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阵地pc版(警察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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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四季
四季美景沁人心扉，
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歌颂了盛世的美好。
人民警察用汗水和忠诚，
勾画出四季和谐平安景象，
诠释了警察的坚守与忠诚。
春天，
充满生机、万物复苏，是春意盎然的季节，
对于警察来说，
是奋力拼搏的开端，
他们怀揣梦想，播下希望的种子，许下诤诤誓言，
立志把春天般的温暖送给千家万户。
夏天，
骄阳似火，酷暑难耐，
人民警察始终坚守在第一线，
无论天气如何闷热、雷雨交加、蚊虫叮咬，
还是汗水浸湿满是汗渍的衣裳，
处处彰显艰辛付出与无私奉献的品质，
与其说是夏天的味道，
不如说是警察的味道。
秋天，
秋高气爽、天高云淡，
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有故事的季节，
警情就是命令，警服就是使命，
他们义无反顾，舍小家顾大家，
日日夜夜穿梭在大街小巷，
奔赴在使命最前沿，
他们用“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冬天，
天寒地冻，寒风刺骨，
当人们陶醉在节日幸福时光的时候，
他们仍坚守在值班备勤的第一线，
维护着平安祥和，守候着冬日宁静，
他们顶风冒雪，坚守阵地，尽职尽责，
为的是一方安宁，
冬天的温暖对警察来说永远是遥遥无期的。
这就是警察的四季，
播撒春天的希望，
挥洒夏天的汗水，
收获秋天的果实，
守护冬天的暖阳，
他们用实际行动，
让无悔的青春和绝对忠诚，
在岁月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奔赴美好未来。
腾飞路派出所
通讯员 李涵
家园 | 茶淀街道清园里社区开展观影活动
来源：【津滨海客户端】
津滨海讯（记者 王隽 通讯员 刘术楠 摄影报道）8月2日，茶淀街道清园里社区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团员志愿者观看了电影《狙击手》。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志愿军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地下，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观看影片后，社区党员杨武会说：“志愿军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坚守阵地，我们要铭记为了祖国和人民，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发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社区团员朱双扬说：“我们纪念为捍卫中国领土而作出贡献的先辈们，所以我更加认真督促自己，在思想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学业上有所作为并练就本领，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作出贡献。”
本文来自【津滨海客户端】，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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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弯刀VS战斧——普瓦提埃战役
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599篇原创文章，作者：水瞳韵然
作者简介：水瞳韵然，家住河北省邢台市的摸鱼肥宅一枚，爱好历史和军事，骑马与砍杀是最喜欢的游戏，同时还是小约翰可汗的崇拜者，通辽汗国的忠实粉丝，哈萨克汗国最忠诚的封臣，叶儿羌汗国的一生之敌，最近貌似沉迷于《使命召唤16》。
全文共6643字，配图15幅，阅读需要20分钟，2021年9月8日首发。
快捷阅读作者文章的入口就是点击标题下方的作者“水瞳韵然专辑”！
前言：公元前3世纪，统治着西欧的西罗马帝国已经遥遥欲坠，濒临灭亡，帝国内部，罗马无限度的扩张最终使自身陷入三世纪危机之中，在275年奥勒良被暗杀到戴克里先继位之间的十余年，至少有八位皇帝被杀，而凶手都是其所属的军队。
帝国外部，一股股为了躲避匈人的蛮族如西哥特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等等不停地越过多瑙河涌入帝国请求庇护，然而，高贵的罗马人根本看不上这些浑身发臭，野蛮落后且无知的蛮族人，罗马官员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这些日耳曼人，最终迫使他们奋起反抗。
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阿德里亚堡大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队，皇帝瓦伦斯本人也被打死。公元396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攻陷雅典，大肆劫掠而去。公元401年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10年又洗劫了罗马城，使这座圣城第一次被攻陷。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西哥特王国，其疆域包括卢瓦尔河以南的西南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大片土地。
