是断然不可能这么去想的，因为我还没能理解到这个层次，或者说，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去想。那种内疚，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三十六年来，如果不是琼的照顾，我怎么可能好端端活到今天。虽然我给她带去了相当沉重的负担，可她却从未放弃过我。而如今，我才照顾她仅仅十年，怎么可以放弃她？如果就这样把她放弃了，我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镜中的自己？去面对我的孩子？去面对我的母亲和弟弟？

在我犹豫不决是否要把琼送到麦克莱恩医院之前很久，安妮和彼得就已经认识到，有些事情必须采取不同做法了。他们发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知道，琼必须去护理院了，于是同我一起看了好几家这样的机构。可我为什么还是像头驴一样固执呢？在某个层面上，这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照护工作，已经养成了某种惯性，所以才不愿意改变。到最后，我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再这样坚持下去了，可我无论如何还是继续了下去。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我的固执也来自对于失败的非理性恐惧。我这辈子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执着，这既是我的优势，也成了我的软肋。我从不放弃，也从不允许自己半路退出。我表现得好像自己只要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就永远不会被打败，不论我或其他人需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当然，早在认识琼之前，这种内疚感就已经与我如影随形了，可以一直追溯到我那个野蛮专横的童年时代。我想，在潜意识层面，这种心理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我生命中父亲的缺位。他是因为我才离开的吗？是因为我不值得他去爱吗？这些念头当然都是非理性的，可潜意识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照护，对于我而言，在其最深层的意义上，也就意味着救赎。照护拯救了我。我母亲不是曾经说过，照护让我变得更有人情味了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不就是说，在那之前，我的人情味太少了吗？于是，当我允许自己出于自我保全的目的放弃在家里照顾琼的时候，所有这些心理层面的剖析，都重重地压在了我身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回，我们站在琼的立场上，只把我当作一个次要人物。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琼那时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无论我和我的家人怎么想，护理院都已经是她唯一的选择了。居家照护已经到头，其他方案也都是不可持续的。我将继续作为一分子参与琼的照护工作，但我无法再扮演中心角色了。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将既是一名参与者，也是一名观察者。这个悲凉的角色转换过程该如何描述，很多人都倍感纠结。但无论我们如何描述，它都是某种只能站在远处静静望着的照护，而在这里与那里之间，隔着机构，也隔着机构里的员工。所以，走了那么久，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这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我们来到了它的最后九个月。这九个月，既是阿尔茨海默病病程的结束，也是琼·克莱曼一生的结束。

注：

[1] 激越状态（agitation）是一种精神症状，表现为明显的坐立不安和过多的肢体活动，并伴有焦虑，程度可由轻至重，持续时间可由短至长，严重时会表现出兴奋冲动、威胁、攻击、自伤等行为。

[2] 违拗症状（negativity）是一种对他人的要求或指令表现出抵制或反抗的精神症状。

原作者|[英]凯博文

摘编|沈书枝

编辑|石延平

导语校对|王心

来源：新京报

希望我的绘本简洁又有力，像石头或贝壳

绘本《做玩偶的戈蒂》（Goldie the Dollmaker）首次出版于1969年，它像简洁到极致、仅由钢笔线条构成的画面一样，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

《做玩偶的戈蒂》首版书封，该书已由奇想国童书引进出版。

小女孩戈蒂的父母都去世了。她独自居住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延续着父母的工作——制作木头人偶。和父母不一样的是，她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倾注了全部时间和感情，挑选材料，雕刻，上色。她制作的木偶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微笑，这也是她的木偶在商店格外受欢迎的原因。

“它们只是木头人偶而已。”

“我知道。但是我做了他们……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不仅仅是木偶。我必须爱他们。而且，对那些买了他们的小女孩来说，他们也不仅仅是木偶而已。”

《做玩偶的戈蒂》插图。（图源：奇想国童书）

有一天，戈蒂在销售她木偶的商店里，看见了一盏美丽的台灯。那是一盏来自中国的古董台灯。它太贵了，连店主都不认为会有人买它。而戈蒂看到它的第一眼，就无法忘记。它太美了。她用十八个木偶——制作他们需要花三个月时间——买下了它。朋友得知了灯的价格，说：

“你知道吗，戈蒂，我觉得，你可真是个艺术家。”

“为什么？”

“因为你疯了。”

戈蒂感到沮丧。当她独自待在工作室，看着小灯发出的微弱灯光时，她想：“我好孤单。”

夜里，那盏小灯在梦中对她说话了。

“戈蒂，我是做了这盏灯的人。”

“噢，它好美。”