图1.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欧洲大地
继西哥特人涌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还有：勃艮第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等。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约持续了2个世纪，他们与当地的奴隶、隶农起义一起，摧垮了罗马帝国，在罗马领土上建立了许多日耳曼人王国，其中，法兰克王国逐渐成为日耳曼诸王国中力量最强的国家。
图2. 罗马人眼中野蛮落后的蛮族人
图3. 罗马人眼中野蛮落后的蛮族人
图4. 字母是G的地区均是日耳曼语系
一、法兰克王国的诞生
法兰克人是欧洲日尔曼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莱茵河流域。
公元3世纪时，统治西欧的西罗马帝国已经进入灭亡的前夕。于是，法兰克人趁机跨过莱茵河，进犯当时西罗马帝国最富裕的行省高卢。但当时法兰克人分属于多个不同的部落，并没有统一的集体。
从509年开始，法兰克人分为3个部族；萨利安人(Salian)、里普利安人(Ripuarian)和卡蒂人(Chatti, 或黑森人〔Hessian〕)。在428～480年间，萨利安法兰克人占领了罗亚尔河以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里普利安人和卡蒂人仍然留在德意志和高卢东北部。
公元486年，年仅21岁的克洛维率领他一手策划的法兰克部落联军，与西罗马帝国高卢军团在巴黎东北的苏瓦松爆发决战。西罗马帝国的势力彻底消亡，法兰克人夺取了整个高卢地区。
图5. 克洛维一世，法兰克王国奠基人、国王
而后克洛维利用自己高超的政治手段，除掉了所有的对手统一了整个法兰克民族，在高卢建立起了法兰克王国，成为欧洲各王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萨利安人在他们的国王克洛维(Clovis)的统治(481/482～511)下信奉了天主教，克洛维把他的统治权扩大到其他法兰克人身上，并征服了高卢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他的梅罗文加王朝(以他的祖父梅罗文加的名字命名)的继任者们统治法兰克人的土地，直至8世纪由加洛林家族代替时为止。
二、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公元652年，当阿拉伯军队征服波斯帝国时，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对欧洲的征服欲异常强烈，尤其是对当时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更是达到梦寐以求的地步！
但彼时阿拉伯帝国的实力还无力对抗东罗马帝国强大的海军——希腊舰队。因此，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决定采取新的战略：从陆路，经北非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经高卢进入意大利，征服罗马后，合围君士坦丁堡。
图6. 君士坦丁堡，在公元4世纪中期到公元13世纪初期时是全欧洲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在这种思路下，公元710年，北非的穆斯林大军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用很短的时间就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控制下来。虽然其核心战力的来源各不相同，本地的西哥特王国也正遭遇频繁内乱，但双方的强弱之势依旧在对抗中暴露无遗。若非新来者需要时间消化征服所得，那么北面的高卢旧地可能会更早受到攻击。
公元713年，以摩尔人为主的阿拉伯远征军横渡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消灭了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全境。
图7. 摩尔人是指科西嘉岛、马格里布和西非等地的穆斯林居民，大多为柏柏尔人，也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事实上，伍麦叶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管理模式，在许多领域都存在不完善的部分。例如居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穆斯林核心，始终是数量不多且严格限制外人加盟。除去商业税、个人封地与宗教税收入，他们也没有太多营生手段。为此就不得不对周边区域实施武装劫掠，用大量的战利品补贴家用。
等到当地居民实在难以忍受，才乘人之危的予以彻底占领。因此，穆斯林军队在西班牙的鲸吞之举，在那个时代还属于相对特例。但位于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南法地区，就不可避免的被纳入目标范围。
当时的法兰西大地，也因历史传承而在大体上分为南北两路。从莱茵河对岸杀到的法兰克日耳曼人，基本只在今日的低地地区、德国南部和巴黎等有限区域活动。奥尔良以南的旧高卢核心地带，则在文化、制度和习俗上更贴近古罗马时代。虽然先后为哥特人与法兰克人打服，却在基层严守自己的牢固传统。至于西南部的多山地带，就由更加独立的阿基坦公爵管辖，近乎独立的王国体系。如此分散且认同感不强的破碎区域，无疑让西班牙的穆斯林们看到了能复刻经典战略的天赐良机
此外，许多被征服地带的精英阶层，会为经济或政治利益而转投穆斯林阵营。所以在追随阿拉伯将领登陆欧洲的军队中，大部分成员都不是来自也门或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相反，曾被穆斯林灭国的波斯人与进行过激烈抵抗的北非柏柏尔人，才是伍麦叶王朝西扩的中流砥柱。当他们的队伍开始频频侵入法国南部，麾下就不乏转投新主的西哥特贵族。而同样的诱惑和利害关系，也经常被送到高卢的罗马化贵族面前。
图8. 西班牙的穆斯林军事贵族
到了公元8世纪，西班牙穆斯林的劫掠行动已日趋频繁。由于过去的重要海港马赛，因阿拉伯海盗的横行无阻而衰败为破落渔村，躲在内陆的主要农产区就沦为新的重点攻击对象。其中有相当部分归属于阿基坦公爵麾下，让这个实力有限的公国不得不面临毁灭式重压。
公元719年，巨大的诱惑让驻防加泰罗尼亚的柏柏尔穆斯林首先行动起来。他们翻山越岭，占据了贴近双方边界的交通要道--纳博讷，从而建立了打入南法的海陆双重基地。由于当地主要生活着西哥特王国的残余势力，所以根本没多少像样的抵抗能力。两年后，该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图卢兹，便遭到大股再度北上的柏柏尔士兵围困。幸得具有罗马血统的阿基坦公爵奥多救援，才在城市陷落的前一刻被解除了危机。
图9. 率军救援图卢兹的阿基坦公爵奥多
图卢兹之战的胜利，并没有阻断穆斯林那看起来无穷无尽的劫掠贪欲。他们随即从东侧的普罗旺斯下手，最远抵达过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地区，并随时威胁着整片阿基坦山地。奥多虽有奋起抗敌之心，却根本拿不出多少实际兵力。除去自己的领地不够富庶，敌人的长期袭扰也让周遭区域的农业经济惨遭重创。此外，他对北方的法兰克人同样保持警惕，时刻谨防自己遭这些近邻暗算。最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只可能对其中的某一方强硬，而务必与另一头达成妥协。
于是，在730年，奥多主动去和南方的柏柏尔长官交好。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对方，换得两个不同信仰集团间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惜，对方很快就因妄图割据加泰罗尼亚而遭到清算，被新继任的长官阿普杜勒-拉赫曼处死。后者也决心重拾对高卢各地的征服行动，并重新从遥远的也门和叙利亚大量募兵，准备继续战争，最终在加隆河战役中大败阿基坦联军，洗劫并摧毁了公爵手下的重要大城--波尔多，连他本人也受了伤，无奈的阿基坦伯爵奥多只得向他昔日的对手——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求援。
图10. 查理马特，法兰克王国宫相，任职时也是法兰克王国实权的掌握者
三、老奸巨猾的铁锤
查理虽为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但是已经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在早年参加多场内外战事，致力于用战争进一步统一法兰克人、强化王室威权和抵御蛮族侵略。由于他作战风格凶猛霸道，因而被冠以"铁锤"的称谓，此后就一直以"铁锤"查理的名号著称于史。
战场上的丰富履历让查理有一支始终跟随他的战团队伍。他们都是精挑细选的精锐战士，沿袭了日耳曼人的步兵传统，配备最好的盔甲和武器，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并跟随查理在战场上多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拥有一支精锐之师，也是查理本人有力的政治资源和实力筹码。（有说法认为查理·马特只有1.5万兵力，这个数据显得太少，这应该是查理·马特的核心部队数量。）
查理本来寄希望于穆斯林削弱奥多，但他这时意识到迦菲齐确实想要占领南法。查理向奥多提出，他可以率军支援阿基坦，但条件是必须从此臣服于他本人的威权，向他提供青壮年兵源并缴纳更多的贡赋，否则他十分乐意看到穆斯林把他的领地烧得一干二净。无奈之下奥多公爵不得不答应查理的各项条件。这是查理力图强化本人威权的重要举措，但是也是一场豪赌，如果他不能如约击败穆斯林，不仅他的个人威权会一落千丈，而且还会招致奥多公爵永远的仇恨，甚至不排除奥多会与穆斯林联手进攻巴黎。
四、路上的阿拉伯军队
阿拉伯远征军继续向前，进抵普瓦提埃，并开始攻城。这样一来阿拉伯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完全是轻骑兵的阿拉伯军队既没有攻坚大型城堡的经验，更缺乏必要的重型攻城器材。
而高卢地区的城市很多是自罗马帝国时代继承下来的，拥有高大坚固的石头城墙。同时查理·马特已经严令普瓦提埃城和沿途城市的守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目的就是消耗阿拉伯人的实力。于是阿卜杜勒·拉赫曼·迦菲齐留下一支部队继续包围普瓦提埃城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北上，围攻图尔城。
图尔城以壮丽的大教堂圣马丁修道院闻名，是南法地区的基督教中心，对于穆斯林来说，摧毁这个城市可以严重打击基督徒的士气，也可以夺得数不尽的宝藏。而对于查理来说，绝对不能让图尔城落入穆斯林之手，否则他的个人威权和军队士气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五、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终极对决
公元732年9月，拉赫曼与他的大军已踏入法国北部地界。由于冬季降临，穆斯林士兵还花了相当长时间去收集口粮，而前线主力又必须停下来等待后勤辎重车队跟上步伐。这让他们完全暴露在多方眼皮子底下，自己又无法对新环境做出全面探查。
在选择行军路线时，查理故意避开日常使用的罗马大道，选择走更加崎岖的林间小路靠近对手，所以当查理·马特的旌旗飘扬在图尔附近的地平线上，有恃无恐的对手对此大吃一惊。
图11. 罗马道路是古罗马的重要基础建设，道路为军队、官员及平民带来便捷的交通路径，促进陆上通讯及贸易
相比过去那支围困图卢兹的柏柏尔军队，拉赫曼手头的士兵无疑在各方面都更为强大。首先是从阿拉伯人聚集区招募来的小股精锐，包括非常能打硬仗的重步兵和弓箭手，以及披挂精良战甲的骑兵部队。由于已经用上早期的皮质软马镫，他们在马背上的战术动作比大部分欧洲同行要更为出色。更早登陆的北非柏柏尔人，则继续为他们提供各类可靠的轻装部队，非常善于在破碎地形上发挥体系优势。