“是的。因此，我们是朋友。”

戈蒂说：“可我并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我为你做了这盏小灯，无论你是谁。”

这是一个关于艺术家的故事，有关古往今来，艺术和人类的联结、艺术家如何创造、如何通过创造结交知音。

距离这本小书首次出版50多年后的现在，它和它的创作者玛丽莲·布鲁克·戈夫斯坦（Marilyn Brooke Goffstein，以下简称M.B.戈夫斯坦）几乎被遗忘——哪怕她曾凭另一本书《晚饭吃鱼》（Fish for Supper）获过1977年凯迪克奖章。

《晚饭吃鱼》首版书封，该书已由奇想国童书引进出版。

下文作者说，“若不是在日本一家书店偶然看见新近出版的M. B.戈夫斯坦的传记上由谷川俊太郎写的腰封：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你，但好像已经见到了你；若不是读完《做玩偶的戈蒂》深深感动后辗转各个书店与网站寻读她所有绘本，我不会记住M.B.戈夫斯坦的名字并知晓她的故事。现在，我也好希望M. B.戈夫斯坦会和我说：因此，我们是朋友。”

玛丽莲·布鲁克·戈夫斯坦（1940-2017）。

撰文 | 李茵豆

要花整整九个小时，

只为处理一根线条

工作是唯一真正的尊严，唯一真正的幸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他愿投身其中的事，那就是白活一场。我的选择是艺术。

——M.B.戈夫斯坦

1940年12月20日，戈夫斯坦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父亲上了战场，她在只有女性的家庭中度过了幼儿时期。战后，戈夫斯坦的父亲经营公司，从事广播电视相关的行业。每天晚餐后，他都会哼着歌，“脸上浮现一种温暖却遥远的神情，满脑子都是他的生意。”母亲是教师，每日去大学授课。父母努力工作的身影给戈夫斯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她认为工作真是最棒的事，人这一生一定要找到愿投身其中的事。

在中学时，戈夫斯坦的绘画才能已显露。1958年，戈夫斯坦高中毕业，离开家，去了位于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学习写作、诗歌与艺术。在那里，她开始尝试木雕和小幅的钢笔画，这些都最终奠定了她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她也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画画。

“我认为，重要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想做什么。大学时，我感到很惊讶，身边有才华的同学实在太多了。可是，与其跑来跑去地做很多很多事，不如花很长时间寻找、思考你真正想做的事。如果你找到了，并付出努力，那它一定会进步成长。”

戈夫斯坦大学时代的木雕作品。

1963年，大学毕业后的戈夫斯坦搬去纽约，在书店打着零工，希望成为一个插画师。她兜兜转转拜访各家出版社展示自己的作品，也在一些小书店举行了小小的画展，但始终未获得一个出版绘本的机会。

戈夫斯坦得以踏上绘本作家之路，该感谢一个童书界都知晓的人——莫里斯·桑达克。1965年，她在纽约办了一个小画展，桑达克来参观，并带来了他的编辑朋友迈克尔·迪卡普奥。在后者建议下，戈夫斯坦得以出版第一本书，《盖茨》（The Gats）。

迈克尔回忆，当时的戈夫斯坦是“一个有着闪闪发亮眼睛的年轻女孩，满怀激情地致力于以图画和文字构建自己的小小宇宙”。

《盖茨》，讲述了一群在树叶中生活的虚构小精灵“gats”的故事。

《盖茨》实拍图。

1966至1979年，戈夫斯坦投身绘本创作，每年出版至少一本绘本。它们大都以同样简单凝练的黑白线条画形式呈现。

她的另一位长期合作的编辑——也是她的经纪人和挚友——克罗尔提起工作中的戈夫斯坦，正如《做玩偶的戈蒂》中的小戈蒂一样，戈夫斯坦总是“努力又安静”地劳作。她会花整整九个小时，只为处理一根线条。“从我 1965 年第一次见到她开始，布鲁克·戈夫斯坦就从未改变过她作为艺术家、要按自己的意愿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决心。”

戈夫斯坦部分已出版作品。

戈夫斯坦曾说：“在我所有作品中，我想努力展示的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努力地工作、创造一些你觉得美好的、值得相信的东西，这样的人生是多么美丽而值得尊敬啊。”

出版于1970年的《两个钢琴调音师》（Two Piano Tuners），也表现着这一主题。

《两个钢琴调音师》日版封面。

温斯托克是最好的钢琴调音师。他独自抚养着小孙女黛比。他带小黛比去参加音乐会，让她穿礼服，上钢琴课，演奏曲子，希望她能成为钢琴家。但小德比每日耳濡目染他的工作，只想穿裤子，拎着工具箱，成为钢琴调音师。