图12. 西班牙的穆斯林军队 ，包括有大量西哥特人
查理-马特却不准备给对手以从容应对的机会，将己方营地部署在丘陵山头，并能依靠前方的密林阻碍对方骑兵冲锋。当时的法兰克直属统治区还规模较小，马镫这样的辅助设备也没有被批量引入西欧，所以大部分贵族武士还都倾向于步战迎敌。他们当中的精英佼佼者，可以通过长期训练获得各种马上技巧。但本身的数量还是非常有限，不足以在会战级别的碰撞中压制强敌。
更多征召者同样是按规定武装自己的步兵，足以在贵族武士的率领下坚守阵地。其中一些来自普罗旺斯的士兵，在各方面都类似先前的晚期罗马军队。而由奥多带来的阿基坦残部，则由大量的轻装部队构成。这也让他们比穆斯林对手更适合静态防御。加之身后还有类似的大片森林，让处在下方的对手很难判断出自己到底有多少兵力。
图13. 法兰克王国军队
于是，拉赫曼下令全军就地扎营，并不急于向蓄势待发的法兰克人发起挑战。同时让更多散布在周围的部队向自己这边赶来集中。因为根据当时穆斯林的固有观念，欧洲的蛮族军队比罗马式对手的更加不如。很可能因后勤不济或纪律太差，主动跑出来向自己发起进攻。介时就可以发挥眼前林地的阻碍作用，再以大量骑兵予以分割围歼。但查理-马特依靠日常训练和自己的绝对权威，始终能把控住部下的急切求战欲。仅仅以轻装部队进行袭扰，期望对方主动来爬坡攻打自己。由于事先还动员了大量劳动力，所以能靠民夫将储备物资运抵战区，也就不存在穆斯林方面所期望的后勤危机。
到了10月10日，苦等7天的拉赫曼见手头的部队已足够进行会战，便命令骑兵向法兰克人发起仰攻。大量来自阿拉伯、北非与西哥特的骑手，便策马杀向密林另一侧的山头阵地。在快速通过弓箭手的攻击覆盖区域后，径直装上了严阵以待的步兵方阵。由于法兰克有相当部分土地是从哥特人手中夺得，所以对类似的情况并不会感到陌生。查理-马特又经常组织领地内的男丁进行训练，所以让他的士兵能比其他同行更容易坚持应战。
图14. 在高处迎击穆斯林骑兵的法兰克人
不过，偌大的阵线并非全都由法兰克直系部队坚守。以至于穆斯林骑手们在多次试探过后，准确寻找到实力较弱的地方炮灰、普罗旺斯附庸和阿基坦盟友。由于很少在空旷地带直面重骑兵冲击，他们很快就坚持不住并给防线制造出大量漏洞。伍麦叶士兵也顺利的从中通过，杀向方阵内侧的查理-马特本人。好在后者身边还有充当卫队的精锐士兵，足以扛住小股骑兵的慢速攻击。一些原本居于前方的士兵，也立刻掉头增援自己的领袖，将突破进来的穆斯林对手团团围住。
同时，查理还派出部分负责侦查的轻装同盟，配合熟悉地形的民夫袭击敌军大营。虽然没能造成根本性破坏，却让大批穆斯林士兵赶回去抢救自己的战利品，进而造成整个战线的彻底割裂。法兰克人抓住机会进行反击，以少量的精锐骑兵为导引，瞬间冲垮了进退维谷的伍麦叶军队。虽然拉赫曼与自己的亲卫队还在努力维持部队秩序，却很快遭蜂拥而至的基督教士兵围攻。野心勃勃而又可怜的总督，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法兰克人还一度追到对方营地，却由于查理-马特的过于谨慎而被撤军号令召回。
图15. 一度杀入穆斯林营地的法兰克军队
公元732年10月11日，法兰克人继续在原先的山头列阵，准备迎接穆斯林方面的再次进攻。考虑到前一日的战斗并未造成摧毁性杀伤，查理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阵容完整的伍麦叶军队还是因主帅阵亡而人心浮动，决心草草结束当年的北伐征程。
当法兰克斥候终于摸进敌军营地，发现那里早已无人防御。甚至连先前搜刮的财物都留在原地，等待新的胜利者去随意领取。
于是，决定西方基督教文明命运的普瓦提埃战役以法兰克人的全面胜利告终。这场战斗中，穆斯林约损失了10000多兵力，而法兰克人只损失了不到2000人。
六、尾声
由于在普瓦提埃战役的胜利，查理·马特巩固了他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地位。这就为然后他的后人的扩张奠定了基础。公元751年，查理·马特之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矮子丕平废黜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自立，建立了法兰克加洛林王朝。他就是闻名后世的法兰克帝国查理曼大帝的父亲。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成为统治西欧大部分地区包括多种部族的大帝国。
由于内部封建割据和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曼大帝死后不久帝国陷入内战。公元843年，他的3个孙子签署《凡尔登条约签》。将帝国瓜分为西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和中法兰克王国。这就是近代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
真主断剑之殇——普瓦提埃战役
普瓦提埃之战：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会战
普瓦提埃战役：法兰克军队战胜了阿拉伯帝国的入侵
人类文明史的关键节点——普瓦提埃战役
图尔之战：法兰克帝国崛起与穆斯林西欧战略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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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21年卷正式面市
中新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 万淑艳)在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之际，由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编纂的《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21年卷)(以下简称《年鉴》(2021))于近日正式面市，这是继2003年开卷以来编辑出版的第十卷。
图为11月9日在北京拍摄的《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21年卷)封面。 中新社记者 王骏 摄
据了解，《世界华文传媒年鉴》是一本展现港澳台及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现状的资料性、实用性、学术性兼具的大型年刊，其绝大部分资料为第一手资料，由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机构或专业研究人员提供、撰写。《年鉴》(2021)收录了2019年至2020年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资料，为了保持资料的连续性和新鲜感，有些文章和条目适当追溯了历史，有的则将资料延至2021年。
《年鉴》负责人介绍，《年鉴》(2021)延续设置了“传媒风采(图片)”“华文传媒发展综述”“港澳台及海外华文传媒简介”“传媒大事记”等栏目，新增“世界华文媒体200年大事记”，是中新社编辑人员为媒体界梳理的一份世界华媒发展的“简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
图为11月9日在北京拍摄的《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21年卷)。 中新社记者 王骏 摄
据介绍，2020年迄今，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对世界华文媒体产生极大影响，媒体之间的交流联谊活动处于停摆状态。但令人感佩的是，大多数华文媒体积极应对，坚守阵地，知难而进。更有不少华媒以此为契机，从纸质媒体全面向网络新媒体转型，打响突围战，履行华媒人的使命担当，彰显华媒人勇毅前行、百折不挠的精神。(完)
历史学必须捍卫人的价值：吕西安·费弗尔与年鉴学派
历史学在二十世纪遭遇了一场巨大观念革新。十九世纪兰克式的历史学旨在以一种科学与客观的方式揭示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看来，历史学必须采取一种实证主义与不偏不倚的态度，历史学家仅仅是时代的旁白。在十九世纪欧洲列强争霸全球的的背景下，这种历史学聚焦的是英雄与国家、文化的历史，历史应当是一门统一的科学。
而在二十世纪这种历史学受到了全新的挑战。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叙事过于狭隘，忽视了英雄们起作用的那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他们的这种追求体现的是民主化时代对个体与被国家遮蔽的社会历史的吁求。新一代历史学家希望看见的是被英雄的光辉所遮蔽的大众与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对每一个无可取代的生命体验的理解与怜悯。在他们的眼中，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在油灯下小心翼翼写下的日记，与充斥着政客们的野心与权谋的外交档案同样重要。
法国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无疑是二十世纪历史学的领路人与开先河者。正如布赖萨赫在《西方史学史》中对他们的精确定义：（他们相信）世界并非是宏观性结构与力量塑造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历史情境中都有自己特有的意义。因此，历史写作不应旨在呈现历史的前因后果，而要描述历史过程。
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落赫一样，都是年鉴学派的先驱。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传统史学进行修正，尽力扩大史学的来源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打通各个人文学科的壁垒，呈现出完整的“人的历史”。在他们的研究中，政治不仅限于宫廷与庙堂之上，而是内生于每一个人生活的具体结构中。在年鉴学派历史学的历史中，历史并非是直线的、进步的，前近代的世界同样深具文明的魅力。同样，在费弗尔看来，历史学家应该了解地理学、统计学、语言学乃至生物学，才能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与感触之中。文化与历史不应只是精英阶层享有，而是应该步入孕育了它的大众之中。
《为历史而战》作者：（法）吕西安·费弗尔 译者：高煜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2年6月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1878年—1956年）的名字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作为赫赫有名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若干部经典作品也早已迻译为中文，其中包括《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及《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等。与马克·布洛赫相比，费弗尔的人生路径走得更为顺畅。1912年，他就担任了第戎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1920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并在那里与马克·布洛赫相识，从此一起并肩作战，1933年，费弗尔进入了法兰西公学院，而这是布洛赫一直未曾得到的殊荣。《为历史而战》是费弗尔从1906年到1952年的若干篇书评、讲座和回忆录的汇编。在半个世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费弗尔一直致力于推广更加关注社会、经济与人文地理学的历史研究，而这些文字便是这段“斗争历程”的见证。