有一天，钢琴家立普曼来镇上演出。温斯托克为他调音。立普曼相信，全世界不会有人比温斯托克将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而小黛比偷偷去了另一位钢琴家佩尔曼夫人的家中，自作主张为她的钢琴调音……

“我想，她将来会成为一个蛮可爱的钢琴老师。”佩尔曼夫人说。

“如果不喜欢弹钢琴的人都不去教别人弹钢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钢琴家立普曼说，“每个人都有义务找到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想成为钢琴调音师。”小黛比说，“和我爷爷一样好的那种。”

“现在，你，立刻回家，换回你的礼服裙子，不要再试图给钢琴调音了！”温斯托克说。他对立普曼说：“当她听完你的演奏，受到感染，可能就会想成为一名钢琴家了。”

“可是，有什么能比让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更好呢？”钢琴家立普曼说。

小黛比很喜欢立普曼的演出，但这更令她坚定了自己要成为调音师的想法。正如调音师的工作区别于钢琴家，戈夫斯坦赞美的“工作”不仅是“艺术创造”，也是一种“匠人精神”。一个人找到一件平凡的小事，将它做到专业，并以此谋生，就是值得尊敬的幸福一生。

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大大的花园，

一些朋友和很多很多书

18岁离家上大学前，戈夫斯坦生活在一个平静幸福的家庭。父母各自忙于工作，让她有了相对独立的思考和成长。“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童年时每天都在和家人野餐什么的，可能我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让她获1977年凯迪克奖的《晚饭吃鱼》（Fish for Supper），是一本承载着和家人回忆的书。

这是一个简单又幸福的故事。“我”的奶奶早上五点钟起床，划小船去湖上钓鱼，钓很多很多鱼，天黑才回家。慢慢吃鱼，早早上床睡觉——这样，第二天，她又可以早上五点钟起床，划船去湖上钓鱼。日复一日，自在满足。

《晚饭吃鱼》插图。（图源：奇想国童书）

故事来自戈夫斯坦最珍贵的童年回忆——在明尼苏达州湖边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的夏天。主角原型就是戈夫斯坦的奶奶。戈夫斯坦说，当奶奶一眼看到书中画面时，就开心地认了出来：“这就是我！这是我的帽子，这是我的裙子。”

尽管在家人的陪伴中长大，戈夫斯坦仍认为，她的绘本诞生于对“孤独”的体会。她从童年时就格外敏感，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生命，这种感受也成为她日后的创作来源。

在《做玩偶的戈蒂》里，戈蒂坚信每个玩偶都有灵魂。在《我的诺亚方舟》（My Noah’s Ark）中，小女孩将父亲为她雕刻的木头方舟视作陪伴一生的珍贵礼物，方舟上的动物都是她的伙伴，“像阳光一样温暖着我”。

《我和我的船长》封面。

在《我和我的船长》（Me and My Captain）中，玩偶小女孩望着窗边的木雕小船，相信里面住着一位船长。

“他会求我嫁给他。我会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晚餐。他会在桌下喂我的狗剩下的骨头。我们三个会过温馨的生活。但他是一位船长，总要远行。狗和我会待在家里，就像遇见他之前一样。但我们有了牵挂与等待的人，我们为他许愿，要有一个好天气。”

《我们的雪人》封面。

在《我们的雪人》（Our Snowman）中，小女孩和弟弟一起堆了一个雪人。晚餐时，她看着雪人孤独地站在渐暗的窗外，感到无比伤心，连甜点都吃不下了。

“我真希望，我们没有堆他啊。”

“如果你为了这种事儿就哭的话，”妈妈说，“你这辈子都会过得很难。”

堆雪人的情节并非来源于她的童年经历，但戈夫斯坦记得妈妈曾对自己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而她当时就哭了。

人或多或少总是孤独，又害怕孤独，于是将感情倾注于原本无生命的、不会动也不会变化的事物。

最能阐释戈夫斯坦对“爱”的理解的，也许是出版于1967年的早年作品，《布鲁奇和她的小羊》（Brookie and Her Lamb）。这本书在日本经由谷川俊太郎翻译、重版发行后，成为她最受当下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布鲁奇和她的小羊》外封和内封。