为什么需要捍卫历史？
要理解历史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变化，就要回到当时人们的知识体系当中。这个时期，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从达尔文的古生物研究到爱因斯坦等人的物理学研究，这些前所未有的思想，几乎摧毁了当时一般知识人群对世界的认知。那些生活成长于这种交替时代的人们，对于这些变化更为敏感，因为他们从小受教育所形成的观念，与其成年后直面的世界是如此不同。在动荡的时代中，一切都失去了掌控感和稳定性，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对历史的蔑视。
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建在欧洲的历史学领域尤为突出。在19世纪中期，历史学常常需要已被广泛认可的其他学科来撑腰，主要来说就是神学和法学。无论是德意志式的政治外交史还是英格兰风格的宪政发展史，其背后都存在着一套神学思想和法学逻辑体系。
从兰克的学派崛起以来，在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界弥漫着对“事实”的“浑浑噩噩的崇拜”。与德国相比，法国在19世纪的史学发展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早期史学家更像是政论家和文学家的写作。在费弗尔的写作中，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种“文人式”的修辞风格。“历史学就是文献学”在20世纪上半叶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并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学界。傅斯年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1929年与马克·布洛赫共同创办年鉴学派的核心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1933年担任法兰西公学院教授；1947年建立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构思并主编了《法国百科全书》。另著有《腓力二世与弗朗什-孔泰：政治、宗教与社会史研究》《马丁·路德的命运》《莱茵河》等。
然而，费弗尔号召学者们要彻底丢掉兰克“幼稚的唯实论”。在费弗尔看来，这种完全基于文献的研究，困住了年轻人的智力，关门闭户拉窗帘的常年伏案工作，消耗了新一代的锐气。费弗尔强调，档案绝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焦点，要牢记“事实的收集并非事实的本身”，任何历史书写最终都是事实的选择。当然，费弗尔绝非轻视史料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认为应当尽可能地拓展“史料”的范围。只有在学术视野转换之后，原先没有意义的账单、地契等等材料才能够被转化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统计学、人口学资料。他批判以政治史、外交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强调更应该关注土地所有权、行会组织的形成以及个人权利与自由在不同时代的展现，这些才能更为直观地反映历史上真实的社会状况。
历史学家汤因比。
以此同时，费弗尔对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历史学的机会主义哲学”也极为排斥。在费弗尔眼中，历史学自有其专业性、科学性和独特价值，许多诗人、小说家和记者却以为他们在闲暇时随便读几页历史书，就立刻能把握历史学家专门研究都未能理解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斯宾格勒这位“德国空论家”使用简单的、玄学式的类比，以罗马帝国的衰亡来预兆当下欧洲的衰落，这种想为人类前途指明方向的雄心壮志，最终变成了“精明的、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的”大杂烩。而汤因比这位“英国政论家”也在其作品中充满“先知气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比如，汤因比说文明是在逆境中产生出来的，但逆境却不能过于严苛，否则生存成为文明的第一要务就永远得不到充分发展。这就如同一条未死而僵硬的虫子，既不能飞行也不能蠕动，只能绷紧一切以活下去。费弗尔愤懑地质疑，“让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个限定的时期范围内，不把他20世纪人的思想、情感、挂虑投射到16世纪、或者13世纪的人的头脑和心中，这件事就这么难吗”？费弗尔坚持认为，将现实需要的“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等等标签强加给古代文明是非常错误的，除了会产生严重错乱外更一无所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不同，其恰恰表现在没有体系上，因为在历史研究中所建构起来的，大多是试图奴役他人精神的体系。
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
在他看来，这些研究既不能打破既有观念，也未能开拓新路。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才是费弗尔心目中好的历史研究呢？
在19世纪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外交战争和军事冲突中，许多历史学者都试图使用历史来“干涉”政治，专注于大人物的个人情绪和心理，或者从外交博弈的规则中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费弗尔对这种解读路径极为不满，他认为要真正地理解历史必须要强调地理、经济和社会因素，同时也要重视智力、宗教和心理因素。简要而言，山川河脉、森林湖海是基础性要素，而在这里的人类活动则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
重视地理环境是法国学界数个世纪以来的悠久传统。诚如伊格尔斯所言，年鉴学派深植于法国学术传统，且始终是一种独特的法国现象。早在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就提出地理环境是人类多样性的根源。他还按照从东南到西北的顺序，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以及北方（西北欧）诸民族分别占据主导地位。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论法的精神》中所阐发的法律制度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已然被打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标记。费弗尔在巴黎高师时的老师德·拉布拉什（De La Blache，1845—1918年）也致力于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并特别强调人类的生活方式并非地理这个单一因素所决定的。在这个方面，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年）的影响更大。贝尔所创办的《历史社会杂志》在20世纪初成为了法国学界批判传统史学的阵地，在1920年所编纂的《人类的演进》丛书时也突出要将 “大地与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必要目标。在贝尔八十岁大寿时，费弗尔诚恳地表明正是贝尔哺育了自己，孕育了年鉴学派。
工作中的亨利·贝尔。
在人类与地理环境的交互关系中，人类是地理环境的主宰者和改变者，而地理环境也影响着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生命演进的历史就是积极适应环境的历史”。这些发展在费弗尔那里更进一步，此后又在布罗代尔那里发扬光大。在布罗代尔刚刚完成索邦大学博士论文答辩，费弗尔就盛赞他的《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一份全新的、革命性的计划，将西班牙“最广义的、宏大的政治版图，重新置于他们的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背景下”。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也持类似观念，认为人类最抽象的科学思想与最绝对的伦理体系都与特定人群和地理区域密切相关，而在其自身文化疆域外并不具备有效性。
民族国家与人的价值
国家与民族主义思潮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底色，大部分研究本国史的学者也都有坚定的民族自豪感。亨利·皮雷纳的《比利时史》不仅是一部学术典范，也是一部为比利时主权、人民和历史正名的巨著。相对而言，费弗尔的主业虽然在法国史，但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不能将当下对国家和民族的理解投射到遥远的过去。他以历史地图集为例，说明其中收录了差异巨大、形态各异的版图，却都是一个被称为“法兰西”的国家。费弗尔对于泛化的“民族”概念非常警惕，甚至讽刺说这个词就像是一种舒适而安全的交通工具，“让人坐上它沿着许多世纪的河流溯流而上，永远不需要换座位”。这种变动不居的状态看似“有悖常识”，但却是民族主义宣传背后一个国家的真实面目。
在很多方面来说，《年鉴》杂志是法国与德国进行学术竞争的产物，尤其是考虑到费弗尔和布洛赫这两位创始人所在的斯特拉斯堡，正是德法之间的边境地区。费弗尔对兰克学派的反对，除了对只关注于政治外交和档案文献的不满外，也带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强调德国学者们相对忽视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主张新时代的史学必须是“科学的、综合的、比较的、全面的”。在法国于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后，布洛赫因犹太人的身份被逐出《年鉴》，他给费弗尔说不愿意看到“马克·布洛赫被赶走了而《年鉴》还如常运作”，却遭到了费弗尔的拒绝。在费弗尔看来，《年鉴》的停办意味着法兰西民族“新的死亡”，被奴役的民众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而他自己作为唯一的主编将继续保护这个已经改名为《社会史文集》的杂志延续下去。
布洛赫与费弗尔主编的第一期《经济社会史年鉴》。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关于国家荣誉感的竞争并不影响他们对本国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的批判。费弗尔和布洛赫都强调学者应当有独立的立场，并应当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学者们不应忽视当代的议题，但不能自认为指引航向的导师。
马克·布洛赫曾说，世界大战中法国的失败首先是智力和性格的失败，最先的崩塌正是领导层的崩塌。费弗尔也认为，原先引领世界的法国从1850年逐渐走向下坡路。在那个时期，物质革命已然发生，但“法国人以他们的稳重、克制、谨慎的过时哲学理念为挡箭牌，继续搞政治、只搞政治、始终搞政治”。对“政府决定”不可动摇的崇拜流传下来，民众在“那么多窝囊废”的治理下，“受盲目的力量随意摆布”，政府“让这种力量释放出来，却既不去引导，又不去控制”。