布鲁奇有一只小羊，她好爱她的小羊。可小羊什么都不会做。

她想让小羊唱歌，小羊只会咩啊咩啊咩啊。

她想让小羊读书，小羊也只会咩啊咩啊咩啊。

尽管这样，布鲁奇还是好爱她的小羊。

她给它做了温暖的小房子，挠挠它抱抱它，

小羊偎依在她的身边，咩啊咩啊咩啊。

《布鲁奇和她的小羊》实拍图。

“爱”，就是接受彼此的样子，自然地陪伴，没有要求，也没有改变，不是么？《布鲁奇和她的小羊》扉页，戈夫斯坦写着“给我的丈夫”。

戈夫斯坦的丈夫大卫·艾伦德是一家出版社的主编。他和戈夫斯坦一同生活数十年，是她工作的见证者，也是伙伴。他们一同居住在纽约郊外，屋外墙壁上雕刻着戈夫斯坦喜欢的话：

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大大的/花园/一些朋友/和很多很多书。

创造一些有力量又简洁的东西，

像一块石头，或一枚贝壳

贝类的壳不仅仅是它的房子，也是它的骨骼，是它用一生的时间形成的事物。我渐渐开始明白，我的书是一样的东西——是我的工作、我想要捍卫和保护的、在我死去之后将继续留存的。

——M.B.戈夫斯坦

1990年初，戈夫斯坦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停止出版任何自己的儿童绘本作品。哪怕合同还没到期，她也努力说服出版社放弃重印和发行自己的书。戈夫斯坦的丈夫大卫·艾伦德回忆说：“这是一个如此重要又不同寻常的决定，以至于很少人能真的理解。”

“这个国家的儿童出版业变了，不再有冒险精神、高尚品格、做决定的勇气。戈夫斯坦最开始很伤心，然后是愤怒，接着她意识到了，这已经不再是属于她的世界。她的创作是关于艺术、艺术家、对自然万物的珍惜之情。她不想被人说‘现在的小孩子都喜欢恐龙，所以你也要写点关于恐龙的东西……’。

戈夫斯坦一直认为，当你对一个孩子谈话，你是在对一个和你一样的人谈话。其他任何行为都是不诚实的。”

这或许是如今我们很难在书店读到她作品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属于她的世界。

对于“绘本”，戈夫斯坦有自己很顽固的理念。小时候，戈夫斯坦第一次读到绘本时，她以为，“这是上帝给的，而不是人类创造的”。她对着书中的角色喊，“快出来，快出来”。

“当我第一次知道书是人写的之后，我就想成为一个写书的人。那时我七岁或八岁。我不是内向的孩子，我也喜欢和朋友在一起，但，还是最喜欢书了。因为书实在太棒了……我的身边一直都有书，书中的主人公就像是陪我长大的家人。”

成为绘本作家后，她认为，自己在以一种仿佛“雕塑”的方式创作绘本，处理画面和文字。雕塑家以为，雕像原本就存在于木头和石头之中，他只是发现了ta，并将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所有我书写的故事，原本都已存在于这个世界。我的工作只是接近它。我非常安静、有耐心地工作，而且从不放弃。”

“如果世上不存在绘本这种形式，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发明出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黑白色的、闪闪发光的小小剧场，我是作者、舞台经理、演员。”

“我对书写与绘画的理念是相同的：创造一些有力量又简洁的东西，像一块石头，或一枚贝壳。”

1985年，她创作了《我的编辑》（My Editor），送给克罗尔。在结尾，她写到“出版并不是奇迹，而是这个男人对‘那个我’的友谊——我自己都不了解、但很典型的‘那个我’：刚洗完澡、穿着格子衬衫、试图表现得聪明。”这本书为二人近二十年的合作画上了句点。

之后长达11年，M.B.戈夫斯坦在帕森斯设计学院任教。教学生如何创作儿童绘本，让她更清晰地理解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戈夫斯坦热爱中国古代诗人，尤其是白居易的作品——以最简洁的词句，表达清晰的意思。她教学生“不要在纸上画画，从纸上画画（don’t draw ON the paper，draw FROM the paper）”。

“是什么让你以为孩子们喜欢孩子气的东西？别教孩子如何成为一个孩子，他们想要长大。”

对戈夫斯坦而言，这是一段与创作截然不同的时光，似乎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但感觉幸福。“我真的很喜欢教书，这过程本身就像在写一本书。”

自1980年的《一位艺术家》（An Artist）开始，戈夫斯坦用蜡笔、水彩等工具创作绘本。它们都有着柔和美丽的色彩，讲述她关于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艺术创作的思考。