费弗尔始终强调“人的价值”，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费弗尔这里所说的并非是永恒的抽象的人，而是作为社会成员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具体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依照个人的才能和责任，做着各种操心事。他们的职责、职业、才能与操心事混合在一起，既相互制约又彼此冲突，最终所达成的妥协就是“生活”。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便不再具有价值。历史的研究要聚焦于人，而人之所以要研究历史也是为了自身的意义。只有历史能让我们在极不安定的世界里，“以除了对恐惧的本能反应之外的其他本能反应来生活”。这种历史学不束缚人、不逼迫人，人类社会一旦没有了真正的历史学，一切都会变得不再牢固。
多学科的融合与合作
在这部文集中，费弗尔对多学科合作的推崇贯穿始终。无论是心理学、社会学，还是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甚至是地理学、物理学与自然科学史，都在费弗尔的学科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一直希望，能在不同学科之间，为身处各自河岸、互不了解的工作者搭建桥梁。比如，在《他们的历史学和我们的历史学》中，费弗尔指出哲学的精神和历史的精神是两种顽强的精神，双方可以坚守各自的阵地，但不要互不理睬。甚至像卡西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矢口否认自己是历史学家，仿佛承认自己是历史学家就相当于宣称自己的哲学具有了时代局限性。不可否认，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时代的观感存在很大差异。如法国著名天主教哲学家吉尔松认为，13世纪和14世纪在哲学史维度上没有任何分界，但在历史学家、特别是艺术史家眼中，这两个世纪的传统、政治模式和教堂建筑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非阻断交往的借口，反而是促进相互交流的契机。
费弗尔一直倡议学者们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共同进行研究，这或许源于他和布洛赫以及其他学者之间亲密合作的亲身体验。在《迈向另一种历史学》中，费弗尔设想了一种团体协作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位头脑机灵、受过训练而具有深厚文化素养的“学术带头人”。这个人要“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要素来解答生活每天向社会和文明提出的重大问题；能划定一项调查研究的范围，正确提出问题，准确标明资料来源”，最终还要“评估开支，调整机构的运转，确定小组成员人数，以及发动他的人去探索未知”。这种设想在当时的条件或许未必成熟，但放眼今天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生培养方面，似乎与费弗尔所设想的协作组织非常类似。从主办《年鉴》开始，费弗尔就一直实践史学小组的工作，直到战后建立起了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第六部并担任第一任主任。在费弗尔去世后，这个位置传给了布罗代尔，并在1975年后独立成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这个学院的宗旨便是“以社会科学实践研究培养研究生”，切实地贯彻了费弗尔的风格。
由于本书所收录文章多有论战的性质，无论是讲演还是书评，大多都带有一股火药味儿，他宽大的下巴仿佛也彰显了好斗的性格。文人的乐趣与历史学家的认真在费弗尔的作品中俯拾皆是。有时，他非常认真地分析法国方言拼写的演变，以探究可能反应的社会状况。有时，他又刻意地欲言又止，以表明自己的不满态度。他俏皮的语调常有戏谑，娓娓道来的文笔如同耳语般絮叨，甚至从文字中能想象出费弗尔在写作时左手挥舞的动作，甚至仿佛能听到他愤恨的叹气声。
费弗尔说：“我从来不为我自己战斗，也从来不为某个个人战斗。我是为历史而战。我毕生都在为历史而战。”在他看来，与他并肩作战的既有亨利·皮雷纳这样的前辈，也有马克·布洛赫这样的同辈。如同他在描绘马丁·路德的时运一样，先驱者的命运之所以难以捉摸，是因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时代人的态度。如果获得支持，就会汇聚成集体的强力；而遭遇了抵制，那些过早撒下的种子只能期待下一代人的培养了。费弗尔的敏锐和博学使他较早地提出了情感史研究的可能与方向，甚至专门强调了印度洋区域的研究价值可以比肩地中海文明研究。他对心理学的重视，在勒高夫的《炼狱的诞生》和《心态史：模糊不清的历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时至今日，年鉴学派的国际影响力似已有所式微，许多学者也拒绝被贴上“年鉴”的标签。究其源头，只是一场更新历史解释方法、改变历史研究重心的运动。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在其早期阶段的样貌，其更多地在于打破固有的历史研究模式，弥合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壁垒，消除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分野，为人文学科的交流建立“合法分工”和交流平台。费弗尔的勤奋、渊博与“毒舌”都是为了提倡“整体的历史”和跨学科研究，这是新史学方法发展和学术重心转移的重要保障。
作者/李腾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王心