《一位艺术家》里的插图。

他想要用双手

塑造美

他尝试从自然中

创造秩序

他想要画出

脑海中的想法与感觉

艺术家就像是神

而神创造了他

戈夫斯坦说：“我喜欢写艺术家，艺术家是那些致力于比他们更伟大的事物的人。每一天对于他们都很重要。”1982年出版的《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tists）中，她介绍了伦勃朗、梵高、莫奈、马蒂斯、高更等等她热爱的艺术家。为了写这本书，她“读他们的传记，看他们的画作，直到感觉他们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1987年出版的《艺术家的助手们享受夜晚》（Artists’ helpers Enjoy the Evenings），艺术家休息以后，艺术家的助手——五支蜡笔们聊天、去咖啡馆、派对，甚至去纽约旅行。他们手牵着手在夜空中唱歌：我们又瘦又高，直到艺术家努力工作，使我们劳损。

放弃儿童绘本出版后，戈夫斯坦投身于植树与保护动物的工作，也用画作探讨人和自然、家园的联结。

M.B.戈夫斯坦在《姓名学校》（school of names）中的插画。M.B.戈夫斯坦在书中写道：“在我生活的这些年里，除了地球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是我的家。”

2017年12月20日，77岁生日这一天，长久患病的戈夫斯坦在医院去世，身边都是爱她的人。她对丈夫说，“照顾好我的工作还有猫”，并留下最后的诗：

我真的拥有了很好的一生

美妙的一生。

《做玩偶的戈蒂》最后一张插画。（图源：奇想国童书）

*2020年前后，经过数十年中断，在大卫·艾伦德以及编辑克罗尔的努力下，戈夫斯坦的部分作品得以重新印刷。在日本，出版社也精心重印了戈夫斯坦的部分作品，由谷川俊太郎翻译推介，使得新一代读者有机会认识她，并策划出版了她的传记画册。在中国，奇想国引进了她的两本杰作，由阿甲翻译，《做玩偶的戈蒂》和《晚饭吃鱼》。

——

参考书目：

1. Words Alone：Twenty-Six Books Without Pictures，M.B.Goffstein，DAVID ALLENDER PUBLISHER

2. ゴフスタイン：つつましく美しい絵本の世界，M.B.Goffstein，平凡社

3. 引用内容来自《ゴフスタイン：つつましく美しい絵本の世界》中2007年5月的采访。文中部分实拍图亦来自此书。

文/李茵豆

编辑/申婵

校对/柳宝庆

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致当代年轻人

当代年轻人现状，早餐匆匆，午餐随便，晚餐可有可无。

周末，早餐不吃，午餐外卖，晚餐吃中午剩下的，或者凑满减买多的。

年轻一代的我们，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已背着买房买车的压力，恋爱可以谈，婚不敢轻易结。今年的新冠更是压得很多人喘不过气来，做什么都很难，不管是生意人还是打工人。

或许是使命，或许是理想，让许多人孤独地生活在城市，下班的时候，万家灯火，没有一盏灯是为你点亮，这个城市的繁华，终究与你无关。

累了一天了吧？别把孤独当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外卖从哪里取到的，只有外卖小哥知道，也许是装修雅致的餐厅，也许是只有一间房的小作坊，但是他们都很忙，没空为你做健康又精致的饭菜，短短几分钟的出餐时间，他们为你准备的，都是重油、重盐的食物。

一个人吃外卖，也是孤独的，于是你匆匆解决，想逃避这种孤独感。

有时候下班回家，想自己做，但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一个人的晚餐，何必大费周章？

亲爱的年轻人，其实你做的饭很好吃呀！你不必像一个美食博主一样拥有各种餐具厨具，也不必像一个大厨一样做出满汉全席。

你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冰箱，一个炒锅，一个煎锅，一个煮汤的锅，一个电饭煲。在周末的时候去市场淘一些你喜欢的文艺的盘子和碗。

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那么顺利，做一顿饭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就好了，你要相信。

精美的盘子里，放着你精心切好的水果，透明的玻璃杯里装着温热的牛奶，一个丑丑的煎蛋，一块全麦面包，一份自制的意面，一份你煎得或生或熟的牛排，它们也可以凑成一份营养美味又健康的晚餐。

在不加班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孤独的，一本烹饪的书籍，菜谱，美食博主的小视频，菜市场挑选的一颗香葱，一把香菜，几个鸡腿，一朵西蓝花，几朵香菇，一小把小白菜，都可以做你喜欢的饭。

放松自己，烹饪也是一种乐趣。在你精心为自己准备一份精致的晚餐的时候，孤独已经被驱散，吃着自己做的食物，心里甜甜的，乐开了花儿，快乐能让你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对身体也健康。

别把孤独当晚餐，要与健康为伴。生活再苦，寻找微笑里的甜。

我是GiHOME，关注你的健康生活，更关